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

摘 要 社会与情感能力是高职学生发展的重要方面，校企合作是培养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关键路径。基于湖北省1895名高职学生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存在显著群体差异，高年级、受教师关注与同伴支持更多的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概率更高。参与校企合作有助于提升高职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且这种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参与校企合作对社会与情感能力较低的高职学生不具有显著效应，对社会与情感能力水平高、女生、农村籍和无留守经历的高职学生具有更强的积极效应。强化校企合作全面育人功能、拓展校企合作参与覆盖面和加强校企合作过程管理，是提升校企协同育人成效、促进高职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高职学生；校企合作；社会与情感能力；倾向得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08-0062-07

一、引言

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我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由“谋业”向“人本”转变。社会与情感能力作为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不仅决定着个人的事业成功和人生幸福[1]，还是民族素质与人口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对高职学生而言，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一种“软技能”，是帮助其适应岗位变换、锻炼职业迁移能力、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支撑[3]。然而，受主客观因素影响，相较普通本科生，高职学生更为普遍地存在自卑、主动性与创造性不足、行为“失范”等现象[4]，“高技能低素养、精技术弱情商”的发展现状严重制约了高职学生的长远发展。为此，有必要关注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养，从而为促进高职院校育人育心、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新思路。

当前，高等教育界有关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研究多从家庭背景或学校环境等层面出发[5][6]，以考察其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往往聚焦于普通本科生，对同为高等教育主力军的高职学生及其独特性关注不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校企协同育人不仅表征着职业教育固有的跨界属性和技能本位特征，其成效更事关我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已有研究指出，基于校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为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培养提供了专门途径[7]。然而，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这一行为本身对其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作用却鲜少得到实证层面的检验。因此，从实证层面探讨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可以为提升校企协同育人成效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性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二、文献综述

（一）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研究

自社会与情感能力进入研究视野以来，有关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价值与影响机制的研究已有初步探索。经验证，兼顾高认知、高社会与情感能力型的职业在岗位需求和工资收入方面增长最快，其中社会与情感能力回报率的递增趋势最为明显[8]。从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现状来看，高职学生在人际交往得分上高于普通大学生，但在好奇心、宽容和共情能力上却显著低于普通大学生[9]。闫广芬等总结出高职毕业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缺失表征主要体现在团队协作能力不足、就业沟通能力薄弱和适应社会能力匮乏三个方面[10]。

就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而言，可将其归类为个体因素、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三个方面。从个体因素来看，大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在年级、出生地等方面存在差异[11]。如对浙江省4462名大学生调研数据发现，城乡大学生在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大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总体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大学生[12]。

相较于个体差异分析，更多研究从家庭和学校环境出发考察影响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的因素。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会表征出显著的情感态度差异[13]。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受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有显著影响[14]。然而，有研究者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家庭背景相对同质化与低层化的高职院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向效应并不明显[15]。在学校场域中，人际互动是促进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最普遍与最直接的方式。研究表明，学生对校园人际互动越满意，与师生接触更频繁，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也更好[16]。

（二）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发展的影响研究

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联合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具体表征为现代学徒制、顶岗实习、产业学院等形式[17]。校企合作的育人价值已得到现有研究的普遍认可，更为关键的是，企业中直观、真实的学习环境让学生“身临其境”，其动手和实践能力得到提升[18]。赵志群提出，校企合作培养的学生比单纯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更能适应劳动市场需求，他们可以快速实现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19]。基于扎根理论，冉云芳等勾勒出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收益模型，指出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在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领导能力等方面均实现提升，社会与情感能力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能够促进高职学生个人价值的实现[20]。但是，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和拓展方向。第一，有关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该项能力对高职学生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为本研究协变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第二，校企合作的相关研究表明，高职学生在参与校企合作中整体呈现“参与校企合作—技能与素养提升—实践能力增强”的发展路径。但这一路径忽略了高职学生社会和情感能力的发展，校企合作的育人成效有待更为全面地评估。基于此，本文以社会与情感能力为切入点，利用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验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网络调查的形式，于2023年9月对湖北省24所高职院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校园生活与学习情况以及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四部分。最终共收集问卷207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189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5%。1895名样本学生覆盖理工、医卫、管理等多个专业类别。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与情感能力，其量表参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设计的以大五人格和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测量框架[21]。数据结果显示，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5，KMO值为0.982，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量表共46个题项，分为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和交往能力五个子维度。社会与情感能力及其子维度得分均值（赋值为1～5）代表高职学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表现，均值越大，表示其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越好。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参与校企合作。问卷中询问了高职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否参与过学校组织的校企合作活动？”答案为二分变量（是=1，否=0）。在倾向值匹配分析中，没有参与过校企合作的为控制组，参与过校企合作的为处理组。

3.协变量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主要从个人、家庭和学校三个层面选取了协变量。在个人层面，选取性别、出生地、留守经历与年级四个变量，前三者均为二分变量，分别以女生、农村和无留守经历为参照，年级为1～5的定序变量。在家庭层面，采用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和父母职业得分进行测量，其中家庭年收入对“20000元以下”“20001～50000元”“50001～100000元”“100001元以上”四个选项依次赋值1～4；父母受教育水平取父母双方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一方计算得分；父母职业得分按《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报告》的职业划分标准，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分（无业或待业）～10分（党政干部）”，并取父母双方职业得分较高一方进行计算。在学校层面，采用学生干部经历、教师关注度和同伴支持三个变量，其中学生干部经历为二分变量，以无学生干部经历为参照；教师关注度和同伴支持按李克特量表，从“很少”到“总是”依次赋值1～5，数字越大代表教师关注和同伴支持越多。

（三）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参与校企合作与未参与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在个体、家庭和学校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检验两类样本是否具备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条件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采用Logit回归模型估计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

其次，为克服传统OLS估计存在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估计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影响。该方法最早由罗森巴姆（Rosenbaum）和鲁宾（Rubin）提出[22]，其基本思想是依据高职学生的可观测特征，为参与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匹配样本特征近似但未参与过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将该个体作为学生的反事实样本，同时基于对结果均值的比较，实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并将其记为ATT，模型如下：

ATT=E{E[Y1i-Y0i]|Di=1，p（xi）} （1）

其中，Y1i和Y0i分别表示高职学生i参与校企合作和未参与校企合作两种情况下社会与情感能力得分，Di为处理变量，表示高职学生是否参与校企合作的虚拟变量，如果学生i参与了校企合作，则Di=1，反之Di=0。p（xi）为倾向得分值，表示在控制样本特征协变量X的情况下，学生i参与校企合作的条件概率。

最后，本文采用分组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参与校企合作对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其中，分位数回归的模型如下：

E[RIF（Competenceit，Qr）|Yit]=Yitβr1 （2）

模型中β1表示参与校企合作Yit的变化对高职学生在Qr分位点上社会与情感能力的边际影响。Qr表示分位数，通常取值在0.1～0.9之间，取值越高表明高职学生社会与情感能力分位越高（如0.9表示社会与情感能力排前10%的高职学生）。

四、实证结果

（一）样本的描述性特征

调研样本信息显示，参与过校企合作的学生比例为59.9%。从校企合作参与频率来看，一学期1～3次占61.44%，4～6次占24.12%，7～9次占6.16%，10次以上占8.27%。从学生参与的满意度来看，非常不好占2.02%，不太好占3.96%，一般占43.40%，比较好占38.64%，非常好占11.97%。这表明校企协作育人质量与成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调研结果分析发现，参与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和未参与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在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以及校园生活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具体来看，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样本中，高年级学生的占比更大，家庭年收入更高。在校园生活方面，参与校企合作的学生更可能担任学生干部，得到的教师关注和同伴支持也更多，且均在0.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显示，相较于未参与过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参与过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其社会与情感能力总体水平显著更高，从子维度来看，参与过校企合作的高职学生在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和交往能力上分别高0.14分、0.16分、0.19分、0.18分和0.13分。

（二）影响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因素：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

为更精确地研究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Logit回归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教师关注度和同伴支持对个体参与校企合作有着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女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概率比男生显著高20%。与此同时，年级越高，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可能性就越高。另外，教师关注度和同伴支持每增加1单位，高职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概率分别增加38.1%和28.6%，这表明教师关注越多以及同伴关系更好的高职学生，越有可能参与校企合作。具体结果见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