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当与适当：价值认同视域下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的生成逻辑

作者简介

张成林（1984- ），男，韶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德育原理，职业教育（韶关，512005）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媒体视域下粤北教育‘红色精神’德育内化的长效机制研究”（GD23XJY83），主持人：张成林；2021年度广东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师教育公共教学教研室”（粤教高函[2021]89号），主持人：张成林；2022年度韶关学院质量工程建设项目“教育基本理论教研室”（韶学院办[2022]54号），主持人：王彦才

摘 要 “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应当秉持的本质使命和历史重任，核心是促进高职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内化。德育行为借助于高职学生的价值认同来内发生成，其生成机制较为侧重于德育规律的内在生成逻辑，凸显着德育本体论意涵，发挥着德育的价值关切和高职学生发展的意义诉求。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的生成境遇价值悬置、功能遮蔽、过程偏移和行为失范等失当表现，引发德育工作“失语”风险，造成学生主体出现价值认同危机倾向。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需要从价值复归、功能凸显、过程凝聚和行为内生等方面进行适当调适，最终形成理性僭越、隐而不彰的行为生成图景，建立兼具德育价值认同和行为生成导向的境脉勾勒时空。

关键词 高职学生；德育行为；价值认同；生成机制；过程凝聚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8-0058-05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归根结底在于“立德树人”[1]。 “立德树人”是高职院校应当秉持的本质使命和历史重任，核心是促进高职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内化，最终有效生成良好的德育行为。进入全媒体时代，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交织而成的“差异格局”加剧了高职德育工作的治理难度，当下盛行的“符号消费”引发高职学生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角色紊乱等诸多冲突。传统“个体社会化”的单向度道德生成逻辑已经无法弥合多元性、多面性与流变性的个体道德需求与社会道德需要，生成哲学维度下强调内外互通与动态生成的“符号—认同—内生”的高职德育生成逻辑由此应运而生[2]。

一、高职德育之价值认同

德育是在思想道德的理性范导下，依据社会与个体的不同发展需要，教育者在促进实施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之中，应当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以促进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3]。德育自身就涵摄了内在运行规律与受教育者全面协调和理性发展的趋向预判，换言之，德育是对受教育者主体发展的一种非设定性的指涉（nonthetic reference），并牢牢地渗透于高职师生的现实互动交往之中。德育是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社会教育，也是个体思想道德形塑和政治社会化的动态生成过程。符号能与高职德育的功能属性达成正向的匹配耦合，符号内里伏隐着德育机制的庞大信息源与强大的育德力量，它是道德生成的“最初”，而非道德构成的“最小”，符号世界内里已基本具备高职德育生成的基本法则。高职场域中富含高深知识符号，高职学生通过对高深知识符号的编码与解码，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将高深知识内隐的意义世界深入到自己的血脉与骨骼当中，完成心理上对符号意义的认同[4]。高职院校德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教育系统工程，其中包括诸多系统因素如何更有效地整合或者高效地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完善其制度功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有力执政与有效管理服务，最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尤其是在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如何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当前的教育活动之中，使其具有更加扎实的基础与深厚底蕴，终而实现涵育化人之功效[5]。

在本体论意义上，高职院校德育活动是一种组织化的教育实践行为，在德育运作过程中，教师通过组织富有德育意蕴的活动来掌控德育实践，对高职学生隐藏于现存主体的潜在性德育状态进行细微洞察，并付诸德育性的实践预期，以实现对客观存在状态的提升。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一普遍概念产生于人们与满足他们需要的外部事物之间的关系之中[6]。所谓价值认同，就是指在社会活动交往中，个体或组织在客观和心理上对某种特定价值进行的认可和赞同[7]。高职院校不是通过单纯的“价值注入”，而是通过“价值认同”来推动道德行为的涌现，从而确保教育效果的主观性和意义生成的不确定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和价值信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是历史新起点上秉持“文化自信”的思想源泉[8]。制度价值的主体是“人”，“人”的内在需求是制度存在的价值尺度，制度对“人”的真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能够满足人们对制度工具价值的不确定性的需求，而且还体现在它能够满足人们对价值共识的“本源性”诉求，从而彰显出制度价值及其多样性[9]。细而言之，德育价值的主体是学校场域中发展的“人”，个体的本源性需求是德育价值存在的内在尺度。在本体论视域下，有组织、有目的的高职德育活动与高职学生发展可谓是“本源共存”，并有助于推动高职学生价值认同和德育行为生成，超越了纯粹教育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并被视为高职理性本体论德育共识的有效释放。

德育生成的价值建构与意义阐释并非混沌无序状态，而是遵循德育生成特有的逻辑框架。在价值理性范导下，高职院校德育蕴含着先验概念和认知图式的双重建构过程，旨在发挥德育生成之中的价值预设与内发生成。在本体论的意涵中，大学德育是实体的本真存在，其生成过程与德育载体的文本意义和开放符号的生发事件密切相关。“符号认同”的高职院校德育生成愿景是价值判断的同质逻辑和事实判断的异质逻辑的有机统一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德育本质上的应然向往与实然追求。在从“本真”主体到“拟真”符号的德育推演过程中，高职院校需要价值理性和实践智慧所能框定的轨道和规则，并遵循特殊德育文化场域的生成逻辑[10]。

二、德育行为的生成机制

英语中与动词“生成”相对应的词是“generate”，来源于拉丁文“generat”，由动词“genare”演变而来，意为引发、造成、产生与生成。生成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客观的静止文本，而是由始至终发展变化的集合，也处于连续生成的动态交替之中。生成理论的特点是突出事物的形成和转化，而形成或转化都具有整体性和突现性，因此生成论必然是整体的[11]。存在的过程不是将现有的元素转化为成就，而是将所有相关的潜能整合成新的个体。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它有一定限度的“临界点”；为了研究事物的“本原”，把它们放回它们被创造的真实环境中是有可靠意义的[12]。进而言之，为了洞悉德育的“本真面目”，需要把它放置于高职院校教育实施的现实场域之中，才可能会产生依循德育本体价值生成可靠的教育意义。

生成哲学为德育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前提性的理论基础，为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道德秩序不是一种自发性的演进秩序，一些不可逾越的德育底线秩序在支撑着高职的德育运作与价值存在，德育行为的机制生成过程涉及到内生性德育行动的决策取向和外生性的动态博弈。德育中的价值认同作为一种事件哲学，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定性，贯穿于德育行为生成的过程之中，动态嵌套于高职德育活动的衍生机制。生成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符号是高职德育演进过程的生成起点与逻辑原点，文化符号隐匿着德育生成愿景与道德建构图式，高职学生在对特定文化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的转换过程中完成了对文化符号隐匿的道德意指的内化与彰显。高职院校思政课堂实际上是文化符号的汇集场域与道德价值的内生场所，高职德育的生发过程实际上就是柔性本体意蕴与刚性符号架构之间的合理交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缄默知识”与“形式知识”之间的境脉网络被整塑与接通，德育本体与实体之间的协同互生得以完成[13]。

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的生成机制主导着高职德育发展的变革路径，规约着高职学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驱控着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的内部机理。德育行为的生成机制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德育规律的内在生成逻辑，凸显着德育本体论意涵，发挥着德育的价值关切和高职学生发展的意义诉求。鉴于此，高职院校不仅要把教育目的所预先建构的道德意向凸显出来，而且要把这种道德意向所映射出的潜藏背后的行为生成图式，都要置于德育价值认同的行为生成之中。借助于富有德育意蕴的文本载体以及诸多教师规范化、意识化的教育引领，高职院校通过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交织共存而实现着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秩序的理性化。在特定意义范围内，高职院校要有全局意识和辨析能力，对通过德育本体价值和学生行为倾向之间的契合转化而发生作用的生成机制进行必要的监控与引导。价值论审视下的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是一个富有功能生成的本体论事件，又是一个富有意义生成的认识论空间。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的生成意义和后续效力不仅仅是在一个既定的学校文化场域中被导引着，而且与家庭场域、社会场域密切相关，共同构成高职学生德育成长的关系网络。

三、德育行为生成的失当表现

（一）价值悬置

在实践理性的范导下，德育价值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驱使着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的内发与生成。反观现实，不少高职院校的德育工作只是德育理论和推进方式上的生搬硬套，德育“本源性”价值出现了“悬置”样态，陷入价值逻辑与德育实践的背离，可以预判其德育成效也必然不堪一驳。德育的价值悬置根源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功利主义传统观念和体制惯性消解了对高职院校德育工作的价值认同，导致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遭遇德育价值流变和现实演进桎梏，引发德育效能困顿与实践流弊的不良倾向。

（二）功能遮蔽

工具理性对高职院校德育工作进行“超负荷的”宰制，德育功能在建构价值认同视域下德育符号编码的同时，也遮蔽了高职学生行为生成的个性差异性。现实中的校场域还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德育载体也时有出现功能性遮蔽，德育功能存在“非线性”偏离甚至弱化隐患的潜在风险。在高职德育工作的实施过程中不能顾及人性的多元化诉求，同时偏离人性化的教育轨道，牵制着道德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德育载体的生活性与现实性一定程度的缺失，导致学校德育功能失衡和德育结果有效性的渠道受阻[14]。高职场域中存在着德育工作的诸多不利因素，“伪人性化”“假人性化”的德育工作随处可见，德育功能发挥遭遇巨大现实性阻隔，高职学生的德育行为生成偏离“预设轨道”。如果高职偏要偷梁换柱将德育功能视为“偶然性遮蔽”，不仅在德育理论上难以自我确证，而且在德育功能施展过程中亦会陷于艰难困境。

（三）过程偏移

当前道德教育的过程主要依赖于片面的说教和单一化的灌输，缺乏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也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此外，传统德育内容缺乏时代特征，与现实的改革开放距离甚远，教育效果不佳[15]。由于当前不少高职德育过度依赖于“价值灌输”和“道德说教”，德育内容载体较为陈旧，致使高职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造成德育过程丧失应有的本体价值，出现实施过程偏移的不良窘况。现实中，高职德育过程处于一个纵横交错的生成网络，多是指引性的现实规约，而不是建构性的动态生成。受德育意义符号空间藩篱的人为圈定，德育过程长期陷于内部虚妄与外部严苛的矛盾交织之中。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既蕴藏新德育行为交织互动的生成契机，又随时内隐着诸多道德过程偏移的风险。高职学生德育过程的偏移是德育存在的隐蔽样态，演变为一种德育符号价值认同的偏离和德育异质化生成过程，也是德育行为生成的“非线性”偏移过程的吊诡现象。

（四）行为失范

“失范”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美国学者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认为，“失范”是指由于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的不一致而导致的反常、越轨行为，是一种系统结构性的崩溃[16]。“行为失范”是个体在纯粹场域范畴之中的行为事件得以生成的意义空间里进行过度阐释的窘境，意味着这个意义空间所存在裂隙行为之间运作偏离性生成。在高职德育的现实场域中，作为关系性存在主体的高职学生离不开德育价值的匿影缠绕，逃不出高职德育结构的愿景规划，易陷入德育行为生成的失范倾向，抑或演变为德育架构影响下的“提线木偶”。尽管高职学生行为失范不一定纯粹出于德育生成意图的驱使，高职学生德育行为生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道德虚妄的事实辨识和价值判断，忽视了高职学生原初本真诉求的德育体认，容易陷入“道德负重”或者“道德表演”。高职学生德育行为失范偏离了德育主体意涵本应镶嵌于高职现实场域的主导价值话语——“立德树人”中的生成之道，同时隐蔽了德育启悟新思的价值认同的本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