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学生人际关系亲密程度与类型的二维探析

作者简介

余习德（1987- ），男，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心理学（广州，510665）；杜文明（1986- ），男，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中职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邱智婷，梁奕琳，张思旖，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生活德育视角下‘明德强能’校本德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为例”（2023JKDY100），主持人：杜文明

摘 要 父子、母子、师生与同学关系是中职学生人际亲密的主要来源。分别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采用电子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广东三所中职学校的1287名中职学生四类人际关系亲密程度的“量”的差异与组合模式人群类别的“质”的差异进行检测。以变量为中心的结果表明：第一，家庭子女数量与母子亲密呈负相关；第二，母子、父子、师生及同学亲密均呈两两正相关；第三，母子亲密存在年级与户籍差异，父子亲密存在年级与性别差异，同学亲密与师生亲密存在性别差异。以个体为中心的结果表明：其一，潜在剖面分析技术可以将中职学生的人际亲密划分为三个剖面，“C1低亲子—中校园亲密型（36.83%）”“C2低亲子—高校园亲密型（37.68%）”与“C3高亲子—高校园亲密型（25.49%）”。其二，在C1中，同学亲密占主导；在C2与C3中，师生亲密占主导。基于此提出：鼓励学生主动建构基于亲密型人际关系的社会支持系统、引导学生客观审视亲子亲密背后的家庭结构与人际功能、创新以校园亲密为抓手联动亲子亲密的家校共育型制度。

关键词 中职学生；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密程度；亲密类型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8-0063-07

一、问题提出

哲学家认为，社会关系构筑个体生活，人在“关系”中成长与成才[1]。心理学家也认为，自我与人格皆在“关系”中形成与发展[2]。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证实了早期人际关系对身心健康与个性养成的重要影响。如师生、同伴、亲子关系与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3]；在以亲子关系预测青少年幸福感的路径之中，同伴关系起中介作用，师生关系起调节作用[4]；对大学生的追踪研究也表明，人际关系可显著提升自我概念，进而增强生命意义感[5]。此外，根据临床诊疗与咨询经验，精神病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也一致认为，人际关系亲密程度既可以是判定“精神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也可以是鉴定“生命是否有意义”和“人生是否幸福”的主要依据[6][7]。从发展的角度，成长早期的人际关系及其亲密程度之所以如此重要，很有可能与个体青春期自我同一性的快速发展有关。青少年往往更容易通过人际交往与情感联结逐渐明晰“自我概念”。正如哲学家所言，“‘你’是‘我’的一面镜子”“正是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们探索并承诺自我”[8]。

高中阶段学生是典型的青少年群体，其人际关系主要由亲子、师生与同学关系组成。以往研究普遍关注普通中学学生[9][10]，对中职学生人际关系及其亲密程度的关注较少。虽然中职学生与普通高中学生同属高中阶段学生，但二者在入校考试难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毕业出路及社会认可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职学生人际互动模式的不同。如中职学校的学生培养目标与管理模式，将影响中职学生看待父母与教师的方式，也将影响父母与教师对其的资源投入与情感输出程度[11][12]。具体而言，以亲子关系为例，由于多数中职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高，且又多来自于多子女家庭[13]，父母物质与情感资源相对匮乏、教育理念及教养能力相对局限，这极有可能导致中职学生与父母的关系紧张。批评、指责、打骂等教养方式在中职学生家庭中更为常见[14]。与此同时，调查研究也表明，不良亲子关系及其具体成分（盲从、不安、矛盾与不一致）能显著预测中职学生的心理健康[15]。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发展基本遵循“微观—中间—外层—宏观系统”的先后顺序，而亲子关系是微观系统中最基本的内容，亲子关系的亲密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之后的、周围的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16]。从这个角度来看，中职学生亲子关系中的独特性或许也能嬗变出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的特异性。因此，有必要对中职学生各类人际关系及其亲密程度予以全面测评，并从多个角度分析其普适性与独特性，进而为中职学生建构“人际—社会支持系统”给出建议。

以往研究从单一的角度分别考察了父子、母子、师生或同学关系对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17][18][19][20][21]；或是仅基于四个关系的两两组合来考察其对特定心理品质的预测作用[22][23][24]；或是将四者整合为“人际关系”进行现状调查[25][26][27]。这些研究虽然普遍证实了“良好的人际互动与中职学生的积极成长显著相关”，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并未明确以“亲密程度”的视角对各类人际关系予以考察。第二，对于同一批学生的四类人际关系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表征情况，少有系统报告。需要在关注“亲密程度”的基础之上，既要考察中职学生四类人际关系与各人口学变量之间的相关，也要考察四类关系在不同人口学变量上的“量”的差异。第三，对于同一批学生四类人际关系亲密程度的组合形态，当前也知之甚少。需要考察四类关系亲密程度的特定组合是否存在人群类别差异。事实上，第一点不足可以通过选用特定的亲密程度测评工具来同步测量。第二点不足可以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通过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与差异性检验来考察。第三点不足可以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法来解决。潜在剖面分析是对某个或多个连续变量进行潜结构分析，进而探索变量组合类型或群体内部异质性的一种分类模式[28]，它为探究中职学生人际亲密程度的人群类型提供了技术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第一，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同步考察中职学生亲子（母/父子）、师生与同学关系亲密程度的基本现状，以及它们在各人口学变量上的“量”的差异；第二，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对中职学生四类关系亲密程度的组合特征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期为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及教师的个案辅导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23年2月至3月，在广东省3所中职学校共抽取1408名中职学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根据以下标准对作答问卷进行筛查与排除：第一，通篇一个选项或选项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第二，作答时间太长或太短；第三，未按要求填写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信息。共回收有效问卷1287份，有效回收率为91.41%。有效被试的年龄范围在14至19岁之间，平均为16.29岁（标准差为0.88）。其中，男生604人（46.93%），女生683人（53.07%）；一年级学生658人（51.13%），二年级学生490人（38.07%），三年级学生139人（10.80%）；拥有城镇户口515人（40.02%），拥有农村户口772人（59.98%）；独生子女190人（14.76%），非独生子女1097人（85.24%）。

（二）研究工具

1.亲子关系亲密量表

采用Buchanan等人编制[29]、故义秋等人[30]翻译的《亲子亲近量表》，要求中职学生分别评价父子和母子关系的亲密程度，两个维度各9题。量表采用李克特式5点计分，从1为“从不”到5为“经常”。各维度总分越高，表示中职学生与父亲（母亲）的关系越亲密。在本研究中，母子亲密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87，父子亲密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32。

2.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亲近问卷。

本研究采用江光荣[31]编制的《中小学班级环境问卷》中的同学关系与师生关系维度。同学关系维度要求中职学生评估同学之间的相处氛围与亲近距离，共8题。师生关系维度要求中职学生评估其与班主任的亲近程度，共8题。所有条目均采用李克特式5点计分，从1为“极不符合”到5为“极其符合”。在本研究中，同学亲近与师生亲近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9与0.979。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中职学生人际亲密程度的基本现状与初步分析：以变量为中心的视角

对中职学生各类人际关系亲密程度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年龄与各类关系亲密程度之间无显著性相关（P>0.05）；家庭子女数量与母子亲密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母子亲密与父子亲密、同学亲近及师生亲近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父子亲密与同学亲近、师生亲近也呈显著正相关（P<0.01）；同学亲近与师生亲近呈显著正相关（P<0.01）。详见表1。

表1 中职学生各类人际亲密程度之间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1 年龄 1

2孩子数量 0.05 1

3母子亲密 0.05 -0.06* 1

4父子亲密 0.05 -0.05 0.64** 1

5同学亲近 0.003 0.03 0.32** 0.30** 1

6师生亲近 0.05 -0.01 0.29** 0.31** 0.50** 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对中职学生各类关系亲密程度进行人口学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就母子亲密而言，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表明，二年级中职学生的母子亲密显著高于一年级学生（P<0.05）。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城镇户籍中职学生的母子亲密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学生（P<0.05）。就父子亲密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男生的父子亲密显著高于女生（P<0.001）。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表明，三年级中职学生的父子亲密要显著高于一年级（P<0.01）。就同学亲近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同学亲近显著好于男生（P<0.01）。就师生亲近而言，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女生的师生亲近明显好于男生（P<0.001）。所有人际亲密在其他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详见表2。

（二）中职学生人际亲密程度的潜在剖面分析：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

以母子、父子、同学与师生亲近程度各量表原始题目的得分为外显变量，建立潜在剖面模型。在潜在剖面分析中，AIC与BIC值越低，Entropy值越高，且LMRT和BLRT均达到显著，模型拟合就越好[32]。根据不同类别的潜在剖面分析拟合指数，见表3，虽然“五类别模型”的AIC、BIC、aBIC 均低于其他四个模型，但第一个剖面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5%（仅38人），最先排除。“四类别模型”的pLMRT不显著，说明四类别模型并不比三类别好，因此，排除四类别模型。“二类别”与“三类别”模型的LMRT和BLRT均显著，且AIC、BIC与aBIC的指标均良好，但考虑到“三类别模型”的Entropy值高于“二类别”，因此选择三类别模型。

从图1可知，在三类别模型中，各类人际亲密度条目的条件均值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形态：第一个剖面在四种人际亲密度的条件均值上表现出“由低到高”的趋势，即在亲子亲密上的条件均值较低，其中，有15个条目的条件均值低于3，特别是父子亲密（全部低于3），而在同学亲近与师生亲近上的条件均值则较高，其中，9个条目的条件均值高于3（但低于4），故命名为“C1低亲子—中校园亲密型”，该剖面人数占比为36.83%。第二个剖面在四种人际亲密度上的条件均值也呈现出“低开高走”的状态（亲子亲密上只有3个条目的条件均值高于3），但在师生亲近与同学亲近度上的条件均值要明显高于C1（同学亲近中有6个条目的条件均值高于3.5，师生亲近所有条目的条件均值均高于4），故命名为“C2低亲子—高校园亲密型”，占比为37.68%。第三个剖面在四类亲密度上的条件均值皆呈现最高状态（除了四个条目的条件均值低于4之外，其余条目均值皆高于4），故命名为“C3高亲子—高校园亲密型”，占比为2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