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实现新转向

作者简介

徐平利（1967- ），男，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学，比较教育学（深圳，518055）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22年度高等教育专项“区域化发展理论视域下广东特色职教园区建设研究”（2022GXJK578），主持人：曹科岩；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3年社科项目“深圳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6023312008S），主持人：燕山

摘 要 话语体系是系统存在、价值存在、文化存在和生产力存在，以上特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转向具有历史必然性。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教育革命的综合效应生成了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效率运动中转向了效率主义。进入数智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从效率主义转向生命主义，这种新的转向要求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命本质，营造教育生态系统，突出教育生长特征。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效率主义；生命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9-0008-07

一、问题的提出

200多年前，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一种全新的工业制造经济模式颠覆了手工业经济模式，催生了以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这个全新的话语体系。如今，又一种全新的“数字智造”经济模式正在颠覆传统“工业制造”经济模式，人类正在进入以数字智能技术改变生活的“数智时代”，这是人类文明因技术革命引发的又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其典型表征之一是ChatGPT这一现象级产品问世，国内外掀起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的热潮。自从工业革命实施劳动大分工以来，人类对“机器取代工作”的威胁还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体验——不仅标准化、机械性、重复性工作会被AI取代，而且诗画之类的艺术性工作、论文之类的逻辑性工作也可以被取代。数字智能技术颠覆了人类已知的所有技术，甚至具备了人类才有的“内容生产”功能，正在引发生产力内涵与形式的革命性转向。

显然，数智时代的技术革命将催生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全面阐释和系统部署。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上具有本质区别，它以数字智能为技术引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特征。毫无疑问，传统生产力带来的经济模式、职业生态和就业心态都在发生变化，与传统生产力相应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已经难以诠释新质生产力人才特点。新质生产力这一表征数智时代生产力变革的中国话语，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中国职业教育新话语体系，用于赋能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首先，本文将论证为什么话语体系的转向是一种历史必然？它的存在特性是什么？然后，论证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和转向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最后，论证为什么新质生产力要求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转向生命主义？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二、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及发生转向的历史逻辑

（一）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

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人是语言构成的技术与思想综合体，人类失去语言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海德格尔（Heidegger）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一旦有所运思地寻视于存在之物，便立即遇到语言，语言的交互作用或运动形态构成了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有以下四个存在特性，并共同作用于人类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形态。

第一，话语体系是系统存在。海德格尔把语言的交互作用称为语言本质在“造访我们，震动我们，改变我们”[1]，这种“造访、震动、改变”生成了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海德格尔引用诗句“话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指出话语体系就是“词与物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世界不至于“沉入一片暗冥之中”[2]。可见，话语是一种具有关系性和功能性的“系统存在”，它体现为语言各项要素的意义、价值和功能，均取决于作为整体系统中的各种关系[3]。换言之，话语体系在本质上是由形式体系和价值体系构成的复合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性或语言关系性的思想源自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他指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4]海德格尔延续了索绪尔的这一思想，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二，话语体系是价值存在。话语体系既是技术体系和思想体系的统一体，也是形式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统一体。话语体系的价值存在是“关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一系列语言信仰”[5]，体现为话语体系的身份建构、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其中身份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孟子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身份不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天下之通义”。在儒家话语体系中，“君子不器”[6]就是价值判断，也是身份判断，它指出凡具有“君子”身份的人，都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艺，不要把自己陷于专门技能的谋生当中。

第三，话语体系是文化存在。话语体系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体现，文明更强调共通性和普适性，文化则具有差异性和民族性。不同国家、区域、行业和阶层的文化对同一文明成果会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理论和实践的背后也必然有不同文化的话语体系作为支撑。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所衍生的不同话语体系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延续古希腊传统的西方话语体系和延续儒家传统的东方话语体系在身份建构、知识建构和社会建构方面具有差异性；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所界定的“大传统”话语体系和“小传统”话语体系彰显了人类文化的两条不同进路。

第四，话语体系是生产力存在。这是话语体系的根本特征，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了话语体系的思想进程。恩格斯（Engels）在谈到历史与逻辑关系时指出，生产力的历史决定了思想的历史。他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反映。”[7]也就是说，体现思想进程的话语体系在生产力巨变中必然发生历史转向。社会学家福柯（M.Foucault）曾用“认识型”（épistémè）这个概念表示话语体系历史转向的“颠覆性改变”。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社会感知、知识生产和思维方式的构型规则，甚至认为新旧时代的“认识型”改变就像地质学的断层一样，呈现非连续性[8]。

（二）话语体系发生转向的历史逻辑

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决定其自身必然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话语体系转向。话语体系发生转向，符合其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发展关系，具有历史必然性。话语体系是动态发展的，特别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变革，话语体系“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9]，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例如，为什么现代职业教育思想观念在19世纪初的欧洲生成？因为工业革命带来新生产力，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高要求，作为一种新话语的“人力资本”变得重要，职业教育必然成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效率主义话语体系在20世纪初的美国兴盛起来？因为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赢家，迅速崛起的效率经济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从国民教育中区分出来而独立建制，职业学校成为提高工业效率的“人力资源池”。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基本内容。换言之，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是西方化的，这是职业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困境的重要原因。如今，在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建构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的职业教育新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话语体系的价值与文化存在特性来看，话语体系也是一种诠释存在，历史的脚步走在哪里，诠释的逻辑也必然跟在哪里。在语言人类学的意义上，话语体系就是语言意识形态，只有通过诠释才能得到正确把握和理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话语体系的价值和文化存在。因此，建构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中国职业教育新话语体系，需要我们从职业教育的中国文化土壤和生命价值体验出发，从意义、内涵、理论、策略等不同角度进行“认识自己”和“关心自己”的话语诠释。

三、从启蒙主义到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和转向

（一）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

在精英书写的话语体系中，历史是由精英创造的，大众只是烘托精英的配角或者工具。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前，只有精英教育话语体系，没有工匠和底层手工生产劳动者的教育话语体系。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宣称，艺匠和劳工属于奴隶身份，奴隶“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10]，因此不能接受“自由教育”。儒家的教育话语体系围绕“君子教育”而建构，教育目的是培养“鸿儒”，与工业时代强调培养一技之长的职业教育思想相去甚远。因此，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成”，一定是对精英教育话语体系颠覆性转向的结果。它的颠覆性意义在于，精英教育话语体系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排他性，话语当中的身份内涵也转向了价值内涵。

第一，从话语体系存在特性可知，精英教育话语体系发生转向是技术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教育革命的综合效应，这个发生期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后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现代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艺匠和劳工的“非教育身份”被打破，精英教育话语体系否定了劳役者“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这一基本原理，承认劳役阶级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教育从被少数特权阶层垄断的状态逐步转变为由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分享”[11]。

第二，工业化技术革命和经济模式产生了国家创建职业学校的国民教育需要。例如，启蒙哲人拉夏洛泰（L.Chalotais）早在1763年出版的《论国民教育》中就提出了关于教育国家化的诸多建议；巴泽多于1768年发表《为学校、学科及其对于公众福利之影响，敬向志士仁人呼吁书》，呼吁德国初等学校教育应由国家管理而不能由教会控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于1773年创办了第一所工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12]，并且成为职业学校教育话语体系的第一个倡导者和实践者；1792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督政府“为了使民众适应国家主义和工业化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扩大民主选举权的要求”，开始按照裴斯泰洛齐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制定法国国民教育制度。

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最早生成的关键词是什么？是审美的启蒙主义，由裴斯泰洛齐建构并由杜威继承[13]，主要有两大观点：第一，认为“心”应当置于理性之上，主张“心手脑和谐”教育；第二，高度认同自然教育思想，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全民技能教育。裴斯泰洛齐不是典型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努力弥合信仰和理性的裂缝，既批判神权束缚，也批判理性专制，强调人的生命整体性和爱心的根基性，用一句话概括审美的启蒙主义，即“引启天赋，善自内心”。在人们的教育史常识中，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重心是幼儿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与当下轰轰烈烈的为就业市场训练18岁以上技能劳动力的职业教育相去甚远。但是，当我们从职业启蒙而非劳力规训的意义上理解职业教育的时候，幼儿教育和普通中小学教育并不排斥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只是曾经被排斥的一部分人的教育权利的回归。我们可以据此说，职业教育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可能的生长方式，是为了所有劳动者生命尊严的教育。

（二）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从启蒙主义到效率主义的转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内部演变出一种效率主义的话语体系，它不断蔓延并取代了审美的启蒙主义话语体系。从启蒙主义到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这次内部转向是西方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全面工业化的一种必然选择。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率，职业教育从国民教育话语中独立出来，构成专门训练岗位技能的效率主义话语体系。这次转向的突出标志是美国1917年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法》（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它的出台和美国轰轰烈烈的工业效率运动息息相关。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举办职业学校是解决快速工业化社会中熟练劳动力短缺和失业问题的办法”[14]。因此，美国通过立法中的“主要分离条款”明确了职业教育的独立学制，要求学校“强调具体工作技能，几乎完全排除理论内容”。用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代言人斯奈登（D.S.Snedden）的话说，立法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的效率”[15]。由于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加之其科学管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不断加持，因而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在世界职业教育发展中居于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