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实践向度

作者简介

徐兰（1985- ），女，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商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东莞，523808）；苏楠（1987- ），女，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易熙琼，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

2023年广东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融入区域（东莞）产业文化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与实践”（KCSZ05001），主持人：贺定修；2023年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示范计划-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二）”（KCSZ04007），主持人：易熙琼；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工程教学改革项目“数智化转型背景下现场工程师培养困境及路径研究——基于专本协同模式”（JGXM202405），主持人：徐兰

摘 要 职业教育作为链接技能型人才成长、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和涵育技能型社会形成的教育类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人才基础、技术基础和教育基础等重要功能。然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尚未构建起系统的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框架，尚未形成顺畅的科教融汇技术创新与转化体系，尚未搭建起科学适用的职普融通衔接体系，制约着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职业院校应与多方主体逐步构建协同育人框架，不断巩固和夯实技能型人才培养链条；与区域各类科学技术服务中心和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引导应用型技术积累与创新转化，不断激活以职业院校为节点的创新链条；凝聚政府、企业、行业和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培育涵盖个人发展和社会需求的优质职业教育供给体系，不断增强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效度和广度。

关键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普融通；技能型社会；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0-0024-06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1]。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链接人才质量形成和对接产业布局的教育类型，处于教育、科技、人才的核心交汇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人力资源供给、科学技术创新和生产力转化等积极作用，具有为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效赋能的显著价值[3]。因此，探究职业教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和实践向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机理

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4]，这决定了在产业技术变革背景下，职业教育必须要走符合我国基本国情、适应我国体制建设的发展道路。职业教育由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共同组成。通过践行产教融合理念，发挥多方主体协同育人的载体作用，培养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基础；并通过办学过程中的科研实践项目创新与育人并举，深化科教融汇，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构建起高效对接行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技术基础；并在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的过程中，落实职普融通，不仅满足个人终身学习需要，还能满足社会大众对于高质量职业教育的需求，推动技能型社会建设，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教育基础。

（一）逻辑起点：培养技能人才，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逻辑起点在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人才的支撑，更离不开各类人才队伍建设[5]。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以制造业为主，而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6]。职业教育在对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链接产业空间布局的过程中，基于深度产教融合，指引社会多方主体协同参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并推动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和各层级岗位要求相对一致的人才专业类型分布、人才技能结构以及人才空间集聚特征等，形成产业全链条上技术人才、技能人才和工程人才的自主培养[7]。在微观层面，各个不同层次职业院校根据区域主导产业，提炼行业核心岗位胜任能力，构建与企业生产流程一致的教学过程，使参与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够形成对接现代复合岗位所需的各项职业能力，最终成为有利于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所需的有效人力资源。职业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步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基础。

（二）逻辑路向：优化类型定位，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

职业教育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逻辑路向是逐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赋予了职业教育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模式，即职业教育不再是高等教育的“附属”，而是具有与高等教育“并驾齐驱、互为补充”的教育类型[8]。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中强调学科理论创新和高精尖技术创新，职业教育在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各类有利于企业生产线流程优化和降本增效的应用型技术创新，其典型特征是技术的适应性和匹配度较高。而这些应用型技术积累与转化，是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关键所在。因此，职业教育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基于科教融汇理念，引导科研创新实践项目与深度技能型人才培育并举，推动科学技术、科学研究与职业教育融合交汇[9]。并逐步明确职业教育在整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类型定位，实现与普通高等教育协调共生，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技术基础。

（三）逻辑旨归：满足发展需要，涵育技能型社会建设

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旨归在于通过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满足技能型人才终身学习发展需要。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职业教育三个层次的人才培养实现系统化设计，形成中高本一体化教育模式，满足不同类型人才长期、多维、复合的技能提升需求与终身发展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而培养这些人才离不开多维互通的职普衔接体系：包括横向融通的学校主体职业教育、学徒制培训、社会技能培训和企业内技能培训；还包括纵向贯通的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以及继续教育，为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人才职业发展构建技能提升通道，满足社会大众的终身学习发展需要，助力形成人人拥有技能、人人尊重技能的技能型社会氛围，奠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教育基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实体产业中的深入应用，产业结构不断更新迭代，岗位胜任能力的复合型和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职业教育应以产教融合为基石，加强产业变革中迫切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断夯实人才基础。以科教融汇为指引，推动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动各类与生产流程相关的应用型技术积累，筑牢技术基础。以职普融通为载体，满足个人终身学习和社会全面发展需要，推动职业教育育人模式、办学模式以及衔接体系一体式发展，涵育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技能型社会建设，奠定教育基础。并逐步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职业教育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尚未构建起系统的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框架

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模式完善与否，直接决定了职业教育输出现代技能型人才的层次和水平，也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能发挥的功效。我国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一直强调产教融合理念，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10]，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发展规划部门、财政部门、人社部门等协调联动，共同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强调职业教育发展应坚持产教融合，然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始终处于政策指引层面，产教融合的法律定位和权责划分尚未得到立法保障[11]，职业院校和多方主体在产教融合中发展目标、合作模式、具体路径和发展保障未能达成统一，多元参与的职业教育产教协同机制尚不健全，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要求。

要发挥职业院校的育人、科研和社会技能培训等多重功能，首先应从法律层面，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技术变革态势，系统规划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理念下的协同育人一体化框架构建。具体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以及其他多方主体的协同合作方式，与职业教育办学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和议事规则，各个主体在嵌入职业教育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渠道和保障机制，以及各个主体的相关功能和权限边界。如政府如何从社会层面筛选合适的企业参与产教融合，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如何落实，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如何获得具体的财税政策支持以及其他社会效益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要推动这些体制机制建设，其需要的办学经费是通过何种渠道去筹措和补充，经费来源结构是否明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应从法律层面、运行机制层面以及办学经费层面多维度落实产教融合一体化育人框架，保障职业院校与其他多方主体真正发挥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二）尚未形成顺畅的科教融汇技术创新与转化体系

职业教育与产业技术发展联系紧密，成为区分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这也意味着职业教育还具有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的基本功能。科教融汇办学模式首先要理顺的是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是培养技能型人才还是推动应用型技术积累。事实上，不同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将根据国家现有体制机制优势和管理框架、薪酬机制设计、行业协会力量以及国家主流价值观判断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技术之间的关系：即到底是技能型人才孵化创新应用型技术，还是应用型技术的投入可以替换技能型人才，例如在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行业大量出现的“机器换人”趋势[12]。因此，要开展科教融汇，首先从根源层面需要明确科学研究、科学技术与高素质技能人才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还是相互替代。现阶段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高技能人才短缺、低技能人才劳务成本上升的双重矛盾。从国际格局看，由于人口红利逐步下降，原来由我国承接的大量制造环节已经逐步向东南亚国家迁移，预计未来十年，大量体力劳动和流水线作业将被机器替代，主要涉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60%～80%[13]，这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务必要走自主创新之路，打造具有一定主导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而不仅仅是依附于传统国际分工。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现阶段产业发展路径和未来发展战略而言，应用型技术积累是基础，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回归到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来，科教融汇不仅仅是利用科学技术优化教学过程，还包括以科研创新多维度促进学生成长，助力教师发展，推动区域教育均衡等[14]。目前，大量关于科教融汇的机制设计都停留在政策指引层面，尚未形成科教融汇办学模式，也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措施。从开展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现实基础来看，一方面，职业院校目前还未能与各地区公共科研平台以及各类科研机构形成联动发展模式，各个组织之间处于相对独立的分割状态，关键在于职业院校和科研平台之间较难进行资源共建和共享；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即使引入了企业的科学研究和科研开发项目，但推进的进度和效率也可能滞后于企业技术变革所要求的速率，且职业院校现有的技术转化水平有限，难以发挥应用型技术集合地的积极作用。由此，要推动科教融汇办学模式，还需要从制度保障、机制设计和不同主体科研合作框架等维度进行系统设计，从而为职业院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凝聚技术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