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的价值逻辑、应然特征及实现路径

摘 要 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落实国家“探索高职专业认证”的政策要求、推动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提升多元主体投入资源的积极性。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持续改进”与“产教融合”双理念融合贯穿；职业技能与专业伦理是专业认证的主线与底线；普适认证框架与区域认证标准分层次有机结合；认证前调研与认证后跟踪改进相互支撑印证。其实践路径为：赋予高职专业认证的法律地位；确保高职专业认证参与者的获得感；强化高职专业认证的元评估工作；注重高职专业认证的数智化水平。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认证；专业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1-0027-06

从教育部《关于公布〈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任务（项目）承接情况的通知》看，福建、云南等6省承接了“探索高职专业认证”的任务。完成好这项任务必须解决几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把自主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以下简称“高职专业”）认证提上议事日程，什么样的高职专业认证才是中国需要的，如何有效开展高职专业认证以实现服务新时代高职专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徐国庆教授认为：“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要解决中国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即提升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质量水平，而不是像国际专业认证那样，仅仅是解决不同职业院校之间人才培养结果的等值性认可问题。”[1]也就是说，高职专业认证必须以解决新时代中国高职教育的突出问题为出发点，要体现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高职专业、符合中国高职发展特征与需要。因此，本研究从我国为何要开展高职专业认证、高职专业认证如何区别于普通高校专业认证、认证工作如何推进实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为探索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之路提供参考。

一、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的价值逻辑

从已有相关研究看，我国开展高职专业认证的价值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高职专业认证与国际接轨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未加入高职层次工程领域的《悉尼协议》，在人才培养的国际认证和通用人才培养上还存在一定的短板[2]。这种滞后性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国际流动需求产生了矛盾[3]。二是高职专业认证是彰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能级和产业升级换代的必然[4]。通过专业认证，意味着毕业生达到产业认可的人才标准[5]。三是解决高职教育发展内部问题的必然需要。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快速规模扩张的同时，办学条件不达标、专业建设能力薄弱、研发和技术服务能力薄弱等质量问题随之浮出水面[6]。但这些论述未能系统性地反映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的价值所在。

（一）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7]。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3年，高职专科学校1547所，招生555.07万人，高职教育高职学校在人才培养规模上已占据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8]。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然而，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带来的是办学条件薄弱、区域发展不平衡、专业建设水平不高、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强等问题越发凸显。通过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构建统一、权威、具有公信力的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体系，对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引领和促进作用。

（二）落实国家“探索高职专业认证”的政策要求

多年来，教育部始终把专业认证作为推动改革、提高质量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成效显著。为了办好公平有质量、类型特色突出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探索高职专业认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一些省份陆续开启了高职专业认证的探索之路，例如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认证试点、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认证与评估、湖南省高职专业认证试点、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卓越专业认证试点、重庆市专业与课程认证等。尽管一些省份和学校在探索高职专业认证上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但鉴于高职专业认证这一新生事物，当前我国高职专业认证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整个高职战线缺少一个大家认可的统一的质量认证标准，实践中确定评价办学质量的指标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9]。因此，需要参照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专业认证体系和办法，以支撑和实现国家战略要求。

（三）推动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2016年6月，我国正式成为《华盛顿协议》第18个正式成员，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质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大提升。近20年来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全球人才的跨国流动起到了加剧的作用，专业人才的跨区域、国际间流动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比重不断上升，对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具备国际化技能的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一带一路”继续走深走实，为具有鲜明产教结合属性的高职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提供了有利契机和良好条件，职业教育“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化的显著特征和发展趋势[10]。需要我国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加快国际化办学进程，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提高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和水平，而人力资源供给必须满足目的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达到国际专业认证水平是基本共识，这就要求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四）有利于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专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高职院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点，是实现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高职高水平专业的特征表现为：领先的办学条件、高水平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紧密结合产业发展的课程体系、校企合作编制的教材和产教融合的实践教学环节。事实证明，没有外部评价与认证机制的参与，仅靠行政管理和学校自我质量保障机制，高职专业达成高水平建设目标是缺乏保障的。开展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厘清专业建设方向和人才培养定位，对标师资队伍、教学实施、质量保障和学生发展等指标寻找差距，并以专业认证结果反馈专业建设过程，有效地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水平的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五）有助于提升多元主体投入资源的积极性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以及“社会域”的教育类型，无论有何现实功能和目的，都必须通过国家、社会及高职院校采取“对话”的方式去实现[11]。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各高职教育利益主体对优化专业设置、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高职院校单靠政府资源已经不能实现这些更高的要求[12]。高职院校的利益主体结构需要由单一政府向多元利益主体转变，以吸引更加多元化的资源流入职业教育，来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增加投入的过程中，利益主体开始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极大地提高透明度，并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对所使用的社会资源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13]。为了满足多元利益主体表达诉求、互相协商，达成多元化吸引办学资源的目的，高职教育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简便的，各利益主体共同认可的，能够兼容各类评判、开展平等协商、达成各类诉求的机制，以极大地提高高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透明度。从国际通行专业认证的主要功能看，专业认证正是这样的机制架构，它所产生的结论可以帮助各利益主体更加深入地审视当前专业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增强持续改进的力度和有效性，促进师生提高质量自觉的作用，提升多元利益主体的认可度和投入意愿。

二、中国特色高职专业认证的应然特征

我国高职专业认证工作是在职业教育关键时期被提上议事日程的，目前尚未正式全面开展，故全国性高职专业认证的基本轮廓尚未可知。现有研究从各种维度提出我国高职专业认证的实施路径等，但较多路径并没有明确所指的我国高职专业认证的特征，其有效性值得商榷。因此，结合国际等值互认功能，充分体现类型教育特征，从引导我国高职专业解决人才培养工作改革发展关键性问题的视角，探讨我国新时代高职专业的认证理念、认证标准、认证程序和认证方式方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持续改进”与“产教融合”双理念融合贯穿

国际专业认证三大协议即《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和《都柏林协议》均遵循以学习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和持续改进三大理念，主张通过持续不断地改进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14]。从我国开展的多轮高职院校评估工作来看，只是强化了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外部性。换而言之，高职院校接受评估被动性较大，评估结果推动学校内部人才培养工作的持续改进效果自然不甚理想。持续改进是一种主动行为，是直接参与高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多元主体相互配合的行为。故没有持续改进，专业认证会成为走过场，学习成果为导向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也大概率不能在专业层面得到落实。因此，持续改进应当是我国高职专业认证最需要强调的理念。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高职专业评价是高职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有效益的高职专业认证，也不能缺乏产教融合理念的引导。国家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与修订，积极吸收行业企业专家参与，组织开展了企业调研，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的理念。高职院校层面也就该理念能引导、渗透人才培养过程做了许多探索。但这些专业教学标准的施行效果却不甚理想，主要原因在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制度与机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和专业层面盲目追求可视化的教育教学成效。专业层面往往把“产教融合”做成某一孤立的具体工作，而不是作为一种指导人才培养工作全过程的基本理念，且这种理念远未成为专业层面提升高职专业毕业生社会适应性的关键共识。基于这个现实问题，开展高职专业认证必须把“产教融合”理念融入认证的全过程。

依据产教融合理念执行国家专业教学标准，设计专业认证的流程、各认证主体的重点工作内容；以若干年为周期不断循环开展认证的方式，推动专业层面持续改进的常态化。通过学生学习成效持续改进机制，不断提升人才培养各要素、各环节，实现产教融合和持续改进理念在高职专业层面有广度、有深度的融合。

（二）职业技能与专业伦理是专业认证的主线与底线

高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实现高质量状态，不仅体现在毕业生通过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等高水平达成专业培养目标向下的毕业要求所设定的职业技能，还应当体现在与高水平职业技能相匹配的专业伦理意识与规范的高度达成上。换句话说，实现符合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且普遍存在的专业伦理意识与规范，把执行相关职业技能的社会价值当成毕业生追求的理想，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毕业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专业认证强调专业伦理，并不意味着可以弱化职场普遍需要的基本道德素养。只是这类基本道德素养教育已经比较成熟、系统，不必作为专业认证的重点予以关注。唯有如此，高职专业认证才有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日益增多，但科技伦理治理水平与能力，已难以适应科技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15]。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这种情况反映为专业伦理缺乏系统性的情况较为普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职专业认证可以借鉴欧美技术与职业类院校的做法：将专业伦理相关要求纳入专业课程体系认证标准中，引导一线教师研究专业伦理教育模式，逐步实现专业伦理教育的系统化[16]。

因此，牢固把握毕业生职业技能形成这一主线，必须以系统性实现专业伦理意识与规范为根本保障与底线。守住了底线，也就守住了毕业生职业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和职业准则，也就增强了高职专业认证形成中国风格、中国习惯和中国模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