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阶段普职比变动规律及未来20年趋势预测：生源的视角

摘 要 通过对高中阶段生源总量与普职比变动规律的把握，预测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对促进中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2011-2021年高中阶段教育数据特征表现为：普通高中的学位量、办学规模基本保持平稳；中等职业教育在事实上被当作满足人民群众高中阶段教育需求的调节器；普职比主要是因为学龄人口的波动而被动波动。面向未来，2023-2043年高中生源数量分别对应2008-2028年的出生人口，因学龄人口的减少，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将在14年之后急剧减少已成定局；普职比将因中等职业教育的被动缩减而在2037-2043年间陷入新的不平衡；目前建立起来的职教高考通道将因普职比的变化而呈现出低选拔性。鉴于此，应适时调整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重心、理性设定高中教育阶段普职比、适时关注高等教育阶段普职比。

关键词 普职比；变动规律；趋势预测；生源视角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8-0007-09

一、问题提出

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虽然新法删除了“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表述，但并不意味着取消普职比划分，而是更加强调各地区因地制宜的柔性规划普职比。然而，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低生育率时代，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1]；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05万人，相比二孩政策全面实施的2016年的出生人口1786万人[2]，减少了将近一半，生育率大约为1.07[3]，远低于日本的1.4，仅高于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韩国的0.8。我国人口的拐点时期已经到来，未来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随着生源数量波浪式下跌或持续下跌将发生重要变化。未来，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中长期发展，不仅要关心如何保持其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更要关注如何保证其继续存在与有序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未来高中阶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由于相关文献发表较早，人口拐点尚未现端倪。如查吉德、张传军对广州市2018-2035年中等职业学校生源进行了预测[4]；王广州运用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趋势，发现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12849万人降至2035年的9115万人，比2015年减少3700多万人，降幅约三分之一[5]，对应的高中生源也会提前三年出现类似的变化；赵佳音对2016-2025年全国各省学前至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进行了预测，认为“二孩政策”对高中阶段学龄人口会有较大影响，但并不可持续[6]；李玲等人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认为到2030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会达到峰值，之后会重新开始萎缩[7]；谢良才等人运用2005-2014年北京、辽宁、全国的数据来探讨普职比的影响因素，包括政策规划、学生的求学需求、生源数量与普高招生数[8]；彭虹斌等人基于“全面三孩”政策运用总和生育率法对未来20年普职分流的生源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2036年以后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会逐年大幅萎缩[9]。综上所述，目前基于“全面三孩”政策尚无研究，若能在此政策背景下把握高中阶段生源总量与“普职比”变动规律，以此预测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将对中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2011-2021年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规律

本文从全国及省域层面对2011-2021年间高中生源人口规模的变化状况及其对普职比的影响开展定量分析，尝试找出中国特色普职比变动规律，为预测未来普职比变化奠定基础。

（一）全国范围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的分析

全国范围内的普职比受高中生源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总体呈现出三大特征。见图1。

第一，2011-2021年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规模呈现出缓慢下滑后小幅反弹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住院活产婴儿数以及住院分娩率计算得到1996-2006年的活产婴儿数，对应2011-2021年高中阶段教育生涯规模。高中生涯规模分为两个时期，2011-2018年，高中招生学龄人口呈现下降的变动过程，由2011年的1589.69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1228.67万人，共减少约361万人；2018-2021年高中招生学龄人口呈现小幅反弹的变动过程，由2018年的1228.67万人上升至2021年的1313.54万人，增加约84万人，但是人口增长反弹乏力，没有恢复到2011年的规模。

第二，全国范围内高中生源人口规模变动几乎与中职教育招生数同样呈现总体下滑、小幅反弹的趋势。2011-2018年间，招生数由2011年的813.86万人降至2018年的557.05万人，共减少约256万人；2018-2021年中职招生数由2018年的557.05万上升至2021年的655.99万人，增加98万人。

第三，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总体平衡、略有上升。2011-2018年从超过850万人下降到800万人以下；2018年之后持续攀升，到2021年超过900万人。

根据上述三大特征可知，普通高中优先、足额招生，且会因社会需求而不断增加学位；中职的招生有“兜底”性质，且直接受学龄人口变动的影响；在普通高中学位数不变的情况下，若学龄人口减少，则中职招生数就会减少，普职比就会升高，若学龄人口规模扩大则中职招生数就会增加，普职比就会降低，因此，学龄人口与普职比呈反比例关系。

（二）省域层面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的分析

将范围缩小至省域层面，按照省域—省会城市—直辖市三个分析维度，省域选择黑龙江、安徽、广东，省会城市选择广州，直辖市选择上海作为案例。

1.黑龙江高中阶段普职比与生源人口规模变动分析

受地理自然环境、生育率水平、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近十年黑龙江成为全国人口流失最为严重的省份。根据历年的《黑龙江统计年鉴》，通过初中毕业生的规模与毕业生的升学率数据可以计算出高中阶段生源的人口规模。高中招生规模与中职招生规模以及普职比的数据，见图2。

黑龙江近十年来高中生源人口规模整体上呈现波浪式的下滑而后小幅上升的变动过程。由2011年的39.8万人下降至2014年的26.9万人，减少12.9万人，降幅达到32%；第二阶段由2015年的26.9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24.4万人，减少2.5万人；第三阶段由2018年的24.4万人，增加至2021年的27.5万人，增加3.1万人。相对应，普职比的变动情况正好与高中生源人口规模的变动方向相反。2011-2018年生源人口规模的下降期，普职比是上升期，由2011年的1.14上升至2018年的2.84；2018-2021年高中生源人口为上升期，普职比为下降期，由2018年的2.84下降至2021年的1.74。另外，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在2011-2021年间，整体保持平稳，没有因为生源人口总量的减少而出现同样的变动过程，普通高中招生人口规模总量在20.8万人～17.3万人之间波动。然而，中职的招生规模变动情况却与高中生源规模的总量的变动情况相似，由2011年的18.3万人下降至2014年的9.2万人，再由2014年的9.2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6.1万人，而后上升至2021年的11万人。

2.安徽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分析

安徽是长三角的主要省份，属于人口集聚大省。基于历年《安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到安徽2011-2021年普职比受高中生源规模影响变化趋势，见图3。

2011-2021年间安徽普职比与高中生源人口的变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2016年，普职比为上升期，正好对应于2011-2016年的高中生源人口规模的下降期，由2011年的92.2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61.13万人；第二阶段是2016-2021年普职比为下降期，正好对应于2016-2021年高中生源人口规模的上升期，由2016年的61.13万人，上升至2021年的70.1万人。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整体较为平稳，在44.17万人至35.27万人之间。中职教育招生的规模呈现出随着高中生源人口的下降而下降，随着高中生源人口的上升而上升的变化过程，由2011年的31.71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21.55万人，而后上升至2021年的30.7万人。

3.广东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分析

广东是全国常住人口与出生人口均排名第一的大省。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到2011-2021年广东省普职比受高中生涯规模影响的情况，见图4。

2011-2021年间广东的普职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11-2018年间，普职比由0.91上升至1.24；二是2018-2021年间，普职比由1.24下降至1.2。相对应的是高中生源规模由2011年的161.9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109.3万人，再上升至2021年的126.4万人，此两者呈现相反的变化过程。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十年间较为平稳，位于77.8万人至60.4万人之间。然而，中职的招生数与高中生源规模变动趋势较为接近。由2011年的85.22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48.78万人，减少将近40万人，而后上升至2021年的55.54万人，增加约8万人。

4.广州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的分析

将分析的范围缩小至城市层面，根据历年《广州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2011-2021年广州高中生源对普职比的影响，见图5。

广州市高中生源规模由2011年的12.69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10.11万人，而后上升至2020年的11.46万人，再下降至2021年的11.42万人。此时与中职招生人数变动的方向相似，由2011年的19.63万人下降至2017年的13.95万人，由2018年的13.95万人上升至2019年的14.99万人，后逐年下降至2021年的14.57万人。普职比则经历相反的变动过程，由2011年的0.3逐渐上升至2016年的0.4，再下降至2019年的0.35，后又上升到2021年的0.38。2011-2021年间广州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较为平稳，处于5.91万人～5.24万人之间。

5.上海市高中阶段生源人口规模与普职比变动的分析

根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2011-2021年上海市普职比受高中生源人口规模影响的变动趋势，见图6。

2011-2021年间上海普职比与高中生源规模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反向走势，普职比随着高中生源总量的下降而上升，随着总量的上升而下降，可分为三个阶段。2011-2018年普职比是上升期，高中生源总量是下降期，由9.6万人下降至8.43万人；2018-2020年普职比是下降期，高中生源总量为上升期，由8.43万人上升至9.6万人；2020-2021年普职比为上升期，高中生源总量为下降期，由9.6万人下降至9.36万人。普通高中招生数总量的变化整体较为平稳，在5.22万人～6.05万人之间波动。然而，中职招生数量的变动随着初中毕业生总量的减少而减少，随着初中毕业生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变化趋势接近。中职招生人数由2011年的4.4万人下降至2018年的2.84万人，随后上升至2020年的3.3万人，后下降至2021年的2.74万人。

（三）规律总结

1.普通高中的学位量、办学规模基本保持平稳

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省域—省会城市—直辖市层面进行分析，普通高中的学位量、办学规模在10年间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这意味着近10年高中生源人口规模的变动对普通高中招生数的影响相对较弱。高中招生数量可能会根据高中阶段生源总量的增加与减少而进行适当调整，然而为了保证高中教学秩序的连续性，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其调整的幅度与生源总量的增减幅度不成等比例关系。因此，短期内普通高中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学位量以及办学规模基本保持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