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私立院校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摘 要 中国的私立院校诞生于清朝晚期，随着中西交流日益密切，具有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先后在大江南北出现。中华三育研究社将培育职业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的主要方向，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育人体系，确立了半工半读的教学制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发挥出重要的历史作用，如向社会输送了技术型人才、普及了平民教育、推动了社会发展。其为当前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要促进中高职协同育人、推进“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大力培养综合型人才。

关键词 民国时期；中华三育研究社；职业教育；工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18-0075-06

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的创办乃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之肇始。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各类具有职业指向性的高等学校在华夏大地出现。辛亥革命后，教育体制的变化和办学章程的颁布为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中华三育研究社诞生于民国初年，与其他私立院校不同的是，该校的办学模式以工读教育为主，此举一方面是鼓励学生勤工俭学，养成自立品行；另一方面是期望学生掌握劳作本领，在毕业后能有效服务国家、融入社会。纵观学界，诸位学者多关注近代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等问题，而针对私立院校的个案研究则触及不多。故本文在梳理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试图再现民国时期私立院校职业教育的教学和生活场景，探寻其特点、作用与启示，以期弥补研究之疏漏。

一、中华三育研究社的发展历程

清宣统二年（1910年），西方人米勒耳（Harry Miller）在河南周家口传教时发现当地文盲居多且生活难以为继，为“栽培一般学生，能以准备为完全的生计”[1]，故创办名为“道医官话学校”的小型教学机构。学校初期未建立专门校舍，平日授课主要在临时租住的屋内进行，课程包括国文、罗马字、算数、医学、卫生等。经过招募，陆续有来自湖广、豫皖等地的20多名学生进入学校学习，这些学生从冲龄幼儿到古稀老者皆有之。学校不以考试成绩评判学生优劣，主要看他们离校后的实践成效（如销售书刊、帮助邻人、将习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等）[2]。学校运营主要靠售卖书报和教职工捐赠，学生在校花费集中在饮食方面，据学生吴从善回忆，一日三餐，诸如稀饭、米饭、蔬菜、面条等只有一百三十文，饭量大者消费一百五十文，一年伙食费用不过数元而已[3]。

辛亥之时，中原祸乱四起，学校为躲避战争退居上海。1912年秋，该校在南京四条巷开学，校名如故。相对周家口，四条巷的教学环境大有改善，据负责人韩尚理（Orrin Hall）回忆：“学校楼上有学生宿舍，一间工作室；楼下有三间教室，两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另外还有一座可容纳100人的礼堂，还有两栋各有二间房间供本国教职员之用。在主楼近旁有厨房和饭厅，学校多需用的一切床铺、桌椅等设备都从上海运来，足够50名学生之用。”[4]

1913年，学校搬迁至上海宁国路，更名上海三育学校。同时，为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学校转变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学校教育改为工读教育，并在学校创办工厂和农舍，陆续增设助教、木工、农事、排字、绘图、书记、家务等勤工岗位。学校这一举措源于西教士在华活动时，发现近代中国社会因教育缺失、政治腐败、民众愚昧等问题致社会“吃人”现象屡见不鲜，加之前清的实业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遂有意将在美国推行的“三育”教育理念引介东方，提出了“中国前途的光明或黑暗就在于我们对三育教育之能否努力”[5]的观点。曾担任该校负责人的李博（Denton Rebok）十分看重“三育”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它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具体而言，“智育”教育是通过知识教育启迪民智，“灵性”教育意在培育克己自制、服务牺牲的精神，而“体育”教育则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使学者掌握求生之道。在“三育”教育理念里，“体育”与职业教育相连，其宗旨就是培育学生实践能力，使其具备精熟技能，助其自食其力。故此，在日常教学活动中，职业技能课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9年，为提高办学层次，学校董事会决议将校名改为上海三育大学，自此试办初级大学。学校共设14个年级，即在原来小学（7年）和中学（4年）的基础上增办大学专业（3年）。1922年，考虑到校园院落过小、噪声严重等问题，校方决定选址南京市东郊的桥头镇兴建校区。在江苏省政府、当地民众以及民间机构的协助下，新校区很快投入使用。然好景不长，1927年北伐战争推进至长江下游，学校由于临近战场不得不暂时回迁上海。广大师生幸于及时撤离未受波及，不过桥头校区内的“仪器图书及教员未搬走的家中衣服用具多已被匪人窃去，农场鸡鸭及工厂零件，多已掳掠一空”[6]，“礼堂课室之门窗及中西教员住宿之墙与地板，多有穿通破坏”[7]。据校方统计，损失高达6.5万元[8]。翌年秋，学校返迁桥头，师门携手重建满目疮痍的校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相继添建男生食堂、浴室、第二男生宿舍和教员宿舍，又为农场增修泉井、添种果蔬，至1929年学校一切重返正轨。1931年，学校因“立案”问题再度更名为“中华三育研究社”（简称三育社）。

1931-1937年间，三育社的学生逐年增加，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达400余人。七七事变后，江南形势日趋严峻，学校被迫搬迁，其中大部分师生辗转香港沙田与华南三育研究社合并办学，还有少部分驻守桥头看护学校。随后几年，校内建筑先后被毁，设备、教具皆被洗劫。1939年，三育社在香港九龙置地新建学校。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师生再次踏上迁徙之路。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学校西迁重庆松堡与华西三育研究社合署办学。在渝期间，师生生活十分贫苦，据校长王震辉回忆：“教职员中有穿草鞋的，衣服多是上下不配，亦中亦西，饮食方面，营养不足，锅中无米，巧妇难为，教职员的小孩子赤着脚片，到处找松针草枝作为燃料”[9]。教学情况亦不乐观，由于学校难以聘请到合适教员，迫不得已只能邀请友人相助，或是鼓励学生尽快毕业来辅助教学。学生们自习时，只能在饭厅长桌学习，用煤油灯、乙炔灯照明。

抗战胜利后，师生着手学校重建工作。1947年学校迁回桥头，但因校舍尚未建成，只能暂借蚕桑学校复学。1951年学校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接收后与江阴农学院合并，改为句容农业技术学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故址为今日南京财经大学桥头校区[10]。

二、中华三育研究社的教学特点

（一）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育人体系

三育社为满足社会各界需要，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育人体系。不同阶段的毕业生只要满足升学条件或达到入学标准即可开展更高阶段的学习。三育社之所以选择此种体系，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有着密切联系。学校早期苦于师资短缺，不得不让仅有的几位教职工身兼数职。尽管后来又陆续聘用国内外专职教师，奈何求学者众多，有限的教学资源依然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另外，因社会动荡、吏治腐败以及学习周期长、见效慢等因素，不少父母无力负担或不愿长期负担子女学习的费用。故学校董事为整合学校资源、直面学生实际，最终选用了贯通小学至大学的体系。

小学部的生源一部分是居住在学校周边的百姓子女，还有部分为学校教职工子女。开设小学部的目的之一是扫盲，提升年轻一代的智识，其次是为学校发展储备生源。中学部分为初中和高中，其中，三育社的初中教育是为升入高中作准备。除增设实践课外，其他课程与公立初中无异，采用国家通用的部编教材。高中实行两种培养方向：其一是为升入大学做预备，这一部分学生称之为升学组，课程安排与初中类似。其二是为走上社会打基础，此类学生共分为三组：中级训导组专门为小学培养师资；中级事务组主要负责培植中级财务人员；还有一组为中级传道组，为宗教团体输送可用之才。此三组的课程设置与高校的课业相似，包括以国文、英语为主的公共基础课和根据各组培养目标而设的专业核心课。大学部设有师范、商科、文史、工科、农业、财务、医学等专业，就医科而言，三育社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能够提供医学专业的私立学校之一。医科学生在校学习两年后可保送或报考国内的圣约翰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等高校，学习成绩优秀者有机会前往美国的医科大学深造。

学校招生不受阶层、地域限制，对于任何申请入学者皆持欢迎态度，为保证质量，校方要经过筛选审查确定就学对象。得益于区位优势，大学部和中学部的历年新生以江浙皖一带最多，闽粤、鲁豫等省次之，其他省份及来自南洋的学生亦有之，只不过人数远不及前者。这些学生有的来自普通百姓家庭，有的是教会信徒子女。从民族分布来看，除汉族外，还有藏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学生。

（二）确立了半工半读的教学制度

三育社的教学制度以半工半读为主，即半日行课半日开展实践教学。在课程安排上，除各专业必修课以及常见的国语、英文、历史、算数、公民、地理、生理、体育等基础课程外，诸如医药、生物、护理、化学、农科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亦在所学之列。

上午授课时，“诸经验丰富之导师，均善运用其高深之学理，与夫兴趣动人之言辞，以层层开导，节节解析。同时各社友亦皆聚精会神，专心聆诲。每遇疑难之处，则相互讨论，以求得相当之解决”[11]。到期末之时，各科目会以考试形式检测学生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分为五等，93～100分为超等、85～92分为上等、77～84分为中等、70～76分为下等，70分以下为不及格。不及格或缺考者需参加补考，否则重新修学该门课程。补考一般在新学期开学之初进行，学生若迟到十日，一小学期（一学期共3个小学期，两学期组成一学年）不得参加考试，需预备课本重修课程，还要缴纳补考费后方能参考。对于毕业生来说，必须将必修和选修课程读完才能准备相关事宜[12]。

下午是职业技能培训时间。目的是帮助学生及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并通过劳动所得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养成自立品格。学校提供有农工、铁工、清洁、印刷、洗衣、制罐、木工、油漆、园艺、文秘、助教、环卫、校务助理等岗位。据学生沈天然回忆：“一到工作时间，大家脱下长衫，大褂，或西装，有的穿着工衣往工厂里去，有的露着大腿戴着凉帽下到田间。洗衣和清洁，这是女社友的工作。”[13]学生每日工作1～4个小时左右，暑假时一天工作最长可达8小时，工资按照小时计算，多劳多得，分等付酬。工种不同，工值相异，同一工种，按工作效率划分，“代课学生的工值比干体力劳动的高些；在工厂，技术性高的就比一般杂工的工值高；同是排字，按排字的数量计算工值。每周结算工值，由部门负责人签字后，交会计室记账，并不给学生现金”[14]。学校规定：每天工作2个小时的学生和自费生一样上课6节，修业年限与后者相同；每日工作4个小时的学生上课4节，修业年限延长一年，若不想延长可在学校认定的函授学校获取学分。教师也需要和学生一起工作，这不仅在于他们肩负指导与监督学生之责，也是师生同心合作、共同担负责任的平等体现[15]。另外，学生工作时长可抵部分学费，如1929-1930年，大学年级的自费生全年学费为144元，与之相对应的工读生每周工作十六点数只需缴纳114元，若是工作二十四点数，学费为90元[16]。

学校附属的工厂是学生“工作”的主要场所，该厂所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如铁床、铁质书架、桌椅、板凳等，深受社会欢迎。学生们利用机器制造的铁床“颇为精致”，具有可拆可合、皮实耐用、价格低廉的优点，曾广泛用在桥头校区校舍中。该厂在满足内部需求的同时还面向社会销售，上海惠灵英文大学、沪江大学、上海疗养卫生院、苏州医院、南京大学、南京铁道部、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机构都曾定制相关器具，以至于学校“几乎有应接不暇之势力”[17]。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学校为提升生产效率采取增加工厂面积、增聘学生、开夜班等措施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订单的骤增不仅增加学校收入，还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的发展，该厂负责人高立德表示：“工厂帮助五十位学生做工目的已达到，明年目的要设法容一百位学生做工。”[18]

农场是另一工作场所，学生在这里学习饲养家禽，种植菜蔬果品。每年五月正是草莓成熟之际，因草莓量多易腐，学生总会来此帮忙采收。“数千万个草莓，物色之下，或装入箱内，运到市场待沽，或运至制罐部，做成果酱出售。预料本年鲜果，果酱两项收入，定不在少数”[19]。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这些工农商品收入已可抵付学校支出，三育社成为可以自给的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