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的职业教育求索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

吴之宸（1998- ），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上海，20033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2022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基础教育迈向高质量历史变革中‘典型经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2JJD880020），主持人：黄书光

摘 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在长期教育实践和理论求索中逐渐凝练出自己独特的职业教育观。他注重在时代变局中求索职业教育的变革路向，自觉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坚持在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的深度结合中推进职业教育。其对职业教育的探索，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也对当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 杨贤江；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1-0075-06

杨贤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中共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先驱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职业教育问题，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并在《教育杂志》《学生杂志》等学术界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诸多文章。就实践而言，杨贤江引介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和发展概况，译述发表了《职业教育和文化教育》《学业与职业的关系》《职业心理的研究》等十余篇论文；他致力于中国职业指导研究，撰写了《职业指导的意义》《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等文章；他还在《学生杂志》上开辟了“通讯”“答问”专栏和“择业问题号”专号，将学生的职业问题置于国家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帮助他们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他受商务印书馆之托，负责编纂《新法公民教科书》，将职业教育内容编入教材。杨贤江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从现有成果来看，以杨贤江“全人生指导”、德育、体育思想研究居多，专门围绕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进行深入阐述则更为缺乏，且对杨贤江职业教育的实践缺乏细致梳理。本文将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杨贤江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裨益于当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注重在时代变局中求索职业教育的变革路向

杨贤江深知职业教育变革路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系统思考和探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以社会问题为导向，是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所引发挑战的回应，是在“人本主义”新思潮和实用主义思潮以及对自身职业经历反思的驱使下，受马克思主义指导而逐渐孕育、形成与发展的。

（一）对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回应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科技力量之强大为世界有目共睹。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一步步衰落，西方的科学技术却在不断进步与创新。这让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问题背后的原因。杨贤江也曾发出过这样一番喟叹：“我国夙以文化早开著称，然亘数千载而迄无进步，安常蹈故，不思发展，以视并世诸国瞠乎莫及者，何哉？”[1]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社会向来有种错误的观念，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其中的士——读书人是最受推崇的，它与农、工、商分立。更荒谬的是，许多国人认为士不必劳动，农、工、商不必读书。杨贤江一针见血指出，长此以往，手脑分离，自然侈谈发明创造；反观西方社会，职业平等、劳动神圣之说盛行，各行各业在政府鼓励下积极创新。对此，他痛心疾首：“惟有注重教育，提倡自立主义，发挥职业精神，冀以渐改其习惯、化其心性而已。”[2]由此杨贤江开始关注职业教育。

（二）“人本主义”新思潮和实用主义思潮的驱动

人本思想的提出可以上溯到孔孟，“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西方文艺复兴时启蒙运动把人本主义提高到空前高度。在中国，人本思想经历了两次大演变：一次是由人本到民本的演变，另一次是由民本到人本的演变。而杨贤江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后者，随着西学东渐，人本思想逐步在中国得到传播。在“人本主义”新思潮的浸润下，杨贤江逐渐形成“各种事业，无不为人而存，亦无不由人以成”的职业观[3]。据杨贤江回忆，由于国内学校教育不适于社会生活需要，不少教育人士纷纷响应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加之彼时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全国上下掀起了探索职业教育的热潮，如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中学自第三学年起可就地方情形酌授职业教科，江苏省教育会常年大会议决组织职业教育研究会等。正是在“人本主义”新思潮和实用主义思潮的驱动下，杨贤江展开了对职业教育的思考。

（三）对自身职业经历的反思

杨贤江于1917年秋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处，负责学生管理等工作。任职之初他感到无所适从，究其根本，“此固由学力浅薄、阅历不深之故，然亦未始非求学时代缺于注意所致”[4]。他坦言，当时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学毕业生往往抱着“以吾研究学问、毕业学校之身份，不畀吾以高职，居指令之位，而乃操微贱之役，是乌可者？”的想法[5]，以至于陷入“事学分离”的误区。正是这一成长挫折，让杨贤江愈发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他对后生谆谆教导：“吾望求学诸君，宜自己训练意志，自己注重服务，讲究社交方术，养成谦让克己之德，以除去学生习气、幻想恶弊。”[6]反观当时中等教育现状，不少教职员对于学生的职业问题不甚关注，指导就业更是无从谈起，从此杨贤江坚定了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决心。

（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领

1927年底，杨贤江东渡日本，化名李浩吾。期间，他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著了我国第一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史、根据社会发展形态叙述教育过程的专著《教育史ABC》，另有《世界史纲》《今日之世界》等著作。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返沪，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编写了《新教育大纲》，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教育原理，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名著。杨贤江是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引证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切人课以平等的劳动义务”“联络教育与工业生产及其他”[7]。实际上，杨贤江关于教育的起源、本质、目的、职能、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职业教育方面的各种理论都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其职业教育思想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

二、自觉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

杨贤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精髓，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立场、作用、根本途径、内容和对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职业教育的弊端，揭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

（一）职业教育的立场

一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对人的智力、体力以及志趣道德的充分、统一的发展，是杨贤江笔下职业教育的崇高使命。他深谙职业教育对智力的推动作用，指出：“一个人单单读些书，或另外吸收些知识，是绝不会成为学者的。因为他虽能积聚许多混杂的知识，但都是没有组织的，而且还是比较的没有价值的。他若能把他的功夫集中于适合个性的一方面，那就能生出力量来了。因为他已有了中心，可以把种种知识组织起来了。”[8]在他看来，职业教育过程中，侧重某一方面的知识学习，也有助于学生对整体知识的把握。杨贤江注意到职业教育对身体的锻炼作用，他举例道：“试看工人膂力多大，而大人老爷们血色多苍白！”[9]他认为人停止劳动无异于坐而待毙，职业教育也是如此。杨贤江还肯定了职业教育对道德的塑造作用。他列举了职业教育可培养学生“勇往之气概与坚忍之意志”“集中之意志”“担当人生大事之能力”“高尚之品格”等[10]。概言之，青年学生应当不断勉励自己，努力养成丰富学识、健全体魄与刚强毅力，为未来事业鞠躬尽瘁。另一方面，杨贤江坚信职业教育是服务社会发展的教育，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他说：“将来谋国家之发展、社会之进步，其责均在今日为学生者之身。则应如何发挥自己能力，建深固之基础，以为应用之预备。”[11]由此，他提出职业“为社会谋利益”的观点，强调职业教育对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深化了杨贤江职业教育发展的立场观。

（二）批判职业教育救国论

杨贤江在其《新教育大纲》中，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也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思潮，如“教育神圣”“教育清高”“教育中正”“教育独立”“教育万能”“教育救国”“先教育后革命”等进行了分析批判，认为这些观点夸大了教育的效能，是对教育的曲解。在他看来：“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仅靠教育事业上的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12]当时部分人认为职业教育能使人民获得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各种工商业发达，从而挽救积贫积弱的国家。对此，杨贤江尖锐指出：“他们不知道，中国工商业为甚不发达，人民为甚多失业；说这是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结果，或者，到现在他们可以是认了；但进一步，说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由于资本主义必然的结果，恐怕他们也不晓得也不敢这样设想了。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还有不打倒那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穷的生活。靠职业教育能救国，直是笑话！”[13]杨贤江对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救国论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杨贤江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以其丰富的内容体现在《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著作中，如在书中指出：“人类之教育，以文明时代为分界，在它的前与后，有个极大的差异。在文明时代以前，大家共劳动，共消费，故教育是全社会的，是实践的，即劳动与教育相一致的。到了文明时代，奴隶制度最为发达，社会开始分出榨取阶级与被榨取阶级，奴隶制度即为榨取之第一形态；其次为中世之农奴制度（即封建制度）；最后为近世之工银劳动制度（即资本制度）”。[14]“社会主义社会重教育与劳动的统一……”[15]。需要注意的是，杨贤江认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发达，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本身需要而对劳动者施行一定的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杨贤江强调劳动、实践对培养人的重要性：“为了儿童之肉体的发达，又为了儿童能力之全面的发展，劳动也是在所必要。据实际经验所表示，在学校为了劳动所费的时间，于获得多种多样的学识上，不惟极不妨碍儿童的进步，反而促进进步。”[16]

（四）职业教育的全民性和全面性

在职业教育的对象方面，杨贤江坚持了职业教育的全民性，主张“凡是平民，都该做工”[17]。依杨贤江之见，人人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与职责，他曾说：“我为人，尔为人，彼亦为人，凡具有四肢、五官、情感、思考、判断、实行之能力者，皆是人，皆属平等，断无尊卑、贵贱、主奴之名可以成立，惟同尽对于自然的人所当尽之职而已。”[18]更何况工作即生活，既然人人都要吃饭，那么人人都要工作，那种“不问生产事”的态度是坚决不可取的。为此，他大声疾呼：“我们该为现代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做解除束缚、改良生活的运动，向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压迫阶级施行攻击。”[19]概言之，人人具备从事职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因此职业教育要普及社会的每一个人。

在职业教育的内容方面，杨贤江指出职业教育应当注重全面性，也就是专业知识与科学文化缺一不可。他曾直言职业科的学生要“有相当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20]，同时也当“努力求得丰富的常识，养成多方面的趣味”[21]。究其根本，他认为广博的文化知识一方面有助于职业青年开阔视野、修养身心，“希望大家不要为某种学问或某种职业所拘囿、所硬化罢了”[22]。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个人职业的长远发展，以教师这一职业为例，杨贤江主张师范生学习跨学科知识，认为跨学科素养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若论地理......本系呆板，若不说明特色，讲者、听者均无兴趣。如能于特色处说明原由，则学生心理上显有区别，且易记忆。”[23]

三、坚持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深度结合中推进职业教育

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法宝。杨贤江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指导的早期主要倡导者，对职业教育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他的职业教育实践主要包括介绍国外学说、研究职业指导、专栏专号互动以及编写教材内容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