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立意、要点和路径

摘 要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要求，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深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的重要方式。理论上讲，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实践中要以完善一体化政策体系为逻辑前提、创建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为立足基础、构建多元协同的育人共同体为核心任务，构建一体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体系。据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实现进一步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立足系统思维，构建制度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政策体系；优化国际化平台建设，稳步拓宽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场域；注重生态塑造，打造开放协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

关键词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职业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5-0006-07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见，高水平的开放对于彰显我国市场优势、整合国际资源、优化经济发展格局、建设新的经济体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优化职业教育办学理念、拓展职业教育办学资源、丰富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等具有重要引领作用。随着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持续确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地位日益凸显。从内环境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变革和产能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迫切需要大量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之相协调。从外环境而言，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深入，亟须众多熟知东盟的本土化“东盟通”人才的稳固支撑。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区域，东盟与中国合作发展历经从睦邻互信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构建命运共同体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的对象之一[1]。随着新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化，探索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对于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校企合作、产能调整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价值立意

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受益者、助力者[2]。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高水平扩大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是要在现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基础上，立足建设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通过跨区域职业教育合作与交流，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发展水平。

（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助力国家外交大局实现的重要方式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文化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双方关系由浅层化逐渐发展成为深层化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合作协议的发布，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带来新的场域。一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从战略层面积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合作和落地，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和趋势的指引下，双方不断发布相关的政策文本，不仅明确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和培养高级数字人才的决心，也拓展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空间[3]。如：《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强调“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等平台，加强教育创新和学术交流”。诸如此类，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等的推进，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制度型开放框架逐渐形成。二是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作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推动者，其积极通过相关的政策支持、经济支持、人员交流等形式和途径促进双方合作的稳步推进。各地政府积极发挥自身主导作用，推进本地区职业教育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引导本地区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如：天津积极依托渤海“鲁班工坊”推动职业院校与东盟国家展开合作；2016年，泰国大城技术学院挂牌成立了“鲁班工坊”，这是我国在海外设立的首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孔子学院”[4]；截至2024年，广西积极联合国内各高校和东盟国家，立项建设10个左右中国—东盟技术创新学院[5]，在东盟国家共建17个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建设中国—东盟产教发展智库。三是从民间层面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主要在学校层面开展，多采用合作联盟、交流周等形式呈现，立足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等，成立相关研究中心和智库，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东盟教育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智库等。总之，在各方的不断努力和推进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成为助推我国大国外交建设的重要品牌和形式。202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厅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万象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时指出，中国—东盟双方合作中呈现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人文交流迅速复苏、互联互通走深走实、新生动力不断涌现等特征[6]。由此可见，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和推进，高水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必然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建设职业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

教育强国的核心在于人的强国，人的强是支撑教育强国高质量实现的基本支撑。本质上来看，人的强包含三个维度即人的身体之强、精神之强和能力之强。其中，身体之强是基础，精神之强是目标，能力之强是核心。对于个体而言，能力表现为自我的知识储备能力、从业能力等，贯穿个体能力的基本要素是自我以专业和职业为基本进行的学习。而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其必然需要不断对自我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进行优化和调整。这一优化和调整，既需要立足职业教育的自身特征，实现自我的净化和完善，还需要正确依托职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开拓职业教育合作的新渠道。可以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本质在于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拓宽人才培养的站位视野。传统职业教育合作过程中人才培养立足本国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培养理念方式等强调对本国、地区产业的对标，职业教育合作和交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而高水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是要立足国际产能结构调整和产业变革需求的角度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方式、模式等进行整体化重塑，进一步促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和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形式的深入衔接和协调，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共性中探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个性理念。二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延展职业教育合作域。高水平开放趋势下，将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放置于中国—东盟合作共同体的实践框架内，共同体表现为立足共同发展目标而形成的联合群体，在这一背景下，必然要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从浅层合作走向更深、更实的合作，从产业协同、院校合作、资源共享等角度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和任务进行深入凝练。三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重塑职业教育合作生态圈。高质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既需要立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自身，还需要优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内外部生态结构，双方各参与主体围绕合作需求，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彼此间的利益共享及资源互换，实现双方在政府政策、文化与科技、基础设施、科技研发转化等方面的深度合作，真正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的内外部生态体系的相互协调和彼此互生。

（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是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本质目标在于形塑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职业教育合作和育人实践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具有“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与“以职业教育提升国际影响力”双重意蕴，前者指向国际社会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接受度，偏重于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外环境中的中国职业教育的话语权，而后者则强调职业教育的自身质量，要求通过提升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增强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二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本质途径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内求和外塑，贯穿内求和外塑的核心元素是开放合作。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为考察对象可知，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所呈现的国际影响力自然也由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自身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的外环境所决定。一方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能够助力中国高职院校高质量走出去，实现国际化。高职院校国际化是国际合作进程中必须主动扮演的角色，高职院校国际化表现为高职院校主动参与国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实践，自觉将自我的办学理念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相互融合，同时也包括教师国际化，即通过不同类型、行业等教师队伍的组建和优化，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能够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中国—东盟合作的不断加深，必然需要众多熟悉东盟、了解东盟的国际化人才支撑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的发展。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与东盟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规模达6.41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7]。经贸合作纵深发展的同时必然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这就为双方职业教育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交通设施建设将使沿线经济体的贸易增长2.8%～9.7%，并推动世界贸易额增长1.7%～6.2%[8]。由此可知，当前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熟知本地区文化的跨文化高技能新型国际化人才依然是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作，必然成为未来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贡献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水平开放合作的逻辑要点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伴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深化而不断深化。近年来，双方围绕人才培养、留学生教育、产业合作、跨境办学等方面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但也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完善一体化政策体系是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首要任务

政策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走深、走稳、走实的指向标，完善协同的政策体系能够进一步帮助双方进行高效合作。现有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开放合作进程中，因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涉及面广、国家发展差异、社会体制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在实践过程中政策体系形成的融合性难以充分呈现。首先，政策统筹性不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属于跨区域范畴，具有跨域性和复杂性，需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思考和把握。现有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中虽然积极提倡职业教育国际化，鼓励职业院校和企业走出去，但对于具体的相关要求、措施、机制等并未作出明确要求和规定。整体来看，从国家到各地方层级之间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制度设计存在系统性缺失，使得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合作规划、合作布局等难以发挥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9]。其次，区域化政策制度定位不明确，缺乏详细的在地化合作规划。在地化职业教育合作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特色生成的重要元素，现有职业教育合作等多依托《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等合作文件实施，而对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针对性文件却相对较少，同时，各区域内关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相关文件也多是围绕整体性合作展开，针对本区域特色的挖掘和东盟十国中国别性合作的政策文件相对较少，导致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政策的在地化特征难以彰显和呈现。最后，在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职业教育自身政策制定缺乏经验，行动者政策成本漠视化。受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历史和基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经验相对不足。尤其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参照，致使现有政策对双方利益的关照不足。

（二）创建高质量对外开放平台是深化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立足基础

平台是支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高质量推进和实现的基础，也是高质量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载体，强化平台研究是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围绕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化，各参与主体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创设了庞大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和合作平台。就平台性质来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可以分为三类，即理论主导的研究平台、实践主导的研究平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性实践平台。其中，理论主导的研究平台多由政府、大学等主导，这类平台关注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基本定位是面向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学术前沿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开展精准化专业培训、搭建国际化平台。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化和研究需要，又进一步针对东盟十国成立了以文莱为首的10个国别研究所，逐渐形成了针对东盟职业教育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研究的布局。实践主导的研究平台主要由职业教育实践的一线单位主导，这类单位多以职业院校为主，如：2022年北京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在马来西亚建立中马国际教育学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平台主要由多主体共同协同和组建，这类平台具有综合性特征。如：中国—东盟技术教育合作平台（CATECP）、中国—东盟教育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等。其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合会由参与“中国—东盟双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2018-2022）”的175个中国与东盟各国职业院校、应用技术大学、研究机构和行业企业共同发起，其中，中方单位98家，10个东盟成员国77家共同组成。众多研究平台在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隐忧。一是区域间平台资源共享和联合程度有待进一步增强。就研究平台分布来看，多受地域要素和经济发展要素的影响呈现动态分布，如：广西利用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和边境职业教育合作；江苏、山东、浙江等充分发挥产业和经济优势，积极同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进行职业教育合作等。而其他内陆省份，相较于这些地区往往存在劣势，虽有合作但效果不佳。二是平台定位不明确，扎堆化较为明显。从现有实践和研究成果来看，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平台建立多立足于以自身专业发展为导向，受国际形势影响，2021年以来财经商贸大类平台数量迅速增长，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水利大类等专业领域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尚未建立[10]。三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从现有研究来看，针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相关理论成果略显薄弱，随着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实践必然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以实现高效推进，而现实研究多是聚焦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的经验研究，而如何将经验研究转化为理论研究，这必然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中平台建设所应考虑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