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主题嬗变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摘 要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是终身教育领域具有全面性、独特性影响的国际性期刊，其主要围绕着终身教育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主体研究、载体研究、国际与比较研究等方面展开。利用VOS viewer软件，对1982-2022年《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主题的嬗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近四十年来《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的主题主要包括培养个体的终身学习能力、持续关注人类未来与社会正义、加深国际理解等。《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对我国的启示是：加强高校的学术引领作用、提高成人的终身学习能力、保障成人终身教育机会公平等。

关键词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终身教育；刊文内容；刊文主题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5-0074-07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成人教育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明确了“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并推进了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目前“终身教育”已成为各国教育领域的热点词汇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这一战略部署对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成人教育系托马斯（J. E. Thomas）和英国萨里大学教育系彼得·贾维斯（Peter Jarvis）于1982年创办，其办刊宗旨是促进国际终身教育发展，提高国际终身教育质量。《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主要刊载有关终身教育（包括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研究报告，以及世界各国在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发展、改革与活动等[2]。每期均有编者按、原创性论文与书评，以及不定期的主题讨论。2021年，《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的Cite Score、SJR和SNIP①分别为1.5、0.999和0.515，在国际终身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受到国际终身教育领域研究者的重视，而且被多家国际科研文献摘要与引文数据库收录。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不仅坚守应有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而且对时代问题保持着敏锐感知与及时回应，该刊也积极引领着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的趋向。发展至今，《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不仅关注学校教育、继续教育和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关注终身教育、就业能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该刊具有强烈的跨民族、跨语言、跨制度的特点。此外，《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为全球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思考与交流的平台，有利于学者研究各类教育机构与教育环境中存在的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相关理论与实践，如各国终身教育中的社会目的，以及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开展的终身教育研究。2022年，即该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约翰·霍福德（John Holford）重申了成人教育的两大核心，即关注人类未来与加深国际理解[3]。基于此，立足于当前建设国内高质量终身教育体系的背景，本研究主要分析《国际终身教育研究》1982-2022年的刊文数量、发文作者与文章主题等，旨在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终身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并为我国新时代终身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1982-2022年《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情况综述

对于《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四十年的回顾主要基于文献数据统计和内容研究，本研究是以Taylor&Francis人文与社会科学期刊数据库中的《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为检索数据源，并借助VOS viewer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截至2023年1月，共检索到41卷、217期、1940篇文章。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该刊的刊文数量、刊文作者、刊文研究方法的侧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刊文数量与时局形势相关分析

如图1所示，1982-2022年《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共刊登文章1940篇，1982-1993年每年三期共401篇，1994-2021年每年6期共1499篇，2022年5期共40篇。其中，包含26期特刊（Special Issue），如2006年第3期的《超越学习型社会的终身教育》，2007年第5期的《从教育到工作的转变》，2008年第2期的《女性、战争、学习》等。从特刊的主题可见，《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积极关注世界范围的社会与教育现象，表现出了对时代问题的敏锐感知和及时回应。

从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数量在2013与2014年均达到了四十年中的峰值，均为6期72篇。《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数量在2007-2009年的快速增长，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局势紧密相关。政治上，法英日三国领导人先后换届，影响了各自的教育政策；加之北京举办奥运会，使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亚洲；军事上，伊拉克战争中的难民、妇女、儿童受到国际关注。与之相应，2007年以后，《国际终身教育》更加关注亚洲各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妇女教育与难民教育等。2009年以后，《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文献数量出现下滑，但又在2013年与2014年达到了年度研究成果数量的峰值。由上观之，这四十年发文数量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同时也展现出《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的国际性视野与关注主题的全面性。

（二）刊文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据统计与VOS viewer呈现，《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的1940篇文章是由999位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者撰写而成，在这999位研究者中，共有133位作者形成了合作网络，学者网络整体呈现低凝聚、高分离的状态，见图2。其中，约翰·霍福德（John Holford）、阿塞拉·米兰娜（Marcella Milana）、苏·韦伯（Sue Webb）、理查德·沃勒（Richard Waller）在该刊中影响力较大；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间的合作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研究机构，而是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协同合作发展态势；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仍存在不足，各个研究者团队间的学术互动与交流有限，《国际终身教育研究》的研究者合作网络呈现“分离”状态。1982-2022年该刊的研究者注重学术团队建设，其中以范德文鲁德（Van Der Veen Ruud）、彼得·贾维斯（Peter Jarvis）、安德烈亚斯·费耶斯（Andreas Fejes）为中心的团队之间出现隐性间接合作，而罗杰·博希尔（Roger Boshier）、薇姬·达克沃斯（Vicky Duckworth）、杰拉尔丁·海恩斯（Geraldine Haynes）、伊丽莎白·奈特（Elizabeth Knight）团队仅是呈现内部的紧密合作。可见，《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已具有向心力强的领军学者、研究主题多样的学者团队和合作协同紧密的研究团队，但仍存在各研究团队之间的学术合作关系松散等问题。

（三）刊文作者的地理布局与研究机构分析

通过VOS viewer对合作网络中的133位作者进行地理布局与研究机构分析发现，位于北美与西欧的发达国家与研究机构中的研究者是《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的主要研究力量。第一，从研究者的地理分布来看，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学者最多，美国、丹麦、挪威与新西兰紧随其后；接着是位于非洲的博茨瓦纳、南非与位于西欧的比利时。第二，从研究机构来看，《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主要研究机构为大学，加拿大、英国、美国的大学是研究的主力军。《国际终身教育研究》期刊的研究机构前三位依次是美国的格里菲斯大学、英国的诺丁汉大学、丹麦的奥胡斯大学。第三，该刊的研究机构集中度较高。美国佐治亚大学的终身教育研究历史悠久且研究领域丰富，涵盖继续教育、健康教育、企业培训等多个方面。彼得·贾维斯等著名终身教育学者也曾在此任教；英国诺丁汉大学在成人教育研究方面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与众多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总之，该刊的研究机构集中度较高，且各机构间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已形成广泛且紧密的学术机构合作网络。

（四）刊文研究方法的侧重分析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征稿面向全球，读者人群亦不局限于英国本土。因此，该刊对来稿的要求是，基于各国、各主体的“突出”问题、内容和视角来体现国际视野性、全球存在性与大众关注性。该刊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经验分析和理论探讨的刊文主要是由导论、理论推理或内容分析、结论或启示三部分构成。另一方面，在众多以质化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刊文中，文章主要是从微观层面进行问题研究。文章的主要研究对象或内容能够从文章标题得以窥知；论文摘要主要是由研究背景、研究方法与对象、研究结果及对理论或现实的借鉴等部分组成；在文章正文部分，研究者则详述论文摘要的各项内容。论文正文涵盖以下主干部分：引言、背景介绍、研究情境、研究方法、结论、对结论的探讨、总结，每一部分又会根据论文选题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内容。

三、1982-2022年《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刊文内容分析

从《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四十年刊文的研究内容来看，期刊关注的领域以终身教育理论为主，辅之以终身教育载体、历史、主体、各国终身教育实践等，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

（一）终身教育理论研究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主要侧重于终身教育相关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占比高达53%。不同国家的作者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一方面，以其他学科为理论基础（如认知科学、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研究终身教育，如法尔汗·阿里（Farhan Ali）和盛志谭（Seng Chee Tan）通过神经科学视角来分析情绪与终身学习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神经科学的发展与变革性学习理论之间具有间接的协同作用[4]；安德丽亚·切戈隆（Andrea Cegolon）与安德鲁·詹金斯（Andrew Jenkins）以记忆力和语言流畅性为衡量标准，运用认知能力建模工具对6114人进行了约97443次观察，研究他们的认知衰老过程，发现认知刺激活动可以延迟老年人认知能力下降[5]。另一方面，开展对终身学习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其中以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为代表。对终身教育的批判性研究是将成人学习视作一种政治现象，关注公民身份与社会运动。这表明，其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和政治问题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教育视为变革的工具。彼得·梅奥（Peter Mayo）通过分析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理论与其时代背景，发现弗莱雷是在左翼社会转型政治背景下构思和实施的教育运动，是反系统性、结构性和象征性压迫形式的持续斗争，成人教育形式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6]。达雷尔·博伊德（Darrell Boyd）通过对保罗·弗莱雷的写作手稿分析发现，弗莱雷认为人类的角色是“创造历史”并带来相应的变化，对乌托邦的正确理解要求人们在想象、希望中的未来和实现未来所需的批判性分析和具体行动之间保持明确的平衡[7]。

（二）终身教育历史研究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对于终身教育的历史研究占比较低，仅为5%。学者们主要是以十年为节点，对国际终身教育的发展进展、历史背景以及预期目标进行回顾。有学者按国别对某一国家的终身教育发展进行回顾，如埃琳娜·图帕列夫斯卡（Elena Tuparevska）用1400-1959年以西班牙语出版的书籍解释了西班牙语国家终身教育发展的三个时期[8]；有学者对终身教育的国际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有学者以国际组织为切入口，对终身教育的目的进行考察；有学者对终身教育学进行回顾，如彼得·福特乔尔（Peter Fordjor）等对加纳的西方传统成人教育哲学进行了回顾[9]；也有学者对教育机构发展史进行梳理，如伊恩·马克雷（Ian Macrae）对雷丁大学的成人教育进行了回顾与分析[10]。

（三）终身教育主体研究

《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对于终身教育主体研究占比为15%，关注不同领域研究者的研究主体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关注教育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学者主要研究移民、难民、女性、中老年群体接受终身教育的过程与情况。吴金婷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三组中国移民的不同学习方式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公民身份制度与对移民学习方式的刻板印象[11]；芭芭拉·潘菲隆等研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培训师培训”项目，这一项目旨在使女性小农群体成为地区的领导者，并通过园艺活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通过反思，研究者与当地女性小农群体基于当地气候与风俗设计出了一个培训流程，该流程未来能够继续促进女性小农群体习得、传播与运用农业知识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12]。另一方面，关注终身教育顶层设计、师生关系的学者研究主体为参与制定终身教育政策的政府官员、终身教育机构的教师、重返学校的辍学者等。1996年，英国工党人士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认为，内阁教育与就业部门（the Cabinet a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能够在学习型社会中发展面向未来的知识与技能，并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13]；詹妮菲·凯·迈尔斯（Jennifer Kay Miles）等基于变革性学习理论与批判性话语分析了一位曾经辍学却在49岁攻读至博士生的女性，找到了“学术共同体归属之地”，颠覆了学术研究和读博是为年轻人准备的观念[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