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度、梗阻与建议

摘 要 高职教育通过赋能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式。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提供了供给性和适应性两个维度的分析视阈。从供给性上，基于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和教育成果三个层次指标的实证分析，结合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控制变量可知，东北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效度不足。从适应性上，东北高职教育面临系统性式微、机制性障碍以及空间性阻隔等现实问题。在东北全面振兴背景下，要通过提升政府统筹引领作用、扩大优质办学要素规模、建构多维协同创新体系、打造高水平开放格局，增强高职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保障力、支撑力、聚合力与伸张力。

关键词 东北地区；高职教育；新质生产力；“新质”产业；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27-0074-07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高职教育发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改革，巩固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供给结构与办学结构，多主体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全面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也通过赋能知识、技术、人才等要素，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从唯物史观出发，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阐明了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下统称“新质”产业）发展的重大意义。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论断，为各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在新发展格局下，各地区的差异化布局与战略协同是充分发挥地缘空间优势与资源禀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东北具备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基础，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及资源条件，具有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意义，在全面振兴背景下被赋予军工生产基地、先进装备制造基地、能源加工与传输基地、粮食生产基地以及对外开放新前沿等战略地位。新时期，东北高职教育如何围绕发展实体经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等目标要求，破除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梗阻，提高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度，是亟需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及现实难题。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视阈

（一）研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扬弃前人的生产力学说所形成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蕴的生产力观。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出发，科学阐释出生产力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2]的物质概念，从生产要素视角分析了“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从中提取出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规律，并成为推动社会性质与生产方式变化，指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要素发展的决定力量。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马克思深入考察了生产工具变化所引发的劳动方式变革的历史规律，肯定了科技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及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的重要论断。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遵循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概念、要素及矛盾关系等基本原理。“新质”即新的质态，是内部要素发生质变产生新的结构、功能与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重点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5]。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性质和质量发生结构性与系统性变革的结果，实质体现为生产要素本身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6]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方向、规模和结构，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赋予了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的新动能。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具体是要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发展水平，坚持以创新动能为引领，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高水平的转化成果与基础性的要素保障，着眼于空间特征、战略布局与资源条件等因素，推动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二）研究的分析视阈

教育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各类劳动者以及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在愈发复杂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了同生产力发展更为紧密的关联。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进而对教育的思想、理念、政策、制度等产生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因素成为教育的质的规定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在器物层面的发明创造直接生成现代化的教育设备与手段，逐渐改变教育的活动方式及主体关系。另一方面，教育通过改变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够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建立以来，教育成为将生产经验与科学技术转化为劳动能力的重要手段。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政府、市场与高校协同推进，需要科技、人才、资金、制度等要素的系统性配置，这既依赖于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也需要获取应用技术服务，既渴求高水平的科研类和管理类人才，也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投身社会生产实践。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性，即高职教育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战略协同、空间布局、系统结构、发展方式，以及微观层面的专业协调、内容衔接、人员互动等维度。二是供给性，即高职教育要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在人才供给、员工培训、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技能鉴定等方面增强“新质”产业发展的质量、规模与效益。适应性是供给性的重要前提，供给性是适应性的价值呈现，两者相统一共同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文尝试从“供给性”维度，实证分析东北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度，从“适应性”维度，揭示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区域特点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二、东北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度

（一）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测量城市在新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下的生产力水平，本研究采用了区域宏观视角和企业微观视角两种方法。从区域宏观视角来看，测量路径分为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内涵角度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设计；外延角度则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设计指标体系。企业微观视角则基于生产力三要素理论，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本研究参考了大量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维度构建了详细的指标体系，见表1。由于数据计量单位不统一，无法直接综合处理。首先，通过无量纲化处理，规范化或标准化各种类型指标；其次，完成正向化处理以符合实际需要；第三，运用熵值法给出城市新质生产力指数指标体系权重系数。

（二）高职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围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要素结构，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指标体系，以科学的方法评估高职教育的发展状况。通过专家问卷形式，筛选掉支持度低的指标，经过不低于两轮的筛选，采用权重确定方法，给出高职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权重系数，进而确定包括7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的高职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2。

（三）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度分析

利用2019-2023年的统计数据，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新质生产力指数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见表3。

根据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和高职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分别测算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数和高职教育发展指数，测算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教育部发布的年度数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年至2023年的年度数据。根据测算结果对高职教育发展指数与新质生产力指数的相关性分析发现，高职教育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质生产力指数与学生规模、教师规模、学校规模、经费投入、设备投入、示范院校和育人成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0.720、0.700、0.780、0.760、0.740和0.770，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1。这表明学生和教师规模的扩大，学校规模、教育经费和设备投入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新质生产力。此外，增加示范院校和提升育人成果对新质生产力的增长也有显著作用，相关系数分别为0.740和0.770，显著性水平为p=0.001和p=0.003。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社会就业率，还促进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是提高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从东北三省的高职教育发展指数看，分别为68.11、66.23、61.55，发展指数较低，新质生产力指数也相对较低。这反映出东北地区在高职教育规模、经费投入和教育成果方面的不足，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辽宁省高职教育资源匮乏、经费不足的问题，导致劳动者技能和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受到制约。吉林省的情况与辽宁省类似，其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脱节。而黑龙江省的高职教育投入最为薄弱，这种局限性对区域经济活力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东北高职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梗阻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时指出东北振兴存在四大短板，即“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观念”[7]。探析东北高职教育服务“新质”产业发展的梗阻，既要从社会总体发展观入手，遵循其生存发展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也要从具体的人才、技术、平台等要素的服务成效出发，把握产教融合过程中生产要素与教育要素的供需关系，科学建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逻辑。

（一）系统性式微：东北高职办学要素发展受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8]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从现实状况看，东北高职教育围绕“新质”产业发展的人才、技术以及教学过程中的师资、课程、设备等要素建设明显处于滞后状态，暴露出校企之间的供需关系矛盾，既反映了东北高职院校办学基础薄弱，也蕴藏着区域经济发展放缓、结构性衰退、要素配置不利等深刻的社会动因。

东北经济的系统性衰落减弱了高职办学要素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的经济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东北三省GDP占全国比重已从1990年的11.7%降至2023年的4.6%[9]。世纪之交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动了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在政策影响下大批高职院校在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应运而生，这也恰好与东北经济的衰落形成“剪刀差”。一是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增大，以及大批行业类高校划归地方，导致地方政府背负了沉重的财政压力，对于高职院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生均教育事业费等支出逐渐滑落至全国中后水平，极大限制了办学要素的发展。二是大量的资金、技术与人才外流，导致东北高职院校获取社会捐赠、援助以及实现办学要素系统性跃升的机会减少。

东北经济转型的叠加效应加大了高职办学要素的发展压力。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实施20年来，东北经济体制与发展方式发生了剧烈变革，政府也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政策调整，对高职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转型，导致政府资源在高职教育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高职办学要素的创新发展，愈发依赖于所在城市的经济活力与文化品位。随着东北资源型城市的不断收缩，当地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也在持续下降。二是产业结构的剧烈变革，导致以石化、钢铁、煤炭、建材、造船等重工产业为服务对象的东北高职院校，面临专业调整与办学要素升级的巨大压力。“以增量调整为主的转型成本低、速度快、见效明显”[10]的专业更能满足短期发展需要，但却难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质态变化。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政策导向变化，造成东北高职院校在是办本科教育还是专科教育，是向本科靠拢还是发展类型教育的徘徊过程中消耗了大量办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