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时期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话语生成逻辑

摘 要 高质量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主题，而产教融合政策的价值旨归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交织耦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社会实践为分析框架，对23份高质量发展时期的政策前端话语文本进行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探讨产教融合政策的话语何以生成。研究发现，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生成遵循人民中心与为国育才协同推进的政治逻辑、供给侧改革与创新产业体系双轮驱动的经济逻辑、文化自信与知行合一内在建构的文化逻辑。这些逻辑理路揭示了产教融合政策话语生成的本质意图在于实现政策话语意蕴的国家建构、职业教育类型的身份强化以及强国建设战略的路径规划。探寻产教融合政策的生成逻辑及其内核实质，能够强化对政策本质的理解，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政策话语；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0-0037-08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创新赋能发展，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引领与人才支撑。而教育又是科技创新与人才孕育的基石，因而深化教育、科技与人才的一体化建构是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在教育、科技、人才培养上具有天然联动优势[1]，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愿景的有效主体。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路径，不仅是推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的主要抓手，也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发展体系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2]，而打造完备的产教融合体系要从顶层设计出发，关注国家政策的宏观导向，理清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和教育规律的政策话语逻辑。为此，本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时期产教融合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话语为研究对象，利用费尔克拉夫批评话语三维分析框架中的社会实践维度解读，释明产教融合政策话语在不同维度上的生成逻辑，以期打开产教融合政策制定的“暗箱”，为相关部门衡量产教融合实践成效、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

一、理论框架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话语分析这一概念。话语分析的发展与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和人文社科领域的“话语转向”密切相关，其中“话语转向”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具有话语属性，它受话语影响与操控，所以话语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中介[3]。在话语分析的众多模式中，批评话语分析与其他模式有着较大区别，它并不指向发展语言理论本身，而是以语言理论为工具探索语言之外的目标，如霸权、不平等、压迫等[4]。以费尔克拉夫为代表的学者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可以追溯到福勒等人发展起来的批评语言学理论，这种理论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以语篇分析的方式揭示了暗含于话语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渗透。因而，批评话语分析的一端孕育于语言学的“母体”，另一端又扎根于社会文化，强调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双向建构和影响。

费尔克拉夫将话语视为社会实践的既有形式之一[5]，同时也包含话语、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事件[6]，它以符号形式存在，为社会实践活动建构基础[7]。费尔克拉夫将批评话语分析划分为三步：第一，描述语篇的形式特征；第二，解释语篇内容与交际的内在关系；第三，说明交际与社会情境的密切联系[8]。这三个逐步宏观化的分析步骤初步形成了经典的批评话语三维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分析属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它揭示了话语和意识形态、权利呈现的关系，主要指向包括话语秩序在内的“成员资源”本质，阐明它们如何被用来生产和解释文本[9]。社会分析天然具有的社会性关照使它具备了更深层次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则是话语生产背后的逻辑体现，因而批评话语三维框架中的社会实践分析能够为产教融合政策的话语生成逻辑研究提供可循之道。

在社会实践的宏观维度中，包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四种取向[10]。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也是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相互渗透、结合的产物。探究相关政策的话语生成逻辑，需要从上述四方面入手，但由于我国颁布的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和统一性，同时也和政治实践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本研究仅选取社会实践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维度搭建研究框架，从经济政策话语、政治政策话语和相关文化背景出发分别溯源产教融合政策话语的生成机制和内隐逻辑。本研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官方网站，共搜集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23份文本材料，其中包括9份领导人讲话、3份政府工作报告、2份经济发展报告、4份官方政策文件以及5份答记者问等相关内容。

二、政治逻辑：人民中心与为国育才的协同推进

人民中心的立场与为国育才的目的相互交织、协同推进，共同构成了产教融合政策话语生成的政治逻辑。人民中心的立场，要求政策制定者始终关注人民的需求和利益，确保教育与产业的融合能够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而为国育才的目的，则强调了人才培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要求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培养更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一）人民中心的立场推动

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是立足人民中心的情怀彰显。党的十九大后，高质量发展话语接踵而至，如何提升发展质量进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高质量发展应当回答的重大时代命题。国家发展对人民需要的回应无疑凸显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以人民为中心”[11]，因而人民中心的价值旨归是党和政府一切决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中心是一种国家话语，向地方话语有效转化才能确保民众的可感知性[12]。这种转化一方面是对国家执政理念的具象化，另一方面是将人民中心真正融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产教融合作为向下渗透与实施的政策话语，能够联结社会与人民发展的实际需求，是体现人民中心这一立场导向的政治缩影。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党的二十大又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以上均将“产教融合”置于提升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国家政策语境下。教育质量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抓手，通过产教融合确保职业教育的育才质量，不仅是为社会经济发展铸造稳固基石，更是为了达成民生福祉的优化与提升。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在于以“质”破题，也要关注“量”的普及，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2021年和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分别提到要“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13]以及“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14]。在上述语境中，产教融合不仅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可行之策。教育公平不单指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也关涉了接受的教育类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划的匹配度。产教融合的实施，让更多学生走出校园，在真实工作情境中施展自己的才能，达成教育效度在个体维度的最优化。

2021年，在《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中，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深化产教融合对于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相同的话语意图在2023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就就业问题答记者问中同样存在：“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提质扩面，打造一批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服务更多高校毕业生掌握适应市场需求的‘一技之长’”。由此可见，产教融合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发挥着独特效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产教融合的施行，创造了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衔接起学生由学校向工作的过渡阶段，不仅是应对青年就业问题的有效策略，更是为民解忧的“国家药方”。

（二）为国育才的跨界联动

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是协同人才培养的合力驱动。教育过程始终要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三大根本问题开展，也就是要明晰“为国育才”的目标、途径与方向。“为国育才”的落脚点在于人才产出质量与国家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通过适配性的人才供给撬动发展杠杆，实现家国建设的蓝图伟业。产教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于同一时期进入深化发展阶段，这种政策信号也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发展新阶段，社会对人才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更加迫切，而产教融合在实践领域的不断深化使国家发展赖以维系的“人才问题”得以有效纾解，加速了青年成才与国家发展的“双向奔赴”。产教融合所蕴含的跨界人才培养机制，是以提升育人成效为直接目标，而缘何提升育人成效的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服务国家发展需求，让更多优质的人力资本流向社会，成为国家多向发展的增益实体，形成“人才质量推动发展层次，发展效益优化人才结构”的良性生态循环。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以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的纵深发展对于学习者的技能有效习得意义重大，技能结构和产出效果的不断提升，能够实现对不同行业的适配性劳动技能人才的供给优化，实现“人尽其才”的现实追求。同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也指出要“积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补上突出短板，推动产教融合……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反复出现说明了产教融合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价值在不同场合、不同题材的报告中得到互文体现，也是产教融合前端政策对“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具体解答。而当下多有提及的“技能型社会”，就在于通过技能形成，对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可以看出，技能型人才是国家所需，要将技能型人才培养作为产出导向的目标之一。

除了指向具体的人才培养类型，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施行也是为了不断加强教育的开放性和系统性，通过落实“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为党和国家优化育人成效。2020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就《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答记者问”中提及“建设一批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在以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的话语表述中，“协同育人”并非相关主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方主体以共同目标和理念为引导，基于主体间的通力合作，构建一个更为完善、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最终助力国家的长远发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15]。产教融合的不断推进意在实现教育、人才、产业和创新四个链条之间的联动，也意味着教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要紧密贴合创新实践，产业和创新要能够吸纳并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因而，在如何育人的路径探索上，产教融合实现了教育界和产业界的联动，紧扣国家发展需求，以更优质的人才培养为目标，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大计厚植人才基础。

三、经济逻辑：供给侧改革与创新产业体系的双轮驱动

供给侧改革与创新型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两股强劲动力，共同推动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推动产教融合政策话语生成的重要经济力量。供给侧改革通过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和供需平衡的动态调整，为产教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而创新型产业体系建设则通过技术创新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产教融合注入新动能。

（一）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

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供给侧改革以破除制度壁垒、提升生产率和质量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为着力点，锚定“供给”的革新与扩充，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因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16]。供给侧改革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供需平衡”的良性发展生态，形成高效率的生产要素供给、高水平的发展动力和高活力的市场主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人才需求侧与职业院校传统人才培养供给侧之间的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渐凸显，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被引入到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践中[17]。作为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产教融合立足于人才供应质量，不仅有助于培养更多契合产业发展多元化需求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为打造高质量发展格局开拓了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