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图景、挑战与中国应对

摘 要 数字化背景下，终身学习逐渐成为全球教育政策核心。从大众传媒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再到数字化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系列报告揭示了终身学习理念从持续一生的学习到个性化学习再到可持续性学习的变化。数字技术发展催生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需求，然而制度重叠、权力局限及技术风险等问题成为其发展的阻碍。中国在全球终身学习实践中的角色和地位转变不仅推动自身向前，也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未来，中国将依托自身特色，从发展机制、政策法规和技术挖掘等方面促进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词 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 G7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1-0074-07

数字化发展背景下，阶段性的教育和学习所赋予的有限知识与技能已经难以应对知识更新与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贯穿于人一生、以持续性学习为特征的终身学习越来越受人们关注。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迭代升级，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各个领域都在尝试运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等解决以往传统模式下难以解决的问题，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数字技术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让每个人在生命历程中获得持续学习和成长成为可能。智能技术如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网、可穿戴技术等作为工具集成到学习中[1]，推动了智慧教育、智能学习的发展。数字化为终身学习发展提供了新的潜在可能，也赋予其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2]。

终身学习是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核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工作的重点。1952年，UNESCO在汉堡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UIE），后发展成为终身学习研究所（UIL）。该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加强UNESCO会员国在终身学习领域的建设。此外，UNESCO陆续推出《富尔报告》《德洛尔报告》等前瞻性报告，通过政策支持、研究与展望、监测等方式开展全球终身学习研究，成为国际组织内部和国际范围内发展终身学习的重要经验借鉴[3]。这些报告是UNESCO对终身学习的定义和推广，背后反映了其对全球教育需求的认识[4]，既是作为指导终身学习未来前进方向的系列行动指南，又是研究终身学习全球发展趋势的重要材料。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UNESCO的系列报告，探究终身学习理念的变化，以此描绘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图景。同时发掘在数字化时代下，终身学习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中国未来应对策略提供建议。

一、技术变革与终身学习的理念演变

“终身学习”的本源概念为“终身教育”，1965年由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在UNESCO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首次提出，后其在专著《终身教育引论》中作出系统论述，让终身教育理念在全世界得以传播和推广。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的持续升级和应用，新的数字化学习技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教育方式，更促使终身学习理念在数字技术影响下重新定义。

（一）媒体技术的推广和持续性的终身学习

技术进步是推动时代发展的中枢力量，亦催生了深刻的社会变革。20世纪初，广播、电视的逐步应用和普及标志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这些媒体技术的覆盖使得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都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信息传播方式也更加直观生动。尽管这些媒介主要实现的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人们却可以通过它们达到对信息随时随地获取的目的。由此一来，信息获取途径增加，人们不再局限于从学校获取知识，教育和学习场所也不再囿于学校，而是扩展到家庭和社会，打破了以往“在校学习是构成一个人学习的整体”这一固有观念。1972年，UNESCO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称《富尔报告》）中强调了这种变革，提出终身学习的必要性：“我们再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5]这一观点反映了学习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连续性，为人们迎接未来的时代和社会作准备以求适应和发展，其应该贯穿人的一生。纵观时代发展，要推动终身学习涵盖全方位的学习机会[6]，就必须看到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至关重要角色。只有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媒体技术才能突破学校范畴限制，从而在更大范畴内帮助人们传递和获取知识、才能改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途径、才能满足终身学习的需要。“学会生存”的理念不仅丰富了终身学习的内涵，更使得教育突破了学校范畴成为全民的终身学习，使“终身学习”逐渐取代“终身教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的概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也为后来全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奠定了思想基石，证明了技术在教育和学习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个性化的终身学习

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互联网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即时的信息接收，还能进行即时的信息传递与交流，由此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又一次根本性变革，人们可用于学习的材料在信息交互中得到增长。此外，个人计算机的合理运用更是演进出新的学习形式和路径，赋予了个人学习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然而，信息技术普及与应用带来这些新变革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不平衡。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模式和范畴，信息社会持续进步要求每个人具备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在掌握与未掌握这种能力的人或组织之间，新的差异成为终身学习继续发展的威胁。UNESCO在其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又称《德洛尔报告》）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应促使人们从终身学习的角度重新考虑教育系统的地位和职能”[7]。也就是说，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教育不仅要帮助人们掌握知识，更要掌握认知的手段。UNESCO还在《富尔报告》“学会生存”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终身学习的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这些支柱强调了在不断演变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知识和技能并运用到实践的重要性，它认为人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和终极目标，与《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报告中的观点类似，个人为了在不断更新的信息社会继续生存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去谋求自我的发展与完善[8]。这进一步深化了终身学习的地位和作用，呼吁构建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教育系统，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在快速演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路径。

（三）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可持续的终身学习

21世纪以来，人类逐渐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时代迈入以数字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化时代。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互联网时代相比，数字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智能学习终端、数字化学习平台等在更广泛的学习环境中架起互联的桥梁，营造了一个更加多元化、智能化和无限开放的学习空间[9]，使学习成为一种在虚拟环境中互动协商的共同行为。这种变革体现了UNESCO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提出的教育观念，即将教育和知识视为全球共同利益，认为“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是所有人的事，是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10]。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这项共同利益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良好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是集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要培养全球意识和集体观念来塑造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正如《仁川宣言》中所说的，新观念将终身学习的关注点从个体发展领域拓展到集体发展领域，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性[11]。

尽管数字技术的快速演进为终身学习带来了机遇，但也带来诸多挑战，包括知识获取和创造能力的不对等、数字素养不同导致的学习质量差异等。为此，UNESCO在2021年出版的《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中提出一项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该契约以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和作为共同利益的教育与知识为框架，构建学习共同体，旨在弥补过去的缺陷，并迈向公正可持续的未来。报告指出，应确保正在进行的技术变革是促进我们繁荣发展的助力而不是成为实现理想未来的阻碍。它强调“数字素养和数字访问是21世纪的基本权利”[12]，这种数字技能与能力的构建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干预以及各种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和自我教育支持。

从大众传媒时代到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与人们生活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数字技术的每一次跃进都极大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学习的方式。学习由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发展到双向信息互动再演变为数字空间的共同行为，未来的学习生态系统可能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促进的协作环境[13]。在数字技术影响下，各种集成性的数字化平台和智能性服务既为终身学习带来了新的工具支撑，也促使其适应数字化潮流，并进行相应转型。

二、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挑战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其他形式的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世界，也提供了潜在的无限学习机会。虽然终身学习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下加速了变革进程，但其持续发展依旧面临着多重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实现转型来回应时代赋予的挑战。

（一）制度重叠：国际组织间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冲突

制度重叠是指在一个社会体系中，存在来自不同领域的多个相互关联或相互影响的制度，它们在功能、任务上相互交叉，共同构成社会运行机制并推动社会发展。终身学习作为全球教育领域的重要理念及实践，其普及过程引发了新一轮的世界浪潮，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逐渐成为全球共享的教育政策目标之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发展新局面、新景象。国际组织作为超国家层面制定全球各种教育政策的核心机构，在促进终身学习政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UNESCO强调人文主义的终身学习，认为相关政策必须促进公平和普惠地获取人工智能技术。是以促进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公平、包容和透明化，实现人人共享人工智能红利的关键，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要点。世界经合组织则认为，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重心是数字技术被合理且有效率地使用，数据是其数字化转型的核心[14]。终身学习要从数字时代获益并应对挑战，就需要缩小技术发展与政策框架之间的差距，保证数字技术的潜力能够被充分挖掘的同时，平衡好保护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等政策目标。国际劳工组织将终身学习作为技能开发与更新的重要工具，强调必须努力在提供培训时充分利用数字化提供的机会[15]，促进终身学习质量提升和方式转变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显然，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各国际组织关注的重要政策议题。尽管他们制定相关政策都是为了促进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这一共同目标，彼此之间政策取向的不同却带来制度功能、任务等的交叉，从而造成制度重叠。这种重叠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单一制度的不足，但手段和观念的不统一使得全球治理碎片化，不同行为主体在重叠的制度所规定的立场范围内呈对抗姿态[16]，制度间形成干扰效应。而一个国家在多元的国际组织政策中做出的抉择涉及到其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思想引领和顶层设计。为此，各国应结合自身国情与现状，判断其适宜性，通过学习和借鉴探索符合本国发展的独特路径。否则，这些制度的重叠将可能引发各国在制定政策时的目标模糊、执行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以及制度效果的发挥低效。

（二）权力局限：UNESCO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治理难题

在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方面，UNESCO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治理主体，具有显著的组织引领性，但约束力却相对有限。尽管该组织在过去近80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壮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治理框架和机制，其政策文件也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参考和指示，但在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却仍面临一些挑战。

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提出全球治理的四种权力：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17]，而UNESCO促进全球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后三种。首先，制度性权力指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力形式。UNESCO没有强制性权力去迫使其他国家或地区执行其制定的终身学习数字化政策。其只能针对全球发展状况提出普遍性、概括性的规定，为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和数据支撑，以此来指引各国或地区的行为。这种间接控制强调了国家和地区的自主性，但也带来了执行上的困难。其次，结构性权力指通过控制社会结构或资源分配来影响他人行为的权力形式。UNESCO对终身学习领域的关注较早，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使其拥有全球话语权，也塑造了其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下的不对称特权即弱等级性的领导地位又促使更多国家和地区自愿接受其“统治”。二者的相互建构进一步扩大了UNESCO的号召力，但这种依赖于国家和地区自愿接受其“统治”形成的领导地位并不代表其能够有效推动各国实现数字化转型所制定的目标。最后，生产性权力指通过参与生产和实践获取利益的权力形式。UNESCO拥有专门的终身学习研究机构，依托此研究机构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及其自身庞大的数据来源能够为国家和地区提供终身学习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指导，同时能够开发项目带动各国共同参与发展。而部分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行，走向封闭和保守，阻碍了UNESCO新思想理念的传播，限制了政策文件约束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