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间教育团体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

摘 要 1920年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职业教育。为将农村职业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中华职业教育社选定江苏昆山徐公桥创设实验区，在教育上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在经济上推广农业改良，提倡副业生产，开展合作运动。另外，改进实验区还创设农村自治组织，举办人才培训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活动关注农民需求，讲求经济节省，强调因人施教，注重制度建设，既推动了改进区农村职业教育及各方面的进步，也为其他改进区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典范，还为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徐公桥改进实验区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33-0073-0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呈现一片衰败景象。为挽救农村败落，实现国家富强，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设立徐公桥改进区，开始了为期6年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活动。当前，学界对职教社的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工作尚缺乏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基于此，本研究对职教社的农村职业教育实施工作进行探讨，以期为当下乡村教育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及转向

1917年5月6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倡导职业教育，在上海联合教育界、实业界及政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人创立了职教社。职教社的成立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契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投资实业的热情。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革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否定南京临时政府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则。他表示：“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1]他还亲自指示农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对比古今中外度量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2]。农工商部在时任工商总长张謇的主持下，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法规，并为后任历届政府所承继。“从1913年到1921年，北洋政府总共颁布了40余项经济法规，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有：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鼓励矿业的发展，取消先前开采矿藏的各种限制；整顿税法，对民族工业产品减免捐税；制定金融法规，规范金融秩序，加强对财政的管理等”[3]。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令、法规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一直制约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西方各国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工作，各国为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资输入。例如，一战期间中国入口货值较战前有所减少，1915年比1913年减少了20.3%；出口货值则有所增加，1917年比1913年增加14.8%，1918年增加到20.5%[4]。

在国际国内利好条件的刺激下，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以棉纺织业为例，1911年全国有华商纱厂 20家，纱锭约50万枚，资本1700万元；1919年增至35家，纱锭65万多枚。加上正在筹备和即将开工的二三十家，投资总数达6000多万元。纱厂盈利增加十分明显，16支纱在1914年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36.93元，1919年更高达70.56元[5]。以工厂数为例，1903-1908年间平均约有21家工厂设立，而1913-1915年间设立工厂数攀升至41家，1916-1919年间平均达124家[6]。

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然而令中国实业界失望的是，当时的大多数学校仍是以读书做官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求学者“往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愈着”[7]。许多学生读书之后不肯再从事具体的实际工作，而又没有真才实学可以谋生，变成了识字的游民。即使是实业学校也“非教以农工商业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其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其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其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这样的教育制度使中国社会“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8]，完全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对高素质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的需求。而在“事业界方忧虑需用人才之无多”的同时[9]，“各级学校毕业生之无出路”现象也很突出，广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以致学校毕业生愈多，社会失业之人愈众”。中国社会的这种景象既“有害于教育，且大不利于职业”，于是“沟通教育与职业”“谋两方面之联络”便成为教育界、实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0]。

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黄炎培、穆藕初为代表的知识界、实业界人士发起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民间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职教社成立之初，其工作重心在城市，集中在工商业，然而随着工作的开展、认识的深化，职教社越来越意识到职业教育绝不仅限于工商业，农业职业教育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关系全国人民之衣食”“关系全国农民之职业”“关系全国实业之振兴”“关系全国各种事业之发达”[11]的国家，农业人才的培养更显重要。但当时中国农业衰败已为“最可寒心之事”[12]，“所有的农业教育，都是无效的”[13]。在这种情况下，职教社认为必须从中国是个农业国的国情出发，从农村入手改革教育，才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寻求新的突破，以此启发民智、实现自治、复兴民族。

1920年5月，职教社在上海举办第三次年会，议定设立职业指导委员会、农业教育研究会，并推定社员调查各地农业状况[14]。1920年10月4日，职教社正式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该会推举邹秉文、王企华负责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征求改进农业意见”[15]。同年11月，该会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宣言书》（简称《宣言书》）。《宣言书》深刻分析了已有职业教育的失误：“职业教育者，实对个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对社会为增高各种事业之效率功能，其重要固早已为国中贤达所洞悉。虽然，使近日而有一种教育制度，顾其名诚为职业教育，而究其实则上既无补于国家实业之发达，下亦不能助个人生计问题之解决，若不设法补救，则国人将不解乎职业教育本旨之所在，而对于本社推广实业之前途，将发生无限障碍与怀疑焉。”[16]《宣言书》希望能够将该会组织成一个“海内外诸农业教育专家”与“热心吾国农业之发达者”的汇集之地，从而“为吾国确定一良好之农业的职业教育制度”[17]。该会成立以后，专门在职教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上编辑出版“农业教育”专号，探讨如何办理农业教育[18]。

1921年8月18日，职教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了实施农业教育的职业教育方法，他们主张各种农校应各按其目的而设置，其学程不宜强行衔接，应该按地方情形因时制宜，变通办理[19]。1925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四次年会，黄炎培于会上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的计划，并强调乡村职业教育的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其人口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在试办时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20]。

将乡村教育纳入职业教育是对职教社原有认识的一次重大修正，它表明职教社深刻意识到了“乡村教育是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21]，也为职教社改变其将精力过于集中城市及工商业的做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自农业教育研究会成立后，职教社的职业教育事业重心逐渐由城市、工商业向农村、农业转变，并筹建徐公桥开始改进区，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实验活动。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

（一）教育改进实验活动

1.普及义务教育

（1）制定教育计划，推动工作有序进行

为保证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有序进行，改进区每一年度都要制定专门的教育计划大纲。《徐公桥区十九年度各项教育进行计划大纲》就徐公桥中心小学增设班级、开设分校、实施强迫教育、劝学运动等工作作出了安排[22]。《徐公桥中心小学区民国二十年教育进行计划大纲》对全区的劝学运动、划分校区、各种考试及毕业典试等工作也有细致安排[23]。除总体教育计划外，《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还对改进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进行了分年计划，明确提出了“自民国二十年八月起，至二十三年七月止，全区男女学童，一律修了义务教育”的目标。该大纲对“将来推广学校数”“分年入学办法”“奖惩办法”“经费”“劝学”均有详细规划[24]。在计划大纲的指导下，改进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循序渐进。

（2）设立领导机构，推进教育协调发展

为谋整个改进区教育的平均发展，1931年春，全区教育会议成立。该会于每月第一、第三个星期天举行例会。会议主要围绕普及义务教育、改善教学设施及教育教学改进计划的实施与调整等内容展开。大会在每学期末还专门进行全学期会务的报告审定，并提出下学期的工作计划[25]。全区教育会议的设立为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职员工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使那些对教育计划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有直接掌握的教职员工可以通过这个会议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广泛交流，及时协调，更改计划，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新措施。

（3）加大劝学力度，提高儿童入学率

为提高儿童入学率，改进区多种方法交互使用：集会劝学，即召开大会，宣传教育的重要性；相机劝学，即利用村民采购时间，“招呼谈话，诚意劝导”；访问劝学，即利用村民“农作休闲的时候，一家一家的轮流往访，告以儿童入学的重要”[26]；强制劝学，如改进会推广家庭养鸡，选择表征家庭时便规定“凡民众学校学生及本区中心小学及分校之学生家长，有选定之优先权”[27]。另外，为顺利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改进会还于1931年7月颁布了《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普及义务教育办法大纲》。该《大纲》针对徐公桥教育资源相对紧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增设学校、分年入学”的方法，从而“全区男女学童，一律修了义务教育，达到普及目的”[28]。

（4）调整布局，实行“流动教室”制

为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改进会对学校布局进行了合理调整。同时，改进会还在僻远难行、交通不便的地区设立“流动教室”。“流动教室”“得因事实之需要，随时更易其他地点，惟至少时间，应存立半年”[29]。授课时间“以半日为限，或上半日，或下半日，视地方情形酌定之，学童不在学校授课之半日，助理家务”[30]。上、下半日的划分一般是第一流动教室在上午上课，第二流动教室就在下午，反之亦然，极大地提高了教室的利用率。同普通学校相比，“流动教室”最大的优势就是更加灵活方便，哪里有需要就可以设在哪里，更有利于偏远乡村的儿童就学，从而将义务教育推广到最偏远的地方，提高了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

2.推广民众教育

（1）指导民众识字，提高知识水平

为指导民众识字，改进区从多种途径入手。一是设识字指导团。识字指导团附设于区内各小学校，将学习资料分发给识字民众和高年级学生，并教授他们具体的指导方法，由他们就近指导不识字的民众。二是设问字处。问字处附设在改进区的各个商店里，备有字典及信笺、信封，可供农民随时就近询问不识之字或识字之方法，并代阅、代写信札及其他文书。三是办壁报。民众壁报以“开发民智，灌输常识”为宗旨，内容包括谈话记录、报告、批评、民歌、插图五大类。壁报主要设在出入要道，每周编贴一次。编辑的原则取“文字浅显有味、形式优美、材料贵精不贵多、多用图画”[31]，图文并茂，既可以使民众熟悉字词，又能让他们增长知识，深为广大村民所接受。

（2）增进民众常识，增强素质能力

举办巡回通俗讲演是改进区增进民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讲演以“开通民智、改进乡村、接近民众”为目的[32]，由改进会职员会同学校教职员负责主持，主要分为固定与流动两种方式。固定讲演主要在民众茶馆、改良茶馆进行，流动讲演则巡回于各村进行。此外，改进会还设有常识展览会，设主任一人，“平时留意民众所需之常识，随时收集资料”。常识展览“以灌输常识，使民众对于普通之事物，有相当之认识为目的”[33]，包括农事、理科、卫生、家事、体育、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每逢节假日，常识展览会便邀集全区村民到会参观。会员们通过实物、图片等对村民进行讲解，向他们灌输各种科学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