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概念阐释、演进逻辑与行动路径

摘 要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有机构成部分，对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阶段与演进逻辑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兴起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的重构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深化改革阶段。未来，我国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与行动路径包括：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障，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本质要求，以推进“双高计划”为基本路径，以各层/各类职业教育融通为有效支撑，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关键着力点，以国际深度交流与合作为革新动力。

关键词 职业教育；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双高计划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7-0006-06

作为国家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促进创新创业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逐步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2年，我国有1.12万所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在校生数3000多万人；共开设1300多个专业，12万余个专业点。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全球性新工业革命持续演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等多重要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变局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与探讨应运而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超大人口规模的社会、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衍生性概念，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提出是丰富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与重要载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建构与实践体系完善意义重大。

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概念阐释与战略意义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有效推进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度改革并切实保障职业教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作用的发挥。结合中国职业教育的演进历史，以及现有学术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指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本质要求，以推进双高计划为基本路径，以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融通为有效支撑，以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为关键着力点，以国际深度交流与合作为革新动力，多种要素在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过程中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合力与技术性张力，系统性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综合能力，进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模式的统称。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对未来推动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当前，从教育内外部来看，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诸多瓶颈问题尚待解决，诸如，普职分类中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部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部分企业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认可度较低或存在偏见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赋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持续演进，企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明显提高，但当前职业院校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的结构性失衡矛盾严重，这需要在推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予以重点关注。第三，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是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有效路径。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术工人数量短缺矛盾仍然严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在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中，未来几年内技能型人才缺口将达到3000万人左右。推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对提升职业院校学生理论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进而提升其社会认可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演进逻辑

（一）兴起：以洋务运动为标志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肇始于洋务运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北京条约》签订，加深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化。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为维护统治，清政府洋务派官员高举“自强”“求富”旗帜，提倡“实业救国”，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创办洋务学堂，开办实业教育。以培养船政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以发展工业技术为目标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工艺学堂（1868年）等一批近代技术学堂率先成立。此后，台湾电报学堂（1890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年）、江南储才学堂（1896年）和南京矿务铁路学堂（1898年）等一系列以培养专门技术型人才为目标的实业学堂也先后涌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总体来看，洋务学堂的兴办为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积累了基础力量，通过实业教育，职业、技术和教育开始联系在一起，开辟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早期近代化源流。

进入19世纪末期，当时清政府逐步设立各类农、工、商等实业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又被称为“壬寅学制”，规定设立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旁系，将实业教育纳入到学制系统中[1]。1904年，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政府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颁发一系列章程文件，对各级各类实业教育作出详细规范，这是近代中国颁布并施行的第一个学制[2]；同时，清政府成立学部，在学部之下设实业司，下设有实业教务、实业庶务两科；学部颁发“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中“尚实”为富强之策，“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才，地无遗利，斯有益于国计民生”[3]，一定程度推动了当时实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总体来看，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近五十年间，实业教育发展迅速，大量实业学堂陆续在民间开办，实业学堂学生大量增加。据清末学部统计，全国各级各类实业学堂在校生1907年、1908年和1909年分别为8693人、13616人、16649人，3年数量增加将近1倍，规模扩张速度十分惊人[4]。

民国伊始，南京临时政府同样极为重视实业教育的发展，制定并颁布一系列学制改革措施。1913年，教育部相继颁布各种专门推动实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法令，如《专门学校令》《实业学校令》及《实业学校规程》等，这些条令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称作“壬戌学制”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尝试把职业教育纳入普通教育之中，并引入美国单轨制的运行机制。除政府行为支持实业教育发展外，民间实业教育力量也蓬勃兴起。1917年，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发起创立职业教育专门行业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于当年创办第一本职业教育研究刊物——《教育与职业》。1917-1922年间，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了140多场演讲宣传职业教育，同时他们还在各行业、学校、车间开设展览室宣传各项职业，对推动当时实业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5]。

自洋务运动兴起至民国年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进步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增加，在政府和民间双重合力下，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尽管职业教育制度及相关措施并不成熟，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洋务运动开辟的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推动了中国实业教育制度的体系化和实业教育思潮的兴起。

（二）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国民经济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结合当时的具体国情，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工农也需要接受教育。在此阶段，面对工农人员的技术学校较为缺乏，并且社会面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需要进行普职教育结构调整方能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党领导改造、接管大量技术学校，为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根基。1951年印发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要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需要，设立各类中等学校。自此，中等职业学校的地位得以正式明确[6]。1952年印发的《政务院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大量培养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当务之急，培养工业、交通、农业等方面的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才是中等技术学校的主要办学宗旨[7]。从此，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分归相关部门领导，各中等技术学校逐步按照国民经济部门发展要求进行专业设置、教学组织等，培养符合国民经济各方面发展要求的人才[8]。经多次改革后，职业教育逐渐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体系，奠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基础。1950-1960年，中等技术学校数量由1086所增长至3706所，增幅为241%；在校生数由25.7万人增长至149.5万人，增幅高达481%”[9]；各类中等技术学校覆盖交通、工业、铁道、航空、煤炭、电力、水利、冶金、林业等诸多领域，对接国家经济各部门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以有效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职业教育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尽可能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通过试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10]。中央也试图将多种形式业余教育纳入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之中，称为“三个并举”，即国家办学与工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和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11]。自此，通过采用半工半读的形式，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标，中专和技校中形成“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的模式[12]，保证既出产品，又出人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占全部总数的35%，基本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需求。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根据各个阶段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循序渐进，探索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总的来看，该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培养大批服务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主要以发展多种类型的中职教育为主，规模扩张十分迅速，为改革开放时期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了坚实基础。

（三）成熟：改革开放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这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更深刻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面貌的更新，奏响职业教育焕然一新的篇章。历经十年文革，“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被视作资本主义双轨制的产物，这使得已经初见成效的职业教育框架和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尽快恢复并完善职业教育体制，以及培养国家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专门人才，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现代化”由此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指导方针，“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由此开辟。基于此指导思想，国家开始对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别进行改革调整和建设试点。

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国务院于1980年批转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明确规定，国家不再为中职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但经劳动部门或用人单位考核，可择优录取，安排工作。对于高等职业教育，以1980年江苏省创办全国第一所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的全日制高等学校——金陵职业大学为起点[13]，新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由此诞生。1983年5月，利用地方财力、物力，为地方培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专门人才的16所短期职业大学成立，在大中城市进行试点，这些短期职业大学都以大中城市为举办主体，借鉴江苏省金陵职业大学办学经验，形成以短期、自费、走读、毕业生不包分配等为主要特点的办学方式。198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结构合理、层级完善并能与各行各业配套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同时指出要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这标志着从国家层面对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予以支持[14]。1986年，第一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规划我国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任务措施。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确立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15]。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出台，以法律形式规定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颁布，要求改革、改组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且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成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等。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落地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