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机理与影响效应

摘 要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德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已实现了从职业教育领域向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的横向拓展。“双元制”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内在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国际效应。借鉴德国“双元制”模式的发展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走出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国在学习借鉴、吸收内化、实践创新中对职业教育模式不断探寻，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转变。

关键词 德国；职业教育模式；双元制；中国模式；多元整合

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09-0070-07

职业教育模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职业教育存在形式或运动规律的反映，是职业教育发展特征的理性概括，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发展职业教育，部分发达国家率先探索形成了成功且有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德国的“双元制”。“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已成为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的特定代名词。目前，我国在“双元制”的内涵特点、国际比较、本土化等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双元制”的发展现状、形成机理、影响效应还缺乏深入研究，对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与趋向也缺少反思研究。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并推动其“走出去”，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1]。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进一步提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展，贡献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展示当代中国良好形象”[2]。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出台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次强调“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品牌”“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3]。因此，本文在厘清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形成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其背后的形成机理，探究其产生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职业教育模式的探寻历程，探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的重要意义与发展趋向。

一、走向普职融合：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德国“双元制”是传统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相结合、具有典型跨界特征的一种职业教育模式。“双元制”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教育事业委员会（Deutsche Ausschu β für das Erziehungs－und Bildungswesen）在1964年发布的《关于职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专家意见》（Gutachten überdas Berufliche Ausbildungs－und Schulwesen）中[4]。1969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联邦职业教育法》（BBiG），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双元制”在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地位，树立了德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双元制”变成一种模式被固定下来，并逐渐发展完善。“双元制”最早运用于德国的中等职业教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双元制”逐渐向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纵向延伸，出现了采用“双元制”的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到21世纪初，随着德国经济社会对高技术人才需求缺口的扩大，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 Baden-Württemberg）等升格为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并沿用“双元制”模式进行人才培养，使“双元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4.0战略的实施，德国的企业基本实现了从“泰勒式”到“精益化”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对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升温，“双元制”开始向普通高等教育领域横向拓展。德国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和部分综合研究型大学纷纷采用“双元制学习”（Duales Studium）模式，即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人才，学习内容围绕企业实际生产和研发项目，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受到国家认可的学位文凭，还拥有比其他学生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无需过渡即可直接进入实际工作，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这种模式发展十分迅猛，如今应用技术大学已成为实施双元制的主力军，对于打破德国“普职割裂”的状态、化解长期的“普职融合之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德国联邦教研部（BMBF）委托大学发展中心（CHE）和企业教育研究所（f-bb）联合对德国高校的双元制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中期调查报告《大学双元制学习：实施模式和发展需求》（Duales Studium： Umsetzungsmodelle und Entwicklungsbedarfe）。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德国高校共开设“双元制”学士和硕士专业1960个，约占大学专业总数的9.5%。其中，应用科学大学共开设“双元制”专业1757个，约占该类大学所有开设专业的25.9%；职业学院开设“双元制”专业115个，约占该类学院所有专业的61.7%；综合性大学共开设“双元制”专业88个，约占该类大学所有开设专业的0.7%。在德国，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可以开设“双元制”专业，其中最多的是工程类（约35.8%），其次为经济学/法学（约26.5%）、数学/自然科学（约13.6%）、社会科学、卫生健康科学（约5%）[5]。

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机理

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法国社会法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指出，教育在起源和功能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事物[6]，“无论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7]。因此，研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必须将其放置于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背景中来考察。

（一）政治基础：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

一个国家实行的职业教育制度，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教育行政体制，统治者在教育领域实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划一革新”[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逐渐由中央集权制逐步转向联邦制。因此，德国受此政治体制影响逐步形成了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即德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负责，二者在教育分权的基础上保持着一种相互信任和彼此合作的关系。德国联邦政府主管全国教育工作，担任着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宏观调控角色；各州政府享有文化教育自主权。在职业教育领域，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由各州政府负责，依照《州学校法》的规定统筹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企业形式的职业教育由联邦政府负责，依照《联邦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可以看出，合作性文化教育联邦制对政府在职业教育中义务和职责的认定与划分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了“权力的分散化、无序的合法化”的鲜明特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教育分权上的“二元性”，为“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依托：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其所需要的技能类型与职业教育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在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和“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之间矛盾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在绝对自由和极权之间的“中间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Sozial Marktshaft）[9]。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加政府宏观调节的经济体制，是处于中央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与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垄断主义”都有所不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认为，“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层含义在于，将市场自由原则与社会公平原则、将个人承担的责任跟与之相对立的社会责任相联系”[10]。这种经济体制具有市场自由竞争与政府宏观调控并存、经济杠杆与政府引导并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并重三个特点，既赋予了企业充分的竞争权，又最大限度保证了社会的凝聚力，为“双元制”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方面，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保证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自主权，并增强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使国家对企业开展职业教育仍具有宏观调控权力。德国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双元制”的一元，能主动参与职业教育，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文化渊源：双重自由观和崇尚技能的传统

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是隐性的、无形的，一个国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并在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特色。“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深受德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其扎根于德国特殊的文化土壤之中，带有双重自由观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印记。一是双重自由观。双重自由观中的“自由”不只是摆脱封建团体性强权的个体自由和追求自我发展的个性自由，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是一种“秩序之内的自由”[11]，即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驾齐驱，具有典型的二元主义特质。双重自由观成为德国企业发展的一种非正式约束，对德国企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企业对于自治与接受国家监督调控的认同方面，这为德国“双元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文化基础。在“双元制”中，德国的企业在培训时间、内容设计及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自主权，同时也要遵守、服从一定的规章制度，接受联邦政府的监督与调控。二是崇尚技能的传统。从工业发展史中可以看出，德国自古就重视手工制造、崇尚技能、恪守工匠精神，素有“工匠王国”之称。正是在崇尚技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职业教育得到德国广大民众的认同，没有成为“被鄙视的教育”，为后来“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认同基础。

（四）教育积淀：从传统学徒制到现代学徒制的演化

“双元制”是德国现代学徒制的表现形态，其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长期演变过程。中世纪，随着手工业和行会的快速发展，行会学徒制逐渐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技能培养方式，其在技能习得、契约管理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双元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机器化大生产使得行会学徒制无法满足工厂对技术工人量与质的需求，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也使得行会的约束力逐渐衰弱，“学徒沦为廉价的劳动力，训练经常半途而废”[12]。为此，德国联邦政府开始通过《手工业保护法》等法令对行会学徒制进行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师徒监督指导下的企业训练工场，使其摆脱自由放任的状态，重新回归行会组织集体主义的管制框架下。同时，为学徒进行文化补习的补习学校获得较快发展，到19世纪中期，其逐渐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1920年，补习学校在德国全国学校大会上被更名为“职业学校”。自此，企业训练工场和职业学校相互补充，标志着“双元制”雏形的确立。20世纪中期，德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手工业条例》（1953年）等一系列文件，从法律制度层面全面推动学徒制的现代化转型，赋予了“双元制”法定身份，使之逐步成为德国职业教育的主导模式。

三、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影响效应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不仅对德国职业教育质量和吸引力的提升、国民经济的腾飞、失业率的降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国际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