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阐释：逻辑、价值与进路

摘 要 “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我国“三农”国情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推进“三农”群体共同富裕，昭示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价值旨归，具体为：一是助力“在农人口”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二是促进“离农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型；三是支撑“返农人口”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新时期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未来实践，一要继续扎根中国本土大地，服务“三农”现代化；二要主动响应国际职教倡议，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农村职业教育；乡村振兴；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0-0061-06

作者简介

瞿晓理（1981- ），女，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江苏省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三农教育与经济（苏州，215009）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青资助成果之一，资助对象：瞿晓理；第二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研究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电子商务专业领域团队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实践（ZH2021010101），主持人：盛立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及文化等多维领域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决胜脱贫攻坚，职业教育赋能“三农”现代化的成效有目共睹。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孕育于中国“三农”的特殊国情，遵循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使命要求，也耦合了国际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共识，是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因此，关于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阐释，是基于“三农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双重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理解。

一、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核心主线。因此，“三农”特殊国情的发展历程，是构成“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20世纪初，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等学者的思想，可视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早期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发展虽然缓慢，但其可以“改变农村贫困面貌，补齐农村教育短板”的意义初步获得认可；农村职业教育的雏型逐步显现，这奠定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三农”工作成为党和国家的重中之重；而职业教育对“三农”的促进作用也不断被重视和强调，由此正式开启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实践之路。

（一）实践目标：从“解决温饱”到“乡村振兴”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温饱问题是“三农”工作的目标。198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明确，当前任务是“集中力量解决温饱问题”，并指出要“重点发展农业职业教育”，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点明农村职业教育的使命目标。随着绝对贫困人口规模的缩减，1989年国家开始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同时提出“大力加强农村教育，广泛开展技术培训”，“教育兴农”成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农村产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催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发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就业的结构性问题；2003年，农业部、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村职业教育又增添新目标——提升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多处提及职业技术教育。一方面，这是对农村职业教育在我国“反贫困”工作中的实践肯定；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扶贫扶智”是农村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期的目标和使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由此赋予了农村职业教育新的使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了“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实践主体：从“单一结构”到“多元特征”

1983年，国家提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将“职业技术教育”纳入农村教育体系；当地政府一般将原有的村办普高改为职业技术中学，或者设立职业教育班，诸多县域职教中心也在此基础上挂牌成立。但当时农村地区较为封闭，教育资源极度匮乏，产业资源并不丰富，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实践主体的结构单一。1986年，国务院建立了“反贫困”工作机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并出台一系列倾斜农村的资源扶持政策，农村地区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基于该背景，城镇职教资源开始对口支援农村及山区，“城乡协作联合体”丰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践主体，但主体的结构状态仍以“中等职业院校为主，各县域职教中心为辅”。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6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了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结构。其中，涉农类生产经营主体的加入，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向优质化方向发展；同时，由城镇企业作为培训主体，面向“三农”劳动力所开展的职业教育活动，提升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效性。2011年至今，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政策不断完善，促进了涉农类高等院校、农业研究机构及相关行业组织等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形成了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主体的“多元”结构特征，这恰恰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三）实践方式：从“粗放输血”到“精准造血”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职业教育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王祖培、董操、赖裕璜、纪芝信等人相对系统地阐述了农村职业教育是“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新路径[1][2][3][4]。在学界的呼吁下，国家主要通过投入人力、物力及财力等资源，支持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的反贫困实践。给农村人口“送技能”，帮助他们脱贫，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实践方式。然而，“送技能”的实践方式相对单一、粗放，并不能满足农村人口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学者们积极引入国外农村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如西德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制度[5]，美国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6]，日本的乡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等[7]；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进一步讨论了农村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问题，并开始提出“农村职业教育应当是造血扶贫”的观点[8]。理论研究推动了实践的升级，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围绕本地农村经济建设的需求，逐步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不断践行各类农村职业教育新活动。到2010年左右，“培养农村实用技能人才”“兜底招生贫困子女”“劳务培训输出”等成为当时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实践方式，同时也存在其他软硬件的教育支援性活动。2014年，国家确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农村职业教育基于“精准造血”思想的指导，先后探索了“职业教育+农村电商”“职业教育+乡村非遗”“职业教育+现代农技”“职业教育+农村创客”等多样化的实践方式，契合了新时期“三农”人口异质化的发展特征，有效推动农村职业教育迈向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

二、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价值旨归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世界谋大同”，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推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最终价值。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推动者，也是现代化程度的体现者[9]。具体到“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是以数亿“三农”人口为基础的现代化，是推进“三农”群体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前，对“三农”人口的界定比较复杂，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多层次演变的农情。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在农村及偏远山区的“农村人口”占比接近九成。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农村人口”开始流入城市打工和生活，形成了“人户分离”的农民工群体；虽然他们居住城市，但却没有获得“城市人口”的福利待遇，农民工群体依然是“农村人口”。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号召广大农民工等群体返乡就创业，由此催生了返乡就创业新群体[10]。此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也逐渐庞大。综上可见，二元机制、经济发展国家战略等特殊国情，促使“三农”人口内部产生了分化，形成“在农”“离农”和“返农”等多元新群体[11]；但无论是“在农”“离农”还是“返农”群体，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对他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一）有效助力“在农人口”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在农人口”一般指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群。依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有4.9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1%左右[12]。其中，从文化程度来看，文盲人口占比约3.4%，小学及初中文化的占比约83.8%，高中文化占比约11.2%，而大专及本科以上占比仅1.9%；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于乡村产业的人员约有2.9亿，分布于第一产业的务农人员约有1.7亿人；从收入状况来看，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万元，不足城镇人均的40%。整体而言，当前“在农人口”处于“文化底子薄、收入水平低”的从业弱势状态。但与此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了我国未来一段发展期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这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加入乡村建设，以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如何改变当前“在农人口”从业的弱势状态，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让他们尽快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既具备现代职业教育“实用性”的共性特征，又有着中国“扶贫要扶志也要扶智”的特殊面。一方面，现代职业教育在“做中学，学中做”理念指导下，通过“任务教学、项目驱动”等手段，可以在短期内教会学习者某项“实用性”技能，克服当前“在农人口”文化底子薄、学习能力弱的劣势，成为大部分“在农人口”都能接受的教育形式。另一方面，在决胜脱贫攻坚战役中，中国职业教育对农村人口的意义在于“智志双扶”——它既满足了“在农人口”亟须“以一技之长”改善低收入水平的诉求，也在一定程度激发了他们主动改变从业现状的内生动力。综合上述两方面，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充分彰显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优势，是“在农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积极促进“离农人口”实现市民化转型

“离农人口”既包含了主动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也包括城镇化进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离农人口”数量占据了全国人口总量的相当比例。202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群体规模约达2.9亿人[13]；另外，据国家统计网站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约有1.3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无论是农民工还是转移人口，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让他们进入了城镇居住、生活及就业；但对“离农人口”而言，城镇不仅要“进得来”，还要“留得下”。

因此，促进“离农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表明，促进农村人口市民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让他们具备在城镇稳定就业的能力[14]；而现代职业教育在世界各国“以就业为导向”的共同要义，正契合了“离农人口”的市民化诉求。虽然“离农人口”居住在城镇，但他们身上还具有农民的特征；学者们一般认为，面向农民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教育，依然彰显了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使命，是农村职业教育在“城镇场域”的延伸[15]。由此可见，“以就业为导向”的基本要义，使现代农村职业教育对“离农人口”市民化转型有着重要价值。

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在促进“离农人口”市民化转型过程中，还能赋予他们“获得感”和“幸福感”。一方面，我国职业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地方职业技能培训成本的分担制度等，降低了“三农”人口获得优质职教资源的门槛，不同个体依据自身的从业意愿，选择学习不同的就业技能，提升他们的教育“获得感”。另一方面，如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奖助制度及技能人才的落户制度等，让“离农人口”在城镇接受职业教育后能明显感受到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增强了他们生活在城镇的“幸福感”。

（三）多维支撑“返农人口”参与乡村振兴建设

本研究所指的“返农”，不是节假日暂时性的返乡人口，而是稳定地投入乡村振兴建设活动的群体；“返农人口”主要包含返乡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及外出求学后归乡的农村学子。他们返回农村并不是逆城镇化，而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返农”的规模虽然没有“在农”和“离农”那么大，却是不可忽视的一类“三农”群体。现有一些研究指出，返乡就创业的农民工及大学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先进群体”，他们能将城镇发展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等带回农村，支援乡村的经济建设，对提升农村人口素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均产生积极影响[16][17]。但是，离乡多年的“返农人口”从都市生活转向乡村谋生，也存在诸多困境：一是乡村的产业经济与城镇相比差异较大，“返农人口”在城市所获得的从业技能并不能立马“迁移”乡村就业创业；二是从整体来看，“返农人口”在就业创业资源的获取方面，依然是处于明显的劣势位置。中国式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在破除上述困境中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