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高职技术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联盟逻辑与路径

摘 要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从中国扶贫理论演进看，形成了“经产政教”联盟扶贫模式。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则需要针对技术相对落后带来的返贫问题，以技术创新联盟方式推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产生。其联盟逻辑在于：地方政府、转型本科高职学院和企业、技术培训者，都有着将新技术转化为乡村振兴生产力的内在需求；关键是依托技术创新支撑，实现四大联盟主体合作共赢，由此形成“政研产训”伞状四维联盟结构。粤东西北地区的扶贫和乡村振兴实践表明：在省市政府统筹规划下，转型本科高职学院形成支撑乡村振兴的技术创新平台和培训支撑点，实施专业对口的“政研产训”联盟；借助省政府主导的市（区）外援性结对式扶贫，本科高职院校以科技小院嵌入乡村产业链，是技术创新联盟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本科高职；技术创新；乡村振兴；政研产训；联盟逻辑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0-0067-06

作者简介

曾茂林（1965- ），男，岭南师范学院职业教育学术带头人，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和职业教育（湛江，524048）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粤东西北转型高校技术创新支撑的‘后扶贫模式’研究”（GD20YDXB12）；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项目（社科）“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升级的地方高校转型高职本科专业建设研究”（2019WZDXM025），主持人：曾茂林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设方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将“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旨在以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来推进乡村振兴，更好地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既是后扶贫时期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的历史必然，也是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学的理论必然，同时还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现实必然”[1]。只有实现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才能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产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2]。

一、联盟扶贫优势逻辑与乡村振兴瓶颈突破

（一）“联盟”含义与中国扶贫理论的联盟优势

所谓“联盟”，从字面意义上讲，“联”就是具有关联性的结合，指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之间的联合；“盟”指宣誓缔约，联合结为盟友[3]。本文中的联盟，主要指参与乡村振兴规划和政策制定的各级政府，负责技术研发的转型本科高职院校，提供新技术转化应用的省市和乡村企业、合作社，实施培训的技术员、市县职业学校等主体之间，由乡村振兴的内在需求和联盟主体利益共赢等关联性，先后聚集在一起开展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的联合活动组织。根据其内在需求和盈利条件，既可以是松散联盟，也可以是股份制的紧密联盟，但都凸显出中国式“政（政府）—研（技术研发）—产（产业升级）—训（新技术培训）”的联合扶贫性，都以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政研产训”联盟方式赋能乡村振兴。这种联盟优势的形成，从扶贫内涵及中国式扶贫理论演进的溯源中可见一斑。1901年朗特（Rowntree）首次提出贫困定义：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最基本生存活动需求，其后续研究者给出了贫困线的测度[4]。20世纪80、90年代，研究者开始从多角度定义贫困[5]，认为贫困是一种多维现象[6]，因此消除贫困具有多方联盟形成合力治理的需要。1789年马尔萨斯（Malthus）提出“人口剩余致贫理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贫困结构理论；二战后“涓滴理论”流行；20世纪50年代“贫困陷阱”理论兴起；20世纪70至90年代流行教育扶贫、人力资本理论。西方国家近年来结合中国扶贫，进行了经济增长、民主调节、平等效应研究[7]。国外反贫困理论主要针对特定时期贫困问题展开，针对性强但视角单一，难从根本上除贫。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关注贫困原因和贫困人口分布、扶贫战略和政策研究[8]。20世纪90年代，以引介国外贫困定义为主，结合小康建设对贫困进行脱贫标准的操作性定义[9]，是对国外定义的应用和发展。世纪之交形成区域和分类扶贫理论[10]；2013年至今形成了精准扶贫、教育扶贫理论[11]、财政扶贫理论[12]。有研究者提出从本质论、优势论、扶志论、综合论等十个方面完善扶贫体系[13]。总体来看，我国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基础，注重综合研究[14]，不同于国外私有制基础上的单一反贫困理论，特别注重教育和科技、财政的多方面联盟扶贫。

理论差异造成扶贫模式不同。无论是拉美国家扩大就业扶贫模式[15]，意大利南方（区域）扶贫模式，还是韩国人力资本投资、美国福利政策扶贫模式[16]，主要都是针对特定贫困问题采取单一扶贫。南非在近年扶贫中创生的技术扶贫模式，对扶贫产生了积极作用[17]。生物技术创新，改善了贫困人口的饮食、健康和收入，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推广[18]，改良的农业技术对减少贫困至关重要[19]。西方社区大学通过设计灵活的程序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其技术创新具有可持续性[20]，在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扶贫经验看，技术创新扶贫能增强贫困地区的造富能力，从生产力发展的根源上找到扶贫之路。因此，必须在中国式综合扶贫中融入并凸显技术创新的作用。我国立足长远拔穷根，注重采取多措并举的教育扶贫模式[21]。整体来看，主要以政府主导，在区域扶贫基础上实施精准到户扶贫，将财政、信贷、福利救济、以工代赈、精准培训等进行综合运用[22]，实施“经产政教”联盟扶贫，克服了国外单一扶贫模式的不足，在欠发达国家如非洲多国移植推广[23]，为研究出“政研产训”后扶贫联盟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说，虽然技术创新极其重要，但仅有技术创新还是不能转化为扶贫产业，需要掌握新技术的企业提供设备、生产线和营销链，同时联合市县职业学校实施员工培训，才能转化为扶贫的新业态，实现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扶贫。所以，技术创新主要在后扶贫中起着驱动多方联盟的作用，并为联盟扶贫提供技术支撑。

（二）乡村振兴瓶颈问题与“本科高职”技术创新突破

党的二十大提出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使中国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就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进入后扶贫阶段，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是技术相对落后，造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难，市场竞争力日益下滑带来的相对贫困问题。2020年以前，无论是国外单一扶贫还是我国的综合扶贫模式，突出的都是利用现有资源直接扶贫。我国原有的“政产教”融合模式实现了资源互补[24]，强调技术扶贫作用，但没有突出技术创新的扶贫作用。进入后扶贫期，“政产教”融合模式中存在主体间互动不足[25]，“贫贫合作”稳定性欠佳、碎片化[26]等问题，主要还是缺乏技术创新引领的新兴产业[27]。有研究者通过对全国12个省区部分县科技扶贫的调研发现：“当前贫困户的农业科技需求仍然以传统农业为导向。”[28]这种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虽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其市场产品几乎没有对外销售的优势。再加上受村庄社会主导的科技网络水平的制约，在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中处于明显劣势。因此，后扶贫时代需要凸显“研”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体现出后扶贫向高质量提升的综合绩效发展特征[29]。而要实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仅凭乡镇农技员乃至市县农科所的单一力量是不行的，尤其在实施针对智慧农业、生物农业、特种养殖等系列技术创新中将会困难重重。从技术创新供给侧角度看，由省市政府出台激励政策，组织当地本科高校牵头实施联合技术创新，则能发挥地方科技研发中心的聚集效应，形成技术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联盟组织，借助联盟转化新技术，形成乡村振兴新业态。

地方转型本科高职院校与高职高专相比，其科技研发力量和设备优势明显。地方本科高校不仅聚集了大批博士教授和专职研究人员，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农业、海洋、制药和旅游、建筑等多方面技术创新、专利转化和新技术推广经验。为增强乡村扶贫与振兴的技术创新针对性，应充分发挥地方本科高校优于市县农科所和高职高专的技术创新优势。2016年广东省依据国家出台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将地方本科高校转向省市共建，引导部分对接地方产业的学院和专业向职业教育转型。本文将这些转型的二级学院和本科专业简称为“本科高职”教育，以区别于从高职高专升级的“高职本科”。同时，还引导地方本科高校建立了系列对接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技术研发中心，将个别专业对口的中职或高职学校并入地方本科高校，作为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学院”。旨在借助本科办学资源和学历层次优势，更好地通过技术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振兴。因此，本文中的“本科高职”，指的是由应用型本科专业二级学院，整体或部分转型为职业教育性质的本科学院或专业①。如岭南师范学院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商学院”等，就属于本科职业学院。也就是说，本文中的“本科高职”指的是应用型本科高校中，转型高职的本科二级学院和部分专业。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提出：“技术是制造一种产品的系统知识，所采用的一种工艺或提供的一项服务……或者反映在专家为设计、安装、开办或维修一个工厂或为管理一个工商业企业或其活动而提供的服务或协助等。”[30]从这一定义看，这类“本科高职”所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可以从工艺改进、外形设计、杂交良种、技术情报、专利技术改造等方面，为乡村振兴提供技术革新和新技术专利的转化应用，从而形成乡村振兴的市场竞争新业态优势。

二、本科高职技术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联盟逻辑

（一）技术创新赋能乡村振兴的联盟需求逻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地方本科高职的技术研发力量，组成技术创新赋能乡村振兴联盟。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地方本科院校通常属于地级市最高学府，是本地区技术研发和利用新技术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岭南师范学院、韩山师范学院、韶关学院中部分转型高职本科的二级学院实践表明：利用其各种技术研发中心，联合地方政府、企业、乡镇合作社，借助市县政府的政策激励和顶层设计，转型本科高职院校出技术研发专利和专家，企业出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组成科技创新与转换联盟能，切实赋予乡村振兴以新的动能。地处粤西的岭南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转型后就以其热带作物种植研发和名贵虾养殖等新技术，对吴川、徐闻乡村振兴增收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其“职业教育学院”则直接以培养旅游和餐饮人才为主，服务于湛江乡村旅游、餐饮业的发展。韩山师范学院下属“广东省陶瓷职业技术学校”（相当于二级学院），以其陶瓷技术研发工艺流程更新，对粤东地区的陶瓷产业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本科高职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最适合以技术创新助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而且是目前最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具有承担技术研发和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改造升级的实力，应该以其“职业特色、区域特色、发展特色和引导特色”[31]，促进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发展。

进入乡村振兴的后扶贫时代，作为区域技术创新策源地的转型本科高职学院，既有利用扶贫活动传播、运用新技术服务当地社会的需求，又有以此获得实训基地的需要。贫困地区为阻断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致贫根源，不仅需要引进新技术，更需要破解本地致富瓶颈的技术创新，进而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新业态。相应的，贫困地区的人口也需要实施专业化的新技术教育，开展针对乡村振兴地区特色产业的新技术培训。在乡村振兴中，为了实现从技术创新到新业态转化，转型本科高职学院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将其专利技术进行项目化的生产应用。再通过校企联盟，才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兴产业链。乡镇企业则需要新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以此获得更多利润。转型本科高职学院在联盟中，不仅可以获得项目研发经费资助，而且还能“强化高素质双师团队建设，提升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32]，有助于“共建创新实践体系，在创新教育中实现校企共赢”[33]。因此，将振兴乡村任务同地方转型本科高职学院的技术创新融合，就成为破解转型难题和乡村振兴取得瓶颈突破的内在需求。正是政府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目标，本科高职为了获得技术创新的用武之地，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乡村合作社和村民为了增收，相互之间形成了将科技创新转化为新兴产业的联盟需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