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机技术教育发展路径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在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推进国家工业化战略背景下，农业机械化事业迅速启动。为适应农机化发展形势，特别是解决人才供给不足问题，农机技术教育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即在教育结构上实行专业培训与学制教育并重，教育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并举，师资队伍建设上推动引进与培养并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机技术教育发展的现实启示是：完善农机技术教育体系，关照群体异质性；拓展农机技术教育领域，增加办学适应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提高教育针对性；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确保教育质量稳定性。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农业机械化；农机技术教育；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5-0074-07

作者简介

杨梦颖（1993- ），女，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史（北京，100810）；王欧（1975- ），女，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业农村发展史

开展农机技术教育是推进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基本环节，也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6），农机技术教育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既对启动发展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也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机科技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在吸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机技术教育的发展路径及其当代启示进行全面审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农机技术教育的主要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长期战争破坏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影响，农业生产方式极为落后。全国范围内基本以人畜力为主，只有千台左右拖拉机和少量排灌机械零星分布于江浙和东北地区，对农业生产作用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地区都采用传统简易的犁耧耙锄等“老四样”进行生产，偏远山区甚至处于刀耕火种阶段。解决农机具匮乏落后问题，已成为影响新中国农业恢复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此，1949年12月，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提出将增补改进农具作为实现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要求“大量增补和修造农具，有重点地制造一些新式马拉农具，试办马拉农具站”[1]。随后，中央进一步指示，创办国营机械化农场和国营拖拉机站，装备新式农具和国外进口机械，通过发展农业机械化“完成国家和人民所给予的生产任务”。可见，由于基础条件较差，新中国推进农业机械化并非单纯以机械动力代替人畜力，同时也包含了以畜力替代人力以及对畜力农具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

推进农业机械化关键是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对新中国而言，农业机械化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的新型事业，不仅需要农业、机务、水利工程及勘测、设计等多方面的技术专家，还要配备制定规章制度、安排生产计划、进行成本核算等工作的经营管理干部。故农机技术教育的重点不仅在于培养农业机械的操作手，还要培养农业机械化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但是，新中国成立时，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只有小学生450人，中学生23人，大学生2.2人[2]，农村教育情况更不容乐观，文盲率高达95%以上，农业机械化面临无人才可用的尴尬局面。面对这一状况，中央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管理人员筹备农机化事业，并以大批转业军人作为筹建国营农场和国营拖拉机站的技术骨干。但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缺乏专业训练，农机手时常因机器操作不当造成责任事故，管理干部甚至因不熟悉业务知识，采用小农经济耕作方法经营拖拉机站，致使农业减产[3]。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克服各种不利因素，通过开展农机技术教育，提高现有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并培养大批新的农机技术人才，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起步必须面临的问题。

1953年后，随着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和工业化建设全面展开，加强农机技术教育更加刻不容缓。新中国选择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需要充足的农业剩余物资作为战略支撑。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必须保证各项农作物“在每年都有必要的增加”，并进一步要求扩大国营农场的数量至308处，试办194处拖拉机站[4]。此后，农机化事业的大幅拓展和农机具数量的迅速增加使专业人才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以管理干部为例，据1954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显示，在全国3761448名干部中，农业技术人员只有52485人，这些干部按文化程度分，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只占30.28%[5]。农业部国营农场总局局长刘培植直接提出：“干部决定一切”[6]。除管理干部外，机务、维修等各类技术人员的供应也难以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制约着我国农机化事业的进展和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也制约着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农机技术教育、培养各类农机专业人才始终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满足中国农机化事业稳步推进和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发展所需的独特发展路径。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机技术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专业培训与学制教育并重的教育结构

新中国农机技术教育对象较为广泛，且需求不一，故教育结构上采取了专业培训教育与学制教育“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前者应急需，后者重储备，以便实现用才和蓄才的统一。

专业培训教育，即通过办培训班的方式培养人才，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机战线开展具体工作输送急需人才，以缓解供应紧缺局面。“用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是培训教育的基本原则，因此，从培训对象到培训内容均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办完即散。如1949年12月，为在全国范围内筹建国营农场，农业部在北京双桥农场开办了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突击学习驾驶拖拉机；1950年9月，适应新式农具推广工作需要，农业部在北京南苑举办了农业部新式农具训练班，学习农具操作和安装等技术。这两次培训均从全国抽调培训人员，结业后受训者返回抽调地，帮助各地推广农具、建设农场，对我国农机化事业起步意义较大。除中央政府外，地方农机部门也根据现实需求启动了培训工作。如1951年山西省举办了新式农具训练班，为当时全省开办的6个新式农具站培养技术骨干43名[7]。1955年山东省为适应拖拉机站迅速发展形势设立了机耕训练班，培训拖拉机驾驶员269名[8]。

专业培训教育遵循即用即训的原则，其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许多工作用人急、时间短、任务重，因此培训教育重点突出。如1956年吉林省农业厅受中央农业部委托，于5月和8月两次举办拖拉机站驾驶员学习班，但内容各有侧重，前者针对荻蒂-431拖拉机的驾驶，定位为驾驶学习班；后者针对匈牙利产拖拉机工作中的常见故障，定位为故障排除学习班[9]，指向性非常明确。第二，培训形式和方法不拘一格。由于条件落后，这一时期国内培训工作缺少常设机构和固定场所，处于“游击”状态，领导临时定、教师临时抽、教具临时凑、场所临时找乃常态，培训形式和方法也因地制宜、机动灵活，专题培训、以师带徒、以会代训、以修带训等都较为常见。第三，培训对象较为广泛。学员们既有转业军人、管理干部、技术骨干和普通农民，也有农场、拖拉机站等相关领域工人。如1955年10-12月贵州省镇远专署举办新式农具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除农具推广站负责人及管理员外，还包括供销社主任、营业员，以及供销社、互助组的新农具使用骨干[10]。但这也导致受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需要不断对部分人员进行复训，才能满足技术要求。

学制教育，即通过学校系统培养学生，主要目的在于储备人才，以解决农机工作稳步发展后专业人员缺额的问题。学制教育包括中等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类，前者多是由培训教育发展而来的正规化教育，侧重培养初、中级技术人才；后者依托与农业机械化有关的高等院校，重点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干部。经过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统筹发展，到1956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中等技术学校已发展到16所；高等院校除专门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校外，还有8所农业院校设置了农业机械化专业。

实践发展中，学制教育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教育质量。学制教育以培养高质量的农机事业后备军为主要目标，故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如为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学校系统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程，并结合专业开展时事政策学习，对学生进行热爱农业、热爱劳动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教育；为提高专业素养，学校普遍开设了俄文课，且授课时间长，学分占比高，以便更好地学习介绍苏联农机科技。第二，细化专业分科，学科建设走向系统化。为细化人才培养，中等技术学校普遍设立了农业机械班和会统班，华东机械化农业学校等部分学校还下设补习文化课的预科班[11]；高等院校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分别设置了重使用和管理的农业机械化系和重设计制造的农业机械设计系。第三，教育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中等技术学校普遍制定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等课程标准文件，以西北农学院为代表的农业高等院校逐步总结了“课堂讲授为主，辅以课堂讨论、口试、教学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等一整套教学环节[12]。同时，各个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实验室、模型室、陈列室、展示厅等，教学设备逐渐完善。

（二）理论与实践并举的教育原则

为推动学员快速适应工作，承担起农机岗位职责，这一时期农机技术教育十分重视理论教育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办法，主张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农业机械化事业刚刚启动之时，培训教育最典型的教学方法为“二带二参一结合”，即老驾驶员带新驾驶员，驾驶员带农具手，驾驶员参加修理，修理工跟车参加作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3]。这种以老带新，在生产实践中推进理论学习和技术训练的教育方法，能够迅速锻炼出一批全能型农机技术人员。此后，随着国营农场和国营拖拉机站逐步建立，为了培养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都较为扎实的业务人员，许多培训都以发展条件较好的农具站、国营农场或国营拖拉机站为依托，让学员们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在实践中锤炼，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解决学校与农业生产相脱节的问题，是学制教育选择教学方法的重要考量。如东北农学院在建校初期便明确其教学方法是：“从当时学生的实际出发，提倡重点学习，培养专长，学习与生产结合，试验与经营结合，学做一致，重视对农民的生产经验研究。”[14]沈阳农学院也强调要注意纠正过去“背诵式”的与实际脱节的教学方法，针对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运用基本原理分析实际问题[15]。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增强理论教学的直观性与联系实际的参与性，许多学校都设置有实习基地，让学生通过实习作业法参加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双桥机耕学校建立后便以双桥农场及附近的国营农场供应站和修配厂作为经常实习基地，让学生参加机耕、播种、麦收及修理等实践活动[16]。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后，以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农机工厂——九龙山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和双桥农机供应站作为农机系学生实习的场所[17]。除实习作业法外，各学校也经常选择演示法、实验法等教学方法，增强学生感性知识，提高实践技能。

2.教学内容与计划安排

按农时组织教学，农忙时多实践，农闲时重理论，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相辅相成是培训教育教学计划的主要特点。如东北农业部公营农场管理局在1950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主持了三期农业机械技术训练班，第一期安排在春耕以前，将已有的斯特兹、哈利散等6种拖拉机和五铧犁、播种机、收割用具等13种从春耕到秋收的各式农机具进行操作学习，第二期在春耕和中耕除草期间，学习内容以农业机械构造为主要理论课程，第三期在麦收临近时期，学习内容以“康拜因”的原理及使用为主[18]。再如黑龙江省双城县培训农机人员时，以当地庆城拖拉机站为依托，作业时节以车代训，冬修时期以修代训，农闲时组织人员进行系统理论学习[19]，这种依农时而定的教学计划有利于学员在实践体验的基础上吃透理论，教学效果显著。

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将实验、实习、劳动锻炼等实践环节纳入教学计划是学制教育的重要特点。东北人民政府曾明确规定，实验、实习的时间一般应为相应课程教学时间的30%～40%，以此为指导，沈阳农学院规定每年4月6～20日为学生春季实习时间，在此期间学生参加春耕、播种、植树等工作，同时还规定了暑假实习时间[20]。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教学计划更具代表性，其在农业机械化教学过程中安排了五次实习，即校内进行金工实习和驾驶实习，校外进行机耕、麦收和大修实习，实习过程中师生足迹遍及关内外各国营农场、拖拉机站及修理厂，与生产部门建立了广泛联系[21]。此外，为加强生产实践，各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如双桥机耕学校安排师生参加青田洼开荒和芦台农场建场劳动[22]，华东农业机械化学校组织学生赴黑龙江北大荒参加友谊农场的创建[23]，北京农业大学要求大学一年级所有系的新生到卢沟桥实习农场开展全过程的旱作农耕学习[24]，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学生们为农爱农思想和实践工作能力均得到普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