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三融”背景下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理论基础、困境桎梏与发展逻辑

摘 要 职业教育地位的提升要靠正确地确立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只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反思，真正优化类型定位，才能打开新局面、形成新格局、达到新境界。在理论基础上，必须厘清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知识论基础、人才分类理论基础和技能形成理论基础，剖析其何以可能。在实践中，要正视优化类型定位中走向“另类”、分离普职和院校升格等三大误区，帮助其冲出桎梏。在发展逻辑上，一是破除“刻板印象”，构建科学的知识观和人才观；二是着力将职业教育打造成学生成长成才的第二生涯通道；三是紧扣职业的科学规律来培养创新性技术技能人才；四是统筹资源，推进“三融”提升职业教育供给质量；五是完善内外部制度，协同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一统三融”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6-0006-08

作者简介

匡瑛（1978- ），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政策研究）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职业院校德育（上海，200062）；姜孟升（2001- ），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及其与普通教育‘双轨制’‘双通制’体系构建研究”（VJA200003），主持人：匡瑛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是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提出了“一统三融”新要求，并对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进行了强化。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这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部署教育改革工作的首个指导性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发展的深刻认识。在“一统三融”背景下，只有对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进行根本性反思，才能真正优化其类型定位，打开新局面、形成新格局、达到新境界。

一、新背景与新要求：“一统三融”政策背后的需求取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在“一统三融”背景下，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是基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和趋势作出的深刻论断，也是一体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契合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共同支撑人的成才与就业，要以职普融通为关键，以产教融合为重点，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打开共同统筹、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形成融合畅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达到优化供给、互补互融的新境界，实现科技引领、融汇发展的新突破。

（一）打开共同统筹、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人才的支撑，离不开各类人才队伍建设。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10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七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培养造就这些人才，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当前人才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培养七类拔尖创新人才离不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支持，离不开统筹协调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只有通过统筹、协调好不同领域教育的发展，分别发挥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不同功能，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才能贯彻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人才培养的高质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二）形成融合畅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教育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双普及阶段”。这既包括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也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标志着我国教育进入了一个高水平、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我国教育体系在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等方面仍有待提升，尤其是职业教育整体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满足不同禀赋和追求学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的需要，必须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和吸引力，推动教育多样化发展。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赋予职业教育更高的法律地位，清晰地显示出构建普职间融合、畅通与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迁，从以往的“普职分流”走向了普职协调发展。

一方面，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展，既要求在职业教育中融入普通教育的内容，也要求在普通教育中突出职业教育的元素，如职业教育中的普通文化课、普通教育中的职业启蒙课等；另一方面，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通畅发展，必须探索出同层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之策、畅通之道，架起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立交桥”，形成彼此通联的育人结构。为此，只有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壁垒”，推动普职融通发展，才能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并灵活适应不同职业和学习路径的需求，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助力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

（三）达到优化供给、升级赋能的新境界

职业教育一端连着教育，一端连着产业[1]，只从教育界或只从产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产教融合”首次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政策用语，上升为国家意志。2019年10月，为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产教融合重大改革任务，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产教融合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推进“产教融合”，将产教融合作为国家理念、国家制度和国家行动，进一步深化了产教融合的内涵和外延，旨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逐步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为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推进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赋能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助推器”。

推动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以产教融合为重点，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才能达到优化供给、升级赋能的新境界。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产业关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最大优势[2]。职业教育只有与产业发展持续互动、深度融合，才能推动形成与市场需求更加精准匹配、与现代产业结构更加契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区域布局。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培养符合产业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并优化职业教育的供给结构，使其更加多元化和灵活化；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就业创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此，职业教育只有深度对接产业链、赋能产业链，提升适应性和自主性，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实现科技引领、融汇发展的新突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内在规律和发展逻辑的深刻把握，充分反映了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的内在要求[3]。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教融汇的概念，其对于“科”和“教”的定义不单单是指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而是指向更大的范围，表示科学技术、科学研究与教育应当呈现融合交汇的关系[4]。为此，必须认识到科教融汇是一体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的新方向。

职业教育要想为科技自立自强、人才驱动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必须打破传统观念，既要发挥好科技在教育中的引领作用，也要服务于科技的研发、进步与发展。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产业结构也随之不断更迭变化，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最为密切，科技变革往往也带来职业教育形态的重塑。因此，发挥好科技在教育中的引领作用，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将科学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融汇贯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承担着部分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责任，也在克服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难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辅助科技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为此，要发挥好职业教育对科教的服务作用，不断提高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融汇成一股强大的科技革新力量，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

二、何以可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三大理论基础

（一）知识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现代阐释

1861年，斯宾塞发表《教育论》。其中引起广泛持久关注的是斯宾塞之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5]。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在学校教育场域的较量中日渐占据主导地位。斯宾塞为这一发展趋势辩护，并提出教育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6]，而最好的准备来自“科学知识”。但是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实际上在以往和现代是存在差异的，包括中国跟其他国家也是不同的。19世纪“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成就层出不穷的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开始转化为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它主张科学知识是观念与实在的符合，强调知识的经验性质和实验证实[7]。而中国在明清之际，受第一次“西学东渐”和鸦片战争的影响，逐渐意识到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是对科学的认识局限于科学的结论和科学的价值上，而忽略了科学的方法、精神与态度，认为科学知识是那些经典的、可以用文本呈现的、流传下来的学科知识。当下，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场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量子信息技术等为核心的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可以说，科学知识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由此再去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便赋予了全新的时代语境。

当前，科技进步推动了许多领域的更新发展，知识的半衰期缩短，知识变化应接不暇。在此背景下，知识生产加工的方式更加多样，其边界变得模糊，原本知识表征机制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传统意义上关于科学知识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联通主义创始人之一唐斯（Downes，S.）提出了联通知识的概念，对“知识是语言的表述或命题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表示“如果语言只是一种表征知识的有效方式而不是知识本身呢？”[8]。他认为知识不是作为内容存在于某个地方，而是一种实体相连的网络架构，知识即网络[9]。早期社会人类生产生活过程分工明确，社会发展缓慢，人们更重视系统化的、经检验认可的、便于记载和传播的、能够提升效率的经验[10]。但是联通主义视角下，知识是内部神经网络的连接状态，是对外部世界的识别和反应。传统的文字和书面材料只能表征知识的一部分，无法完整地传达知识的全貌，许多知识难以依托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往往在知识精加工的过程中流失。在互联网诞生之后，尤其是chatGPT诞生以来，人类信息与知识的生产、加工与传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的表征方式和载体形式得到了拓展。这使得原本隐性、多元的知识有更多可能性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不仅是命题、观点，还包括理解、态度、技能和价值观等。因此，在智能化时代，知识不只是能表征的观点，所有系统的知识都可以称之为科学知识，包括技术和技能都是一个完整的知识。而职业教育是作为与技术、技能知识保持最为紧密的协同体，在知识变革不断改变知识呈现方式和内容的当下，也迫使职业教育避免趋同于普通教育，从本质上凸显类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