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治理框架及实施路径

摘 要 推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是欧盟的重要关注领域。基于对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动因的分析，建构基于主体、内容、方向和工具维度的治理框架，发现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绿色转型包括四条实施路径：发挥政策目标引导作用，推动绿色转型理念传播；深入推进教学形式变革，促进就业市场相协调；切实保障教师能力提升，落实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实践；开拓多元资金供给渠道，保障绿色转型中的包容性与公平性。进一步探析法国、西班牙、丹麦和爱沙尼亚等成员国的案例实践，总结治理的有效手段为：进行技能需求预测，实现多方协同合作，促进国家财政支撑，加强弱势群体教育。

关键词 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欧盟；治理框架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8-0016-09

作者简介

王丽婉（1994- ），女，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教育（保定，071002）；刘奉越（1972- ），男，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比较教育，继续教育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研究”（BJA220247），主持人：刘奉越

随着全球危机和挑战的不断加剧，气候问题和能源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绿色”“可持续”“碳中和”成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放眼全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并通过一项“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21世纪议程》。特别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会议上，“绿色转型”被认为在抵御气候变化中至关重要，其中技能的绿色转型被看做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基石，为推动劳动力体面就业铺平了道路[1]。

欧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2018年，欧盟首次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战略愿景，并于2019年发布《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要将欧洲建成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并通过《欧洲气候法》（European Climate Law）将此目标由政治承诺转换为法律义务。2020年，欧盟各成员国共同签署《奥斯纳布吕克宣言：关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经济复苏及向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转型的合理过渡》（Osnabrück Declaration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an enabler of recovery and just transitions to digital and green economies），促进欧洲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数字化和绿色化，提高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的不断深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也面临绿色转型。部分学者聚焦于超越国家层面的绿色转型，基于政策文本[2]对不同国际组织[3]的成人教育[4]和职业教育与培训[5]的绿色化转型进行目标解读、原因分析；部分学者关注包括发达国家[6]和发展中国家[7]在内的国家层面的绿色转型，从学生[8]、教师[9]和其他利益相关者[10]等不同角度分析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现状和变革路径。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成果中有关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的认识尚不完善，研究价值尚未完全发掘。因此，本文基于动因分析，建构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治理框架，并探究欧盟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治理路径选择，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的动因

（一）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倡议

2015年，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制定了未来15年全球发展和治理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简称SDGs）。2016年，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并达成有关“将全球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范围之内”的气候目标。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全球环境展望6》（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6）中提出的警示，地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且更大力度的行动来保护环境，地球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日益受到更严重的威胁。要实现“健康地球，健康人类”愿景，世界各国应当“彻底摒弃‘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身后祸福’的发展方式，向近乎零浪费的经济模式转型”[11]。

作为响应，欧盟在《欧洲绿色协议》中明确提出“将欧盟的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至少提高50%和55%”“到2050年没有温室气体的净排放，经济增长与资源使用脱钩”的中远景规划[12]。欧盟相关报告（2022）进一步强调，“绿色转型是一个全球性的横向过程：它影响所有行业，尽管方式不同。在实现绿色转型过程中，技能起着核心作用”[13]。因此，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绿色转型治理作为切入点，推动欧盟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绿色转型被认为是一条有效路径。

（二）化解劳动力市场供需难题

国际劳工组组（ILO）统计数据（2018）显示，全世界有12亿个工作岗位直接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占就业总数的40%，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到2030年将有7200个全职工作岗位面临消失，较多弱势群体将面临失业风险，倘若各国能够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则可以为全球创造大约1800万个就业机会[14]。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在实现能源可持续性和循环经济的前提下，预计全世界将会有2%的劳动力受到影响，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升技能或学习新技能以保全工作。因此，前瞻性的技能战略对于教育和培训新的劳动力，以及更新现有劳动力的技能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十分迫切。

在欧盟，绿色转型将是继数字化和自动化之外未来几十年重要的变革方向，这种变化将鲜明地体现在职业选择中，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将面临技能提升和技能革新的挑战。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就业和技能政策的重点也要向绿色转型倾斜：其一，衰落部门或职业中面临技能淘汰的人需要以绿色转型为导向的技能再培训；其二，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和成年人需要接受培训，以满足对现有绿色职业的增长需求；其三，受绿色转型波及较小的就业人员的技能提升；其四，与绿色产业相关的新兴职业的绿色技能创新[15]。欧盟的预测结果显示，如果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顺利实现向绿色转型过渡，2020年至2030年欧盟的就业将增加3.7%，GDP增长1.7%，将高于同期未实施《欧洲绿色协议》时的增幅。

（三）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韧性

在国际组织的理解与应用中，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联系密切。联合国《增强人类韧性：在经济不确定时代保持千年发展目标进展》（2011）指出，当今社会危机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特征，并强调韧性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6]；经合组织《教育概览2021》强调，“让学生为终身学习做好准备，以便在成年后提高技能和重新掌握技能是确保他们能够在抵御大趋势和外部冲击中具有韧性的关键”[17]；欧盟在《欧洲技能议程——可持续竞争力、社会公平和复原力》（2020）中也特别强调，应为年轻人和成年人提供知识、技能和能力，使其在不断发展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以及人口变化时期和所有经济周期中向绿色和数字经济的公正过渡[18]。

在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治理举措，不断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韧性，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所指出的，“向绿色经济的过渡需要生产体系发生变革，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工业革命”[19]，需要以绿色技术为依托，过程涉及知识、技能、机制、设计和设备的应用，以生产对环境影响较小或可用于改善环境条件的产品或活动[20]。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是技能和职业“绿色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终身学习背景下的绿色技能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基于此，面对社会提出的绿色经济转型挑战，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韧性是重要议题。

二、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治理框架

欧盟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中所采取的各种主张与举措是对欧盟社会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反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治理框架，见图1，并引导各成员国和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绿色变革实践。

（一）主体：政策网络中的三元共治

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蕴含着多种形式的利益调和与治理，并通过协调与合作保障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参与者的平等性[21]，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或者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系统关系的政治整合结构，同时强调社会力量在不同政策网络中积极寻求制度表达的态势。

其一，政府间组织具有无可替代的治理价值。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met）与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在《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Rules for the Wor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Politics）一书中提出，国际组织的权威来源具有多样性特征，对于构建社会事实更具有决定性优势[22]。欧盟作为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可以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充分调动制度和资源，发挥超越国家层面的治理效力，特别是在确定行动方向和建立行动界限中发挥中心作用。

其二，非政府组织发挥协调和协助作用。各类国际组织的建立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在治理问题上往往需要协调并发挥企业、工会、基金会、市民社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与各成员国政府部门形成合作互补和监督制衡的良性互动，还对建构和完善公民社会发挥着重要价值[23]，特别是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治理中发挥政策参与者、评估者、监督者的角色。

其三，主权国家具有决定性影响力。脱离各成员国的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绿色转型将无法真正实现，虽然全球范围内各种国际组织、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主权国家仍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治理中最核心的主体，特别是在政策的推进与实践环节，甚至决定着治理理念与目标的落实。

（二）内容：绿色导向下的关键能力

欧盟就业和社会权利专员尼古拉斯·施密特（Nicolas Schmit）认为：“提升和创新劳动力技能是应对经济复苏的核心举措之一，可以为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做准备。”[24]抓住经济和社会绿色转型的机遇需要发展劳动力的绿色技能，构建基于绿色核心技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框架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绿色转型的基石。《欧洲绿色协议》特别提出编制欧洲能力框架，以帮助开发和评估有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立足于历史视角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制定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框架（Sustainability Competence Framework），可以描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教育领域中关键能力的含义和用途，并使其成为促进绿色能力教学的基本工具。在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的资助下，奇亚拉·斯卡拉布里诺（Chiara Scalabrino）通过文献分析初步归纳出一套包括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复杂性、展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为可持续发展而行动的4个能力领域的12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借助布鲁姆知识、技能和态度分类法（KSA）对每项能力进行阐述和例证[25]。

在尊重教育政策的辅助性原则前提下，可持续发展能力框架可以与已有的欧洲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欧洲创业能力框架（EntreComp）、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DigCompEdu）以及欧洲个人、社会和学习关键能力框架（LifeComp）相互连接，以此来确保教育政策和方案的连贯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