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校教育功能现代化：历史、逻辑与未来

摘 要 教育功能的完善受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学校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等动力的推动。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我国高职学校的教育功能既带有发达国家高中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普遍特征，又具有典型的中国改革发展特色。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高职学校将更加重视学生基本素质和个性化职业技能培养，满足职业转换和社会发展需要；更加重视应用技术研究，真正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促进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从隐性转向显性；在文化传承创新内容上将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和谐文化实现形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高职学校；教育功能；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19-006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教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未来，而高职教育是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职学校从产生到发展，发展规模快速壮大，功能不断丰富完善，与经济社会联系日益密切，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1]黄济在《教育哲学通论》中论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发展功能[2]。本文中所论高职教育功能，主要是指高职教育对人才培养、对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各方面的功效和贡献。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背景，梳理高职学校功能演进特点和演进逻辑，预测其功能演进趋势和方向。

一、中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功能演进历史和特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综合来看，高职教育既是我国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关键类型，兼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部功能。高职学校教育功能大体可以分为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三个方面：从教学角度来看，其培养的既是技术技能人才，又是高层次人才；从科研和社会服务角度来看，其研究大多为应用层面和技术层面有较高深度的研究；从文化传承创新角度来看，其注重在实践中育人，承担着区域文化保存和传播功能。

（一）教学功能在建构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中逐步完善

从1980年到2004年，高职学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期间，高职学校主要发挥了教学功能。1980年代，短期职业大学通过在普通高校理论教学体系中增加实践课程的方式，创立本科“压缩式”教学模式。虽然这一教学模式后来被原国家教委否定[3]，但其仍然具有开创意义。1991年，原国家教委在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试点高中起点的高职教育，该校借鉴北美能力本位教学思想，在我国首次开创了基于能力本位的高职教学模式，为此后我国高职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4]。从2000年开始连续5年，教育部推进高职高专学校进行了教学基本建设和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使得能力本位教学模式得到普遍推广[5]。2002-2004年，教育部连续三年组织召开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促进高职教学模式改革。2005-2017年，教育部分别提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和“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改革方向，广大高职学校在此思想指引下积极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学校教学功能逐渐完善。

（二）科研与社会服务功能在国家和地方系列建设举措下凸显

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国家和省市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和“双高计划”等系列提升高职学校办学实力的建设。经过10多年努力，一大批高职学校整体办学实力明显增强，其中一些学校逐步向现代大学靠拢，在继续开展教学改革的同时，逐步加强了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建设。20世纪90年代后期，少数高职学校就开始开展高职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近年来，这些学校获得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得到一定提升，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逐步增强。2009年11月16日和23日，《中国青年报》两次刊发文章，报道了高职学校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进展情况，证实了高职学校的科研和社会服务实力[6][7]。据统计分析，2006-2010年，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教师论文发文量总体稳步增长，反映出我国高职学校教师科研队伍素质在不断提高，科研积极性持续增长[8]。据中国高职发展智库统计显示，2020-2021年全国高职学校科研社会服务经费总体快速上升。2020年仅有2所学校突破1亿元，2021年就上升到4所；2020年仅有96所院校超过1000万元，2021年就有200多所超过1000万元。然而，全国各省高职学校科研能力提升并不均衡，广东、浙江、天津、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学校获得科研项目较多，科研能力提升明显，成为我国高职学校科研与社会服务功能提升的引领者[9]。但从整体上来看，高职学校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仍然普遍较弱，与教学功能相比处于从属地位，需要继续大力加强。

（三）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中显现

文化传承是大学的一项基本功能。早在1974年，英国教育家阿什比（Eric-Ashby）就指出，“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保存和延续文化遗产”[10]。但受到工业社会发展的影响，各国大学普遍弱化了这一功能，我国却与此情况有所不同。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高校优秀文化传承功能，发挥大学文化育人作用，并“扬弃旧义，创立新知”。2011年10月，教育部要求高职学校以合作育人为主线，“坚持育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求“高等职业学校要努力成为当地……文化传播的中心”。2013年5月，教育部等三部门要求从学生民族文化素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推进高职学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自从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发表讲话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高职学校积极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实践[11]，构建有利于文化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相结合的教学体系，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建设。基于此，一些高职学校根据自身优势把文化传承创新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特别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企业文化、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近年来，高职学校文化传承创新功能虽然得到一定程度加强，但是相对于我国民族复兴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求来说还有较大差距，亟待加强。

以上演进历史表明，我国高职学校的教育功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其将高中后职业教育纳入学历教育范畴，帮助世界上最大规模青年学生群体实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其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逐步培养了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其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承担起青年学生的文化传承创新重任。从性质上来看，高职学校的功能既带有发达国家高中后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普遍特征，又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典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特色，其特点是高职学校承担起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重任，具备了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中国式高职教育功能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中国高职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对高职学校过去发展的总结和概括，又是高职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二、中国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功能演进逻辑

一般来说，事物功能的演进与其自身结构的变化和外在的诱因都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其办学层次、专业结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显著，这与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文化传承与创新方兴未艾等外部因素的变化相关。

（一）经济发展逻辑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大学数量不多，招生人数有限。然而，东南沿海一些大中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对应用技术人才需求十分迫切，而国家分配到这些地方的大学生远远不能满足国有和私营企业需要。以武汉市为例，据统计，1980年分配到武汉市企事业单位的大学专科毕业生只满足了实际需求的7%[12]。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提出的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要求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专门人才，特别是工科类专科和短线专业人才。从1980年开始，许多中心城市陆续创立了短期职业大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短期职业大学曾达到120多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企业对生产第一线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而当时大学培养的普遍都是学术型人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成人高校、中专学校纷纷开展高职教育试点；同时，我国也要求专科学校向应用方向转型，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迅速波及东南亚及东亚各国。为应对危机，1998年我国决定通过高校扩招拉动经济发展。从1999年开始，我国在高校大扩招过程中，通过“三改一补”方式快速增加高职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经过短短5～6年时间，高职学校就达到了1000多所，这期间高职学校充分发挥了其教学功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企业对更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此需求驱动下，从2019年开始，我国充分挖掘高职学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优势，先后设立33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进行本科职业教育试点，提升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层次。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召开以来，我国逐步加快了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更加强调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试图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新的发展需求对高等学校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试点与探索的深入进行，一些高职学校开始重视高职教育研究，为广大高职学校增强科研和经济社会服务功能奠定了基础。21世纪以来，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驱动下，我国先后提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和“双高计划”，大力提升高职学校的科研和经济社会服务能力。经过10多年建设，一大批高职学校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逐步增强了自身科研与经济社会服务能力。目前，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逐步成为高职学校的第二大功能。

（二）社会转型逻辑

作为地方政府或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高职学校是区域社会系统的单位，必然努力适应区域社会转型发展提出的有关要求。社会转型就是在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构成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社会从一种不完善形态过渡到另一种较完善形态的过程。改革开放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我国社会转型。当前，社会转型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城市化。40多年来，我国逐步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转向以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2010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建设城乡平衡社会。2014年我国发布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实施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2017年党十九大报告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职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服务社会转型是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根本属性[13]。

承担社会转型责任、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县域发展的两大主题是产业升级和共同富裕，这些都需要高职学校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高校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在这一号召下，高职学校县域办学工作加速推进。据统计，2020年以来，河北、河南等全国各地已经批准31个县新设高职学校。目前，江苏[14]、山东[15]、浙江、安徽、四川、福建、河南、甘肃、广东、江西、湖北、贵州等省市是我国县域高职学校设置较多的省份，这些地方高职学校通过在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教育园等区域建立学校或校区的形式，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3年3月，全国共有357所高职学校（含校区、分校、教学区、教学点，不含实训基地）设置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占全部高职学校（本专科学校共计2759所）的23.3%；全国共有253个县级行政单位（含少数民族地区州府所在县级市）设有高职学校，占所有县级行政单位（1871个）的13.5%。2022年，在全国百强县中有60个县设有高职学校，其中，南昌县、中牟县和长沙县作为省会城市向外转移产业和高校的区域，设置高职学校最多，各有13所，这些高职学校与区域产业合作较为深入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