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涵与形成机制

摘 要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的新方向和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载体。从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出发，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应以资源依赖为出发点，以地方政府为建设主体，以产业园区为建设基础，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服务面向，以促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具有从雏形到正式、规范，再到成熟、紧密的三阶段形成机制。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过程中，应高度关注主体责权明晰和协调问题、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建立问题、合作成果和收益的归属问题。为高质量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应加强地方政府高位统筹，为联合体建设提供制度规范；调动跨界组织参与联合体建设，发挥其评估和监督治理作用；发展契约信任至合作信任，增强组织间的合作信任感和稳定性；创新资源拓展路径和合作模式，保持联合体持续创新活力。

关键词 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组织间网络理论；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5-0020-08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当下，我国部分职业院校难以办出特色、人才培养质量较低、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结构匹配度不高，其根源在于“教”与“产”的互动不够深入。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设计，将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成为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重要创新性举措，也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表现形式[1]。实践中，各地也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陆续成立市域产教联合体。但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个新的政策概念、学术概念和实践概念，尽管很多地区急于回应政策要求，但实践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等问题还缺乏深入思考。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概念解析

（一）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

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联合体》（Community and Association， 1887）中提出，“联合体”是基于特定利益而构建起来的，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建立、设置或加入各种各样的联合体。基于此，“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被理解为省级政府为了“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优势产业园区，联合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构建的联合体。联合体的基础在于资源依赖，即没有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通过外部环境中的要素来取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2]。如企业管理会受产业经济、人力资源、社会责任等影响，对行业和教育资源产生依赖；学校建设与发展会受市场需要、经费投资等影响，对政府和产业资源产生依赖。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产生，便为各方相互合作、交换资源提供了载体和平台。不同于“联合体”，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血缘、地缘以及共同记忆之上的。但涂尔干指出，这种基于相似性的共同体是一种机械团结，并来源于发达的社会分工及社会成员之间异质性的有机团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更倾向于有机团结，是国家重点行业领域内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之间有机而非机械的结合，这种结合联通上下游企业和各类院校，可以突破地域限制。

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都是教育和产业互补互融、共生共长的载体，主要区别在于两者的建设主体、服务面向和建设目标存在差异。在建设主体上，市域产教联合体由地方政府牵头，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共同牵头。在服务面向上，市域产教联合体重点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范围是区域性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点服务行业产业发展，可以是跨区域的。在建设目标上，市域产教联合体重在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整合各类资源，有效推动各类主体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促进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在联合学校、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汇聚产教资源，发挥行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引领和指导作用[3]。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与产教融合型城市

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的《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强调“以城市试点为基础，突出城企校联动，统筹开展行业、企业试点”。从政策和已有试点城市来看，产教融合型城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经济较为发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只有当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需求和环境[4]。第一批产教融合型城市，如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杭州市与宁波市等都是国家生产总值排名靠前的地区，拥有发达的高科技产业，符合政策文本强调的“试点城市应具有较强的经济产业基础支撑和相对集聚的教育人才资源”。二是教育资源较为发达。从类型结构上看，产教融合型城市既要有一流大学和地方重点院校，也要有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高专。前者主要通过高端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或重大应用研究、高端政策与技术咨询，引领产业优化升级；后者主要通过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面向中小企业的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直接的社会服务与技术支持，满足产业发展需求[5]。三是具备一定数量的、成熟的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和载体[6]。各城市通过建设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型企业、实习实训基地等实体化载体，开展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产教融合项目，从而优化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供给结构。

可以看出，产教融合型城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目标与路径、方向与载体的关系。产教融合型城市是国家为发挥“头雁效应”而树立的榜样，既是城市的荣誉称号和特色品牌，也是城市的发展重心和资源优势。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有利于城市更好地发挥科技园、产业园、工业园的“聚集效应”，帮助城市更好地挖掘行业、企业的教育资源，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最大化利用实习实训基地，更好地匹配区域产业经济和人力资源，促进专业群与产业群联动。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形成机制

“网络”作为生物、计算机领域的重要概念被引入组织学，用于描述组织间的一种制度安排或合作结构形态。网络下的组织可以通过集体决策、联合行动来生产产品或服务，以便更迅速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7]。研究发现，针对推进教育改革而成立的组织间合作网络可成为培训教师、推广新教育技术和教育模式的重要平台[8]；能帮助学校更快地适应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并更为积极地执行新政策[9]；能增强校园内鼓励创新的氛围，提供管理校区的新经验和新知识[10]；能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11]和教育满意度[12]。

市域产教联合体可以看作是省级政府联合地区产业、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搭建的组织网络。产教主体相互选择，在网络中开展跨组织的互补合作，不断进行知识、资源和能力交换，以实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同愿景。其建设过程和形成机制见图1。

（一）动因和形成

1.市场变化带来的资源交换需求

组织间网络的形成常常受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催化[13]。市域产教联合体受到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应接不暇的市场变化。随着长三角、珠三角、东北三省等经济区域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建立一系列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区域经济时代正大踏步走来[14]。区域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没有达到理想的发展程度，职业教育与产业呈现非协同发展局面[15]，技术技能人才数量缺口亟待填补、专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匹配度有待提高、人才培养存在学用脱节[16]；另一方面，区域之间差异变大，板块内部不平衡、增长极表现突出、城市群非均衡发展、特殊类型区两极分化[17]。这些困境单靠职业院校、企业或政府单一组织难以解决，需要彼此建立纽带来应对挑战。与其他组织相比，企业通常具有专业化的技术能力和多渠道的资金筹集途径，行业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源，职业院校具有充足的人力资源，科研机构具有卓越的创新能力，政府具有集中的行政权力、统筹能力和经费预算。大多数研究认为，降低交易费用是网络形成的最主要动力[18]，当一个组织拥有对另一个组织来说有益但不具备的资源或能力时，相互合作能够减少生产成本，组织间的网络就出现了。反之，当网络成员发现网络参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收益，甚至比独自工作的收益还少时，组织网络便会解散。

2.政府政策营造的良好环境

回应政策要求是组织间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尤其对于公共组织而言[19]。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通过《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明确建设目标和指标。国家政策从一定高度论证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价值，为联合体的形成提供了方向指导和价值支持。政策的制定与落地，从中央到地方是渐进推进且逐步细化的过程[20]。地方政府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主持者和建设主体，需要对中央和上级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具体化与创新，进行联合体建设规划和激励约束设计。如常州作为国家首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2014年以来出台了《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项目实施办法》《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等23项地方性文件，设立产学研合作促进奖等奖项，引领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投身职业教育。同时，每年发布紧缺人才专业目录、高技能人才培养紧缺职业（工种），引导院校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21]，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形成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

3.合作历史和经验的有力助推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行为意向的影响，人们对特定行为难易程度的感知越强，即感知的行为控制越高，对特定行为的意愿也越强。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组织间存在过往合作关系，使得合作的不确定性降低，合作行为感知控制增强，则组织间合作意愿增强，将更容易形成关系紧密的网络[22]。因此，政府在选择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成员时，不仅应考察网络成员在产业界或教育界的发展水平，还应考虑网络成员过去是否存在印象良好的合作关系。对此，基于成熟的产业园区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有助于合作伙伴的筛选。我国产业园区是由政府集中统一规划区域，并给予进驻企业一定优惠政策的特殊区位环境，具有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23]。园区中的产业本身具备一定的聚集效应，有过较多的企业间、政府与企业间、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行业协会间的合作经历，如苏州市政府现计划利用太仓高新区产教合作“熟手”优势，瞄准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贸三个千亿级主导产业，统筹区域内高等院校和本地企业共同参与产教联合体建设，精准服务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区内产业。

（二）成长和发展

随着组织成员间日益频繁的互动，组织间网络也从松散走向紧凑，从非正式、不稳定走向正式、规范。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和成长可以参考组织间合作关系演变模型[24]，包括协商、承诺、执行和评估四个动态循环过程。

1.协商阶段：正式磋商与非正式社会心理互动

在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和决定联合体成员后，便进入组织间网络的协商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包括正式的磋商和非正式的社会心理互动，这种正式与非正式过程可以相互作用、互为补充。正式磋商主要就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结构、各组织的责权利、合作规则、预期投入、潜在风险等内容展开正式讨论，以达成共识，制订初步发展计划。从政策落实角度，市域产教联合体正式磋商的展开可以在政府领导下，在市级层面全面细化当地支持产教融合的政策清单，明确政策落实的责任主体、基本流程和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过度正式化和僵化的网络结构可能会约束后期网络发展与变革，初期的网络设计应在精确和模糊之间取得平衡[25]。

同时，在意识层面，组织会就目标和期望等问题进行非正式互动，寻求可能的交集，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共同的目标对组织间网络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合作关系包含了交换因素，但它的前提是互动双方必须有共同的目标或任务，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作关系[26]。市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组织联合体，需要克服不同组织因目标差异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职业学校作为非营利组织，需要在合作中优先考虑学生利益，保证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在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诉求[27]，容易导致终身教育目标和廉价劳动力利用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和运行中政府应针对不同参与主体的价值偏好进行整合，通过树立榜样、文化营造、话语传播、跨组织非正式团体建设等非正式互动方式，促进组织间的认知和目标融合。明确为产业发展打造坚实、可靠、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是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成为有关各方战略利益诉求的关注点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