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

摘 要 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农村是重点也是难点。在推动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具有人才支撑、智力支撑、技术技能支撑等功能，是促进农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有效途径。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从外部来看，不被社会认可，普遍受到鄙视和歧视；从内部来看，存在办学定位不清、质量偏低、供给不匹配需求等问题。要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应提高认识，以整体性治理思想为指导增加政策供给；明晰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和目标定位；提升质量、以质图强，赢得社会认可和存在感；涵养生态，夯实生存根基，增强发展后劲；适配需求，回应外部变化拓展功能挖掘潜力。

关键词 共同富裕；农村职业教育；整体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5-0057-07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和不竭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以来就对共同富裕从理论、实践上孜孜以求进行探索和实践。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对全社会而言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非局部、个体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最紧密，促进推动农村富裕的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农村职业教育应在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中担负起重大使命重大责任，发挥重要作用。

一、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

农村职业教育是指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农业、农村的职业教育，包括办在农村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和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其中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水利、粮食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涉农产业[2]。这是规范性文件对农村职业教育边界内涵予以的界定。可以将农村职业教育理解为是以中等、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体系，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等相辅相成，聚焦于培养乡村振兴建设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技术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等。纵观历史发展脉络，农村职业教育始终是农村社会的联系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时代赋予的使命，农村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功能，不是简单的、纯粹的教育功能，是助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职业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教育的本体功能就是促进人的自我实现，每位个体都要形成自己或促进自我实现，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能促进人的自我发展和实现，而人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最关键因素，人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可能与进程。第一，农村职业教育是满足农村劳动人口提升学历需求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数据显示，按职业分类看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5.8%，其中专科0.5%、本科0.2%，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1.9%[3]。这表明，农村劳动人口的学历提升空间大，促进农村劳动人口的素质提升和自我发展，需要提供更多的、适合的教育供给。第二，农村职业教育是促进个体劳动技能开发的重要途径。通过接受职业教育，系统化学习农业种植、动物养殖、土壤分析、植物保护以及农场经营、市场营销、合作社管理等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开发和激发他们的潜能，让他们摆脱依靠纯粹的体力劳动和父子相传的农业生产经验进行重复生产劳动，从获得初级农产品解决基本温饱到基于科学原理、专业技术的种植养殖经营，超越简单维持生存，拥有小康、富裕等更高的目标追求。第三，农村职业教育是培育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职业教育除技术技能的传承学习外，还包括乡土文化传承和大量非物质文化传承，如地方戏曲、歌舞等，职业教育可聘请技能大师、劳动模范、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等担任专职或者兼职教师，通过设立工作室等方式参与人才培养、技术开发、技能传承等[4]。通过这些文化传承学习，丰富人的心灵、完善人的个性，较大程度弥补农村从业人口因受地域及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限制其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促进有效丰富其个性、完善自我。

（二）农村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物质富裕

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5]。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超过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7131元，远低于城市居民43834元的可支配收入，并且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6]。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当务之急，农村职业教育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一，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采取校企合作方式办学，加强农村与企业经济实体的互动交流，通过引进与当地资源相匹配的企业，可以推动企业与产业互补双赢、良性循环。另外，将农村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发展进行同规划、同布局、同实施，促进引导产业优化布局，激发经济活力，推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其二，促进农村人口增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通常在外部环境不均衡的状态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配置能力越强，也越容易被激发出来。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直接的实用性教育，具有较强的生产效益和配置效益。生产效益体现为通过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其技术技能和生产能力，帮助其提升生产经营、持续发展能力，进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提升收入水平和收益的稳定性。配置效益体现为通过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提升受教育者识别机会、利用机会的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产出效益的能力，增强创新创业兼职兼薪的能力。其三，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职业教育对于助力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效果最直接、最明显。对于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来说，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就读职业学校或参加职业培训，学习技术、习得技能，提升了生存能力和就业本领，谋得工作岗位，进而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摆脱贫困状态，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并为下一代的成长发展奠定基础[7]。

（三）农村职业教育促进文明发展，推动精神富裕

推动共同富裕，不仅包括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包括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足有机统一的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8]。一般来说，精神生活富裕比较抽象，难以衡量。但精神生活富裕也并非是纯粹抽象和空洞的、完全不可捉摸的，是可以通过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层次性，内心感受的满足程度、丰盈性等予以度量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包括个人精神生活的全面、自由、个性化，个人在社会中得到肯定或尊重；还包括社会精神资源的共同享有，社会公共生活良善、法治、文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安定并和谐有序等”[9]。我国当前的现实是城乡之间二元差距依然突出，农村无论是在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精神财富方面，均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应对农村精神富裕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提升农村精神富裕的有效途径。

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系统性、开放性，这个体系能够有效深入农村的末端环节，帮助农民提升自我修养、个人品德、公民意识、公共责任、法律知识等，培育文明意识，摒弃封建迷信和婚丧陋习等，塑造受教育者的内在素质，营造群体文化生态，推动农村人口的社会化，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此外，农村职业教育还可以增强受教育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等意识和能力，提高其参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破解当前农村公共治理中民众参与度不高的困境，使得社会公共生活更加文明、和谐、有序和丰富，改进农村人口的精神生活状态，提升其精神生活的满足感。

有研究表明，“贫困地区（或称凋敝地区）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贫困亚文化会强化贫困群体的贫困状态，且会在区域内或代际间复制和传承”[10]。通过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可帮助人们提升其文化素养、文明程度，改变其精神状态，乃至提升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能力、摈弃陈规陋习、提高农村社会公共治理的水平，并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村贫困状态下深层次的亚文化，打破或阻断这种亚文化的延续和传承，逐步形成良好的乡风文明，促进精神富裕，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四）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全局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11]。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跨度大，各地区自然环境、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差异较大，致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差异相当大，从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即可看出明显的差距。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年人均GDP北京市最高，达183963元，甘肃省最低，仅40957元，相差约4.49倍；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市最高，达到78027元，最低的甘肃省仅22066元，差距为3.54倍[12]。由此可见，东中西部区域、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另外即使同为农村地区，处于不同区域、不同地域的农村之间差距也各不相同。对农村来说，农村职业教育最接地气、最能认清摸透农村的需求、最能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最清楚其优势和资源，从而针对性提供技术技能、科技开发、应用推广服务等，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推动农村地区共同富裕来说，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是可行的、有效的举措。通过推动发展职业教育，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适合的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和开发使用效益，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二、农村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困境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将被赋予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同时也将面对新的挑战和困难，这些困难是长期积累淤积的痛点堵点。

（一）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作用认识不足

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远远超出其本体范畴，其为农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智力支撑、技术支撑、文化支撑、治理支撑。对于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决策层面本应系统化、整体化设计，执行层面本应各相关部门协力合作实施，受益层面本应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但现实恰恰相反[13]。

从决策层面看，整体政策的供给越来越适应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形势，但聚焦到农村职业教育，则凸显出了供给不强、效力不高等问题。第一，政策理念的路径依赖明显。决策者对农村的实际了解不够，政策设计深受城市中心思维模式的影响，理念和立场都偏离农村实际，政策针对性不足、适应性不够，难以契合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第二，政策的价值取向偏重工具价值，忽略了农村职业教育的人文价值，片面关注外在的、显示度高的、实用技术技能的培训提升，没有体现以农为本、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培育和养成乡风文明、公共道德、乡村治理、法律意识、文化传承等存在无意识偏差[14]。第三，具体政策各自为政。各级政府及部门重视推进落实国家战略，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本部门职责业务融合，出台相应政策举措，其中多数会涉及职业教育，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抓手，但各层级各部门的政策制订缺乏共商共建统筹协调机制，主要从本部门角度出发，使政策资源配置重复叠加或低效，甚至无效，未形成政策红利合力。从执行层面看，一些执行部门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只关注自身的主业，在相关政策执行中趋于保守状态，落实效果打折扣，真正落地见效的不多。从受益主体来看，他们实质上并不认可职业教育，选择职业教育是无奈的选择，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更看重能帮助其跳出农村、逃离农业的教育，接受职业教育对其“跳农门”“离农”“去农”作用不大，难以提供实质性帮助[15]。他们普遍认为接不接受职业教育均可，并没有认识到职业教育对个体自身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作用和重要性。

（二）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漂移

理论上，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应是明确的、培养目标应是清晰的，就是面向农村或为服务农村培养实用性的人才。但在农村职业教育实际办学过程中，受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办学定位变得模糊不清、培养目标摇摆不定，从“亲农、为农”漂移到“离农、去农”[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