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职业教育吸引力研究：逻辑、困境及路径

摘 要 近20年来，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对公众的吸引力却不足。在理性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逻辑框架下，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行业、职业和体制分割；同时，就业竞争激烈、文凭贬值，大部分职校生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业、职业和工作单位就业，承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损失”，导致职业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偏低。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路径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减少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损失”；增加职业教育投资，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提高职业教育投资收益；转变社会公众观念，理性看待职业教育投资回报；落实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推进普职深度融合。

关键词 职业教育吸引力；劳动力市场分割；分割性损失；投资收益；理性人假设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7-0036-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础和根本诉求，也是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的需要[1]。为此，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2022年5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一步强调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然而，近20年来，社会公众对接受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态度却不容乐观，学生就读职业院校的意愿整体不足。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冷淡与政府的热情形成明显的反差。从教育经济学视角来看，职业教育“民间冷”现象本质上是个人职业教育需求不足，或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

关于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的原因，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观点包括职业学校教育质量低[2]；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毕业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生源选拔方式不科学[3]；重伦理轻技术的传统文化、工业文明价值观的缺失及由此导致的技术技能人才地位低下[4]；结构不完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突出[5]；职业教育内容与社会契合度不高[6]；师资难以适应职业院校的教学需求[7]等。

上述观点主要是从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的视角对职业教育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剖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已有研究鲜见立足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尽管部分观点涉及经济因素，但大多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缺乏基于经济学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研究，尤其是已有研究并未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事实，导致已有研究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难以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拟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构建一个分析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逻辑框架，然后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对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现象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并就如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分析逻辑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追求特定约束条件下实现预期利益最大化。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定，也是构建经济学理论大厦的重要基石，这个假设也通常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8]。利益是分析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维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益分析方法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利益关系，制定政策措施的重要工具。作为理性人，人们的行为选择也遵循预期利益最大化原则。利益包括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法。总之，预期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和框架，这一原则和框架也适用于分析学生及其家长的职业教育需求行为，即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根据理性选择理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职业教育能给学生及其家长（简称为个体）带来多大的预期利益。理论上，由于教育需求兼有消费性和投资性的特点，分析职业教育吸引力应包括职业教育需求的消费性和投资性收益两个维度，但是考虑到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特点是就业导向，个体的职业教育需求主要出于投资性目的，因此本文主要基于职业教育需求的投资性维度分析。换言之，凡是直接或间接影响职业教育投资成本与收益的因素，都对职业教育吸引力产生影响。总之，基于理性人假设，可将成本—收益分析法作为分析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逻辑工具。

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与职业教育投资收益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因素是职校生就业质量（就业率、薪酬水平、劳动保障、职业发展前景、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等）。显然，职校生就业质量越高，职业教育投资收益越大，职业教育吸引力就越强。进而言之，影响职校生就业质量的因素既与劳动力市场状况（包括劳动力供求状况、就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特点）有关，也与职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人力资本又主要取决于职业教育质量（师资水平、教学设备、专业设置等）和生源素质。可见，影响职校生就业质量的因素涉及多方面，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学校和学生等。

事实上，在以上影响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些因素与职业教育吸引力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循环影响关系，例如学生因素。具体而言，如果职业教育对个体具有很强吸引力，就会吸引更多生源报考职业院校，职业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将水涨船高（例如，我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中专毕业生就业质量高，中专录取分数线普遍高于普高录取分数线），意味着职业院校的生源素质将增强，从而有利于提高职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水平，最终有利于提高职校生的就业质量和职业教育吸引力。这种情形属于生源素质与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良性循环，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恶性循环情形。总之，生源素质和职业教育吸引力具有相互作用的循环影响关系。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影响职业教育投资成本的因素包括直接成本（主要是学费）和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显然，职业教育投资成本越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就越弱。机会成本产生于选择的多样性或可替代性。通常衡量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是因接受职业教育而放弃的就业收入。不过，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基于与普通教育收益的比较来评价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如果普通教育收益高于职业教育（意味着职业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高），那么职业教育对个体的吸引力将减弱。新世纪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如普通教育，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职业教育收益低于普通教育。

总之，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是否接受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也遵循预期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成本和收益对于学生及其家长的职业教育投资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职业教育吸引力主要取决于职业教育投资收益。这是分析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经济学逻辑。相应地，可将成本—收益分析法作为探究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逻辑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具有广泛的涵盖面，不仅可以容纳和整合已有文献涉及的各种影响因素（如前所述的诸多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的影响因素），并且还能容纳和整合已有文献中尚未提及的影响因素，包括生源素质、普通教育投资收益等。考虑到教育投资收益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现象，但已有的相关研究鲜见涉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此，有必要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进行新的探究。

三、职业教育吸引力困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主要观点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主要流派有工作竞争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9]，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由皮特·多林格（Doeringer， P. B）、米歇尔·皮奥里（Piore， M. J.）于1971年提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1）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像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差别显著的不同部分组成，包括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收入高，晋升空间广，工作比较稳定，很少面临失业的风险，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比较优越。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或暂时性，也缺乏晋升机会。（2）虽然“人往高处走”（人人都向往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乃人之常情，但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很多障碍，导致“向上流动比较困难”，二者缺乏流动性。（3）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取决于劳动者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收入存在显著正相关，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收入的相关性并不密切。（4）一般而言，能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往往是受高等教育者（但并不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一定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10]。

由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知，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能力和努力程度，也深受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影响。换言之，两个能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接近的个体，如果处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他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未来发展前景将存在明显的差别。可见，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存在部分工作收益与劳动者的能力和努力无关，是一种额外的收益，有学者将这种收益称为“分割性收益”[11]（类似于现实中的“平台”收益），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则承受着“分割性损失”。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真面目，且能够对社会上“同工不同酬”和“社会分层”等诸多现象给予有力的解释，同时也回答了人力资本理论无法有效解释的社会现象（比如1970年代很多国家的教育扩展未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也未能有效降低失业率），因而得到广泛应用，也成为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虽然来源于经济学家们对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现实的考察和概括，但是同样适用于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重分割[12]，尤其是制度性分割[13]，因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应用性，并且得到了本土化发展。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

研究表明，我国存在多重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包括城乡分割、地区分割、行业分割、职业分割和体制分割（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经过4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户籍制度逐年宽松，劳动就业制度的“自由选择、自主择业”性质日益增强，大大增强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但是，很多领域依旧存在明显的分割，这些分割对包括职校生在内的所有求职者的就业结果都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对人们的职业教育投资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以高职生为例，结合高职生的实际就业情况，本文主要从行业、职业和体制分割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民间冷”现象进行分析。

第一，从行业的角度看，我国的行业大致包括19类，这些行业可以分为垄断行业（例如金融行业、电力行业、铁路运输行业、管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行业、房地产行业、邮政电信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例如餐饮业、批发零售贸易行业、农林牧渔行业等）[14]，也可分为低收益行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建筑业）、中收益行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房地产行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高收益行业（电气、燃气及水的供应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业）[15]。由于行业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分割，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比较显著。垄断行业或高收益行业可归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其他行业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

第二，从职业的角度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我国常见的职业大致分为6大种类，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16]。有研究表明，主要劳动力市场上职业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17]。

第三，从所有制性质角度来看，我国的工作单位可以分为体制内单位和体制外单位。前者包括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他所有制性质的工作单位则为体制外单位，例如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等。总体上看，体制内单位的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包括退休后的待遇），就业有保障，工作稳定，失业概率低，且往往具有较大的晋升空间；而体制外单位的工作收入大多比较低，最主要的缺点是工作不稳定，工作单位受市场经济形势的影响大，被解雇和失业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晋升空间比较狭窄，退休后的养老待遇也明显低于体制内单位。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景气（如因疫情严重、国际贸易战、政治冲突等因素引起）、社会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体制内单位工作稳定的优势或体制外工作单位的劣势就更加凸显。因此，总体而言，体制内单位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体制外单位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