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廉的职业教育实践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 范源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并以行政官员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影响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而言，范源廉秉持“教育救国”和“教育改造社会”的观念助推职业教育发展，他不仅以教育行政官员的身份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制度化建设，还在职业教育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调整职业学校结构、实际资助职业教育事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以此为鉴，当今可以从落实职业教育地位和功能、推进职业教育体系化建设和施行校企合作等方面，促进现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范源廉；职业教育；民国教育；近代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27-0068-06

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或以教育家的身份活跃在职业教育界，或以商人的角色介入职业培训，更有身兼行政事务的官员投身职业教育事业。正是由于一批杰出的职教先驱的共同努力，才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的近现代转型。目前，学界对近代职业教育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张謇、黄炎培和蔡元培等近代职业教育主流人物上，试图通过对其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回顾总结，既还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史的基本面貌，又能为当今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历史经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除了长期活跃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主流人物，还有许多教育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范源廉就是其中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范源廉（1876-1927），字静生，清末民初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教育家。民国初年（1912年），他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此后又三度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以及担任各文化教育团体董事与成员，对民初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教育家，学界明显对其挖掘有限。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范源廉本人“重行不重言”，留下的相关文献资料有限；二是民初政系党派之争纷杂，范源廉曾多次受命军阀政府管理教育，时人对其有所偏见。然而，有学者指出，范源廉一直秉承教育救国的坚定理念，与蔡元培等人实现了跨越党派的精诚合作[1]。事实上，范源廉以教育行政者的身份，不仅在近代教育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成为中国由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决策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就职业教育而言，范源廉也有着丰富的思想与实践，在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化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教育救国：范源廉职业思想的动力来源

与同时代大部分先进教育家一样，范源廉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并躬行实践，投身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事业。同时，教育救国论的时代呼声及范源廉本人的实践也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动力来源。

（一）晚清教育救国的思想浸染

范源廉出生于清末，正值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众多仁人志士投身于救国图存的时代浪潮之中。在知识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其根本原因在于实用人才的匮乏，而实用人才的短缺又是由于教育的落后。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突破了中国传统“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思想观念，讲求实用技术及其科技人才的培养[2]。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创办了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以培养实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的洋务学堂。洋务学堂不仅培养实用人才，还具有企业办学的职教特色。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启了职业教育的近代化历程，同时这也成为近代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肇始。虽然洋务运动随着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宣告失败，但其为中国近代开辟的实业救国之路却一直影响着后人。

甲午海战后，维新人士开始崭露头角。范源廉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赴湘创建时务学堂，范源廉成为时务学堂学生，从此跟随梁启超求学受教，思想上深受维新人士，尤其是梁启超的影响。早在公车上书之时，梁启超就提出：“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3]。这也成为范源廉倡言教育救国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发端。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前往日本，随后范源廉也往日本留学，修习师范科。范源廉在学习期间对日本教育强国之路有了深切体会，对教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更加坚信了实业教育在培养人才、实现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归国后，正值清末新政改革之际，清政府设立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领导机关，范源廉就任于学部，同时参与“新政”教育改革，践行其教育救国主张。

可以看出，生长并成熟于清末的范源廉，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及清末新政的近代时局变迁，在接受晚清教育救国思想的浸染后，投身教育革新运动当中，逐渐形成并丰富了自身的教育观念，其中就包括职业教育思想，对其日后付诸民初职业教育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二）民国教育改造社会的躬行实践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国家面临建立共和体制、推进民主教育的艰巨任务。客观而论，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社会遗留问题依然严峻。对于教育而言，教育结构的失衡、培养人才的呼声都促使民初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北京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在蔡元培力邀之下，范源廉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次长，两位声名素望的教育家都是教育救国论的忠实拥护者、职业教育的支持者。

北洋政府掌权后，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一职，范源廉随即接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上任后，范源廉指出：“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4]。他力图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并最终达到改造和发展社会的目的，实现国家和民族自强的道路。当时，民国实业界和知识界也掀起了职业教育思潮。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先驱们为了解决人力短缺与平民生计潦倒的社会矛盾，主张把职业教育作为变革落后和贫瘠社会的驱动力，力图通过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实现建立文明发达社会的理想[5]。民国初期，全国教育结构的失衡以及职业教育思潮的传播，始终与教育救国理念交织在一起。最终，在各方的推动和支持下，范源廉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黄炎培、蔡元培等人于1917年5月6日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身为教育和知识界领袖的范源廉，虽然更多是从整体上考量教育体系的建设，但在职业教育改造社会学说的推动下，也实际参与了民国职业教育的建设。总的来说，包括范源廉在内的近代职教先驱们，大多生长在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话语体系中，“教育救国”始终是他们倡言和践行职业教育的主旋律，伴随他们职教生涯的始终。对于范源廉而言，实业界与教育界掀起的职业教育思潮与其“教育救国”或“教育改造社会”的抱负大相契合，同时这股教育革新的决心也成为其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动力。

二、行政与实践：范源廉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

以教育救国、教育改造社会为指引，范源廉参与并推动着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范源廉数次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又在各文化组织团体担任要职，其对民国职业教育的贡献既从教育体制上给予完善，也在实际中提供支持。

（一）继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实际颁行教育宗旨

民国初期，学界与政界一直保有密切联系，范源廉与蔡元培等知识分子不仅以学问立世，更在政界保有一定地位，成为民国初期教育政策的实际决策和制定者，制定颁行了民初以实利主义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宗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陆费逵、蒋维乔等人筹谋符合民主共和的教育宗旨和方针。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观，引起学界强烈反响。其中，实利主义教育不仅包括现代智育的内涵，还具有实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内容。陆费逵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对蔡元培进行呼应，对实利主义包括获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生计，提升国力，养成高尚人格都给予高度肯定，认为教育宗旨应以实利主义为教育方针的源泉[6]。可见，民初蔡元培为民国教育谋划的宗旨就包括了职业教育的实际内容。然而，蔡元培当年7月即辞去教育总长一职，教育宗旨并未实际颁行，范源廉随即就任总长。上任后，他并没有因政党派系之争推翻蔡元培的教育规划，而是极力调解，尽力维持。在临时教育会议上，范源廉在发言中指出：“行政计划及教育宗旨业已由蔡总长宣布”[7]，不仅对蔡元培的教育宗旨全面肯定，又对教育作出“提倡个人职业独立”[8]的补充，以供教育界讨论施行。会议结束后，9月2日教育部以大总统之名义颁行民国初年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9]。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也由此展开。可以看出，范源廉在其中以个人教育品格和行政领导权对民初蔡元培教育宗旨的坚持，以及对职业教育发展推进中的历史贡献，也在学界留下“蔡规范随”的佳话。范源廉在接任教育总长后，以教育行政的职能为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二）颁行和推进民国学制，实现职业教育制度化

中国近代学制演变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历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学派的教育学说、社会教育思潮以及各种教育实验最终都以全国性学制系统的落实为依托。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教育教学的总体规划，它使全国教育发展有了明确系统的推进程序和步骤。在此意义上，中国职业教育的近代化也是争取建立全国性职业教育体系以及推进并完善学制系统关于职业教育规划的过程。范源廉在颁行和推进近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功不可没。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制定了《癸卯学制》，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真正推行的学制体系。其中，实业教育成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类别，分为“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三类。客观来讲，《癸卯学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实际推行的学制体系，为后来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和发展设计了良好的框架基础。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失落，加之政局动荡，以实业学堂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较为缓慢。

中华民国建立后，在范源廉的实际主持下，教育部于1912年9月先颁布了《壬子学制》，后范源廉虽然辞职，但教育部陆续公布的《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实业学校令》等各级各类学校规程，都与他在任时的推动分不开，1912-1913年颁行的各教育法令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成为民国第一部学制系统。其中，实业学校分为甲种和乙种实业学校，相当于初、中等教育水平；专门学校又设有农工商等专门学科，相当于高等教育水平。这基本奠定了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架构，相比于清末学制缩短了学习年限，为学生早日进入职业生涯提供了条件。虽然《壬子癸丑学制》中关于职业教育体系的规划依旧不尽如人意，为职教先驱们所不满，但需要指出的是，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应是渐进的，黄炎培等职教先驱们所进行的职业教育实践对完善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化的作用是卓越的，但同时范源廉在国家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的民国初期，对职业教育体系的贡献也是突出的。

（三）调整职业学校结构，规划职业学校发展

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结构失衡一直是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清末实业学校成为教育系统的一种类型，到“新学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发展，职业学校都在整体上被予以类型化定位。然而，在实际推行中，实业学校或职业学校无论在学校数量，还是招生、毕业人数都与普通学校相去甚远。这不仅是受传统“从仕不从工商”观念的影响，还是全国学校规划结构失衡问题的表现。

对于范源廉而言，他也意识到了普通学校和实业学校在数量和培养学生质量上的失衡问题。他不仅提出这个关键问题，还对此尽力从整体系统上加以谋划解决。他指出：“实业学校既供不应求，则实业人才之末，由造就可知；实业人才既末由造就，则社会实业之末，由振兴可知。由是言之，则实业学校不可不设法增多，以期能容求学之生徒，明矣”[10]。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是故实业学校之校数冀其推广以宏造就，此一问题。实业学校之办理宜求改良以合实用，又一问题”[11]。在他与另一位职教先驱陈宝泉的谈话中也提出：“至进行之手续，则取分年递进主义，第一年约改之一二，以后按年递进，总以各得半数为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