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联结：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创新

摘 要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基于对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3个试点市、7个试点县（区）的现实考察，发现通过建立G省农民培育专委会，G省构建了以乡村人才振兴为目标的“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成为该省壮大农村高素质农民群体的重要组织形式。根据“多元联结”侧重点的不同，农民培育组织模式可归纳为能人带动模式、科研助农模式、创新孵化模式与选、育、用一体化模式四种类型，且各有优劣。乡村人才振兴视域下，壮大高素质农民群体亟需以专委会为代表的“第三部门”，打通“沉睡”资源的“变现”渠道，因地制宜地开发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发挥“头雁效应”，兼顾合法性与效率，激活乡村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关键词 高素质农民；农民培育专委会；多元联结；乡村人才振兴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0-0021-07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养一支综合素质好、生产技能强、经营水平高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培育壮大农村高素质人才群体，对于推动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自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来，相继出台了许多关于农民培训的政策性文件。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提出“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造就更多乡土人才”[2]，“高素质农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2023年5月，农业农村部部署2023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强调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对强化乡村人才支撑的要求，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坚持生产技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农民素质素养协同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坚实人才保障[3]。此次部署定位精准、方向明确，充分肯定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重要性，也为我国乡村人才振兴指明了方向。

各地方政府在壮大农村高素质人才队伍，助力我国乡村人才振兴的道路上做了积极的探索。G省于2022年6月2日成立G省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农民培育专委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是G省教育厅授权成立的G省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的直属三个专业委员会之一，由省农业农村厅农民教育培训管理部门进行业务指导，是政府公益属性的产学研联合机构。近年来，G省高素质农民工作依托专委会在全省各地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试点工作，形成了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培育模式。2023年5月17日至6月29日，课题组在对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3个试点市、7个试点县（区）的调研后发现，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已成为G省壮大高素质农民群体的特色创新模式，并且有效盘活了全省农民培育资源。那么，何为“多元联结”？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模式是怎样的？“多元联结”模式是如何提高农民培育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本文通过总结G省的若干实践模式解答以上问题，并剖析“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对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经验启示。

二、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研究现状

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经历了农民培训、以科技培训为重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育四个阶段的演变[4]。相较于传统农民，高素质职业农民有着职业理念新、职业素质高、职业情怀深、经营范围广等特质，能够将农民组织起来与市场经济紧密对接，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主体[5]。目前，学界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育模式探讨、评价体系构建及评估、培育工作面临的问题及路径优化等领域。

针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的探讨，学者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目标、不同禀赋特征，提炼出各地各具特色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具体来看，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主要有择优培育模式[6]，农村成人教育模式[7]，村校、园校或企校合作模式[8]，“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9]，现代合作型、现代智慧型或现代开放型培育模式[10]，“三能力四模块”培育模式[11]。关于培育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及评估，有学者基于定性分析视角，从评价理念、评价功能、评价对象、评价指向四个方面对当前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评估提出了优化建议[12]；有学者则通过定量分析，构建由“执行投入、执行策略、执行过程、执行成效、执行满意度”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执行评估指标体系[13]；此外，也有学者从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效果层四个层面选取指标，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实证分析了南疆四地州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14]。

在对培育的模式总结及评估基础上，一些研究关注到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在培育课程方面，当前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培训内容“重技术，轻经营”，“初级、基础、重复”，培育行动“零碎化、单一化”，信息技术和金融等方面知识讲授严重不足等问题[15]。第二，在培育主体方面，一些地方高素质农民培育存在多头供给现象，各培育主体各行其是，没有对区域内的培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导致各高素质农民工作中各主体权责不清、分工不合理[16]；企业、合作社等私营性经济主体参与较少，导致高素质农民工作处于产教“不融”、校企难“合”的尴尬境遇[17]。第三，培育体系构建方面，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训市场存在“无序竞争”，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培育体系运行机制不畅、保障机制滞后[18]。对此，有学者提出以下优化路径：通过优化培育目标、教学管理、资源投入、组织机构等要素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设，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内容[19]；推动构建“一主多元”的教育培训实施责任体系，形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强大合力[20]；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完善相关保障制度等提升体系运行的整体质量与效率[21]。

现有研究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基础，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高素质农民培育相关问题，但从微观视角聚焦到高素质农民培育主体的研究付之阙如。另一方面，尽管部分文献注意到培育主体对高素质农民培育效果的重要性，但并未关注到培育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尤其缺乏关于培育主体间的组织模式对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影响研究。本文将聚焦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组织模式创新，深入分析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培育模式及其运作机制。

三、多元联结：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创新模式

（一）“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的构建

农民培育工作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工程和重点内容，具有显著的基础性、公益性、社会性特征。农民培育工作本身汇聚了政府、公益机构、企业、科研院校在内的多元协同主体，有学者通过引入协同学关于“多元一体化”的观点，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的“多元一体化”定义为：政社校企研等多个相对封闭、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基于共同愿景或各自诉求，打破原本相对孤立的状态，形成类似同一“网络”或“场”的有机联结的多元主体一体化发展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22]。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学者们将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的多元主体，看作一个类似网状的有机联结体系，目的是实现多领域融合，使不同培育主体组成联盟，协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提质增效。然而，“多元一体化”的体系构建并未强调“联结”本身，即各多元主体是通过何种方式联结的。此外，学者们也未讨论，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可能产生的主体间联结强度差异问题，以及这种强度差异带来的各主体间新的联结模式。据此，本文拟用“多元联结”一词，强调多元主体的联结方式，描述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中各多元主体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创新培育模式。

近年来，G省为推动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市场化水平，采用招投标的形式确定高素质农民培育学校，为各种涉农企业参与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推动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向“多元联结”模式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在此背景下形成了G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里的农民培育管理部门（政策资金来源）、农村能人（实践型师资来源）、科研院所（技术来源）、涉农企业（实训基地来源）、职业院校（理论型师资、教学基础设施来源）、省外企业（市场资金）等多元主体。由于多元主体的出现，培育资源的分散化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为了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进一步盘活农民培育资源，G省教育厅授权成立专委会，旨在以专委会为纽带，建立起“多元联结”的农民培育模式，见图1。

G省“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下，各高素质农民培育主体以专委会为纽带形成高素质农民培育资源池，各地高素质农民培育管理部门根据当地资源禀赋，与地区内部分培育主体建立强链接，构建起极具当地特色、符合当地农民培育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根据联结侧重点不同，G省“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分为能人带动模式，科研助农模式，创新孵化模式，选、育、用一体化培养模式。本文从各多元联结模式的适用范围、联结主体的特征、优势与不足之处对四种模式进行逐一阐释。

（二）“多元联结”农民培育模式的类型划分

G省内各地区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依托以专委会为纽带的“多元联结”模式，与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内的各多元主体建立联系。由于各地资源禀赋存在差异，通过专委会联结各多元主体的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式。

1.能人带动模式

乡村能人相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知识才能、社会经验、声望权威或社会关系。所谓能人带动模式，是指地区高素质农民工作管理部门通过联合专委会，挖掘本地乡村能人，建立起本地乡村能人库，利用专委会将乡村能人与各多元主体建立联结，带动地区普通农民向高素质农民发展。

案例1：就目前G省各地区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开展情况来看，F市是能人带动模式的典型实践。F市S村的姚支书，从1985年开始带领S村村民种植梨，帮助S村从F市“最穷村寨”，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人均年收入达1万元以上。姚支书退休后，F市高素质农民管理部门联合专委会，邀请姚支书担任F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训教师。与此同时，专委会将姚支书的个人资料上传到省级农民培育共享师资库，供各地高素质农民培训机构联系。姚支书依托自己发展梨产业的实践经验，把自己的家庭农场当作农民培训的讲堂，农民培育就在田间地头，培育效果更加明显。

能人带动模式适用于拥有一个或多个乡村能人的地区，且要求乡村能人拥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与丰富的农业技术教学经验。在能人带动模式下，政府、家庭农场、乡村能人依托专委会建立起强链接。对于本地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而言，乡村能人的加入，一方面，得益于乡村能人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提高学员对培训的兴趣，解决一部分招生问题；另一方面，乡村能人现身说法，加上自身丰富的产业发展经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培育质量。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受益于专委会建立全省的共享师资库，全省其他地区涉农企业可以节约大量搜寻成本，快速为学员匹配专业教师。但能人带动模式过于依靠乡村能人的个人能力，培育效果参差不齐，授课内容多以经验传授为主，缺乏对学员的个性化指导，不利于学员创新。

2.科研助农模式

科研助农模式是指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依托当地现有的科研院所，通过两种途径促进农民培育。一方面，该模式利用当地科研院所现有平台，开发线上课程，积极组织科研院所专家、教师和农技服务人员上线服务，提升学员信息应用水平。另一方面，该模式通过利用科研院所技术人员、技术试验区对学员进行实训，使学员接触到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为G省培养一批具有新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案例2：B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由B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和鸿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B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依托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云上智农APP，开发各类符合当地农业发展需要的线上课程，组织专家、农技人员开展线上服务，实现学员学习情况监测、问题答疑、后续跟踪服务一站式解决。线下实训方面，农民培育管理部门利用B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基地，联合鸿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学员开展本地线下实训。为了让学员接触到更多农业技术知识，B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和鸿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联合专委会，带领学员去外省科研院校、企业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