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协同创新视角下高职产业学院多元协同的关系澄明、发展取向与优化路径

摘 要 高职产业学院是多元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实践载体，也是落实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推动社会多元力量协同参与办学的重要抓手。在“三教”协同创新视角下澄明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多元协同的关系困境，包括统筹与依赖的政校协同关系、松散与疏离的行企协同关系、传统与局限的校企协同关系等，为其发挥多元协同合作整体效能，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三融”发展提供前提。未来，高职产业学院的发展将以“三教”协同创新引领资源协同、以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推动主体协同、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优化目标协同、以数字化转型达成治理协同为路径，推动实现多元主体资源的创新整合与育人成效的深层跨越。

关键词 “三教”协同创新；高职产业学院；多元协同；发展取向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3-002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系统谋划了我国教育体系中三种教育类型的一体化改革。“三教”协同创新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和新赛道。高职院校产业学院以高职院校、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为主要特征，汇聚了信息、人才、技术和物质资源，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新发展理念，推动社会多元力量协同参与办学的重要实践载体。在“三教”协同创新视角下探析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多元协同的关系困境和发展取向，对着力破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协同矛盾，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一、高职产业学院的实践发展与理论诉求

（一）高职产业学院的发展历程

产业学院是伴随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并在国家政策指引下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具体来看，包括三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试点探索期。以2012年广东建立多个“专业镇产业学院”为标志，初期的产业学院在党的十八大“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政策指引下，探求以高职院校某一专业人才培养对接区域某一专业镇产业需求的“点对点”模式[1]，目的在于突出增强学生就业的岗位适应性。第二，发展壮大期。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使产业学院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广。这一时期产业学院数量大幅增长，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形成学校专业群衔接区域产业链的“链对链”宽口径人才链培养模式，如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动漫产业学院通过“以链建院、以链成院”及“四链衔接”模式开展产业学院建设[2]。第三，提质增效期。2020年《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发布，标志着产业学院进入规范化、重质量建设时期，实践探索从“数量扩张”向“提质培优”转变。以应用型高校建设产业学院为引领，带动区域高职院校探索建立深化产教融合的产业学院新形式，形成产业系统与人才生态系统的“面对面”全域化引领和对接模式，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实践上的丰富发展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创新视角、微观深入、功能延展等多元化的产业学院理论研究局面。首先，理论视角从单一取向到跨界融合。如部分学者将产业学院研究视野扩大到政治经济分析视角、共生理论视角、利益分析视角、组织生态学、资源依赖理论、三螺旋理论等，实现从最初的单一教育学视角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系统论、文化学等多视角研究。其次，研究聚焦从宏观治理到微观深剖。如从治理模式、运行机制、治理体系结构[3]等，到对产业学院发展的中的某一侧面进行深入剖析[4]，如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建设、课程群建设等，或对区域内特定类型的产业学院进行集合性群像描绘[5][6][7]，并深入了解发展内核，以期突破发展瓶颈，解决具体现实困境。再次，研究实践从探索改进到功能延展。产业学院以合作育人、知识创新、利益共生为基础[8]，逐步向赋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方面寻求功能的延展。同时，当前高精尖技术人才、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等方面也力求在产业学院育人体系中寻求突破。

（二）高职产业学院多元协同的理论诉求

“协同”源自古希腊语，可表述为协调、和谐、协作等，是协同学的基本范畴。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提出，协同是支配不同物理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规则，一个协同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的关系[9]。“多元”是指数量多（一般在两个以上）且性质相异的方面、领域、元素、程度等的“集”，在社会学领域中，还包括群体、文化等方面，是不同事物中“相合”思维的重要体现。“多元协同”概念以商品经济活动的“多中心性”为起点，在“协同”基础上进行多中心整合，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其延伸至城市治理、公共秩序等领域，成为治理理论的重要概念[10]。多元协同不仅包括事物内部多个因素间的相互影响，还包括多个主体间的相互合作，多方资源的整合联结与共享，以及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特性化等方面，表现为由多个生产者和处理者共同参与，运用多种治理手段进行整合应用，具有公共性、跨组织、互动性、正式性、动态性的特征。多元协同能够产生共用、互补、同步的效果，克服了单一系统（主体）在能力、资源、手段等方面的局限。尤其在教育领域，多元协同的思维与高校事业发展的融合有助于发挥信息交汇、控制和反馈的积极作用[11]，可通过目标、育人、主体、治理等协同机制的建立，提高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有效性。高职产业学院作为教育主体多元化的代表，不仅将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相关机构容纳到共同组织中，而且需要把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统一谋划在产业学院这一协同合作框架下，为其实现多元协同理念，发挥多元协同合作整体效能，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提供前提，是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实现方式。分属于不同组织系统的高职产业学院建设主体，其运行逻辑的多样化，需要主体间的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期达成共同目标下的自发性集体行动，实现关联主体最大化的资源整合，形成多元协同理念下的和谐治理生态。

二、高职产业学院多元协同关系的界定与澄明

我国当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建设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按治理主体不同，分为学校—企业型、学校—协会型、政—校—行—企多主体型模式；按运行模式不同，分为校企整合型、引企入校型、入企建设型；按合作形式和特征，分为共建共享型、学校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等[12]，无论哪种合作模式都是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建设前提，主体间内在关系的协同困境成为制约协同治理效能发挥的桎梏。

（一）统筹与依赖的政校协同关系

政府与学校作为高职产业学院多元协同治理中的关键事实主体，是产业学院成效发展的主要助推者和执行者，将两者联系起来更能清晰地揭示其内部较为紧密、稳定的依赖与附庸关系。

一方面，政府对学校具有统筹管理与监督职能。职业教育的公益性职能，使政府在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各组织关系格局中处于统筹和主导地位。一是政府教育统筹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省级政府的统筹实施职能不断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布局、人员配置、财力安排等得到合理确定，政府对学校的布局规划、人、财等方面具有统筹管理的权力，对高职院校的公共性、公平性、非经济、非营利等价值取向进行确立和监督。二是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产业学院中多方建设主体学校、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与产业主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财政主管部门等进行协调，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如南京职业院校产业学院运行效率和效果的提升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13]。三是产业学院建设的过程评估与效果评价由政府进行管理和监督。202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第三方评价已成为实现科学评价的重要形式，各级政府纷纷采取第三方评价方式对职业教育成效进行管理和监督。然而，实践中发现，第三方评估组织在组织属性、内部管理以及评估活动等方面都表现出对政府强烈的依附特征，包括经费来源、指标体系、评估办法、专家选择、结果反馈与公开等方面都需要按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明确规定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14]。在高职产业学院建设中，从政策制定、指标要求到评比申报、效果评估等，政府对资源分配起到重要的管控作用，学校要根据政府制定的政策要求和评估标准对标建设产业学院，凸显出多维度依附式自主的政校协同关系。

另一方面，学校投入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制度供给。学校作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对政府的政策与制度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一是学校的行为投入依赖于政府政策供给。地方政府适时制定的政策制度对产业学院的建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学院的自主发展。“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产业学院法人地位法律规范，地方政府也未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由此导致产业学院在创建、撤并、转让等问题上缺乏制度依据，无法有效保障各方权利以及监督各方义务的履行情况”[15]。地方政府对产业学院建设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与缺失，使学校在建设产业学院的过程中对有可能承担一系列法律风险采取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导致产业学院的产教融合多元协同共建深度不够，制度依赖的发展桎梏已成为产业学院多元协同治理困窘的重要现实因素。二是学校的资本投入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职业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其中政府财政拨款仍是高职院校主要的办学经费来源[16]。在财税扶持方面，财政部公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财政部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2022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达到302.57亿元，高于同期教育转移支付整体增幅。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公办高职院校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过强，学校财政自主性较弱的困局。在产权尚不明确的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中，政府时常“代替”学校“越位”参与或决定重大财务决策，学校财政独立性不足制约着产业学院多元协同的发展。

（二）松散与疏离的行企协同关系

行业与企业是高职产业学院的重要参与主体，构建和谐可持续的协同关系是增强高职产业学院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适应性的有力保障。当下，高职产业学院的实践发展中，行业协会与企业间的关系仍然凸显松散与疏离。

一方面，行业参与效应不足制约与企业的关系。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履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代表企业向政府传达利益诉求、增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合作等方面职责。高职产业学院中行业协会的参与对政府、企业、学校之间建立良好的咨询、沟通、监督、协调关系具有重要作用，为整合信息资源与提升职业教育的产业适应性提供关键支持。当前，我国行业协会的规范发展仍处于探索期，原有的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的主管、挂靠关系逐渐减弱，为其独立行使权力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带来诸多挑战。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11.39万家行业协会商会，其中有7万余家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机制改革实现与行政机关脱钩[17]。很多行业协会与政府脱钩后，由于组织自主性的相对缺乏而面临诸多现实问题[18]，传统的行业协会没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足够的资金支撑，难以跟上数字化转型步伐，在产业学院中的参与度和公信力相对较弱，与企业协同发展后劲不足。同时，行业协会内部治理体系不健全、运行机制不科学、缺乏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制约了产业学院中行业协会主体职能的发挥。

另一方面，企业生存逻辑影响与行业关系。从企业自身属性看，企业是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看重和关注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利益是企业作为社会组织的最本质追求，其生存和运行发展逻辑凸显营利性。作为具有教育属性的产业学院，非营利性特征降低了企业参与的热情，在人力资本的追逐中，产业学院建设周期长、合作制度不完善、投入成本偏高，长时间的延迟收益以及风险把控的不确定性也是影响企业持续投入的重要因素。从企业与行业组织的关系看，企业是独立于行业而生存的组织个体，它不受行业协会的直接管控。企业自身生存发展优先的逻辑原则深刻影响着与行业协会的关系，行业组织作用的发挥程度与企业对其依赖程度呈正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作用发挥较大时，企业与行业协会联系更为紧密，反之则更为疏离。行业协会的非强制性自愿加入管理机制使得行业协会中行业企业覆盖并不全面，部分行业企业未参与其中，加之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的现状导致其自身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行业组织协调作用的失灵使很多大型企业剥离行业协会，直接与政府或学校合作建设产业学院，主体缺失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业学院的建设成效，多元协同共建共管的目标较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