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发展图景与实践路径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教协同、三融一优化”的战略要求，为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通过构建分析框架发现，我国遵循把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视为建设重点的逻辑理路，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作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设计基础、行动特征与拓展模式。在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我国主要从协同化整体架构、多样化改革重点、双融化育人模式、特色化标准框架、共生化治理方案等多方面出发，规划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图景。为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具体实践路径是：树立类型观念，构建政策保障制度；破除思维定式，营造长效制度氛围；汇集社会力量，凝聚多元承载主体；改变传统思维，定位科学评价尺度；厘清责权界限，夯实有效治理基础。

关键词 职业教育；中国式现代化；类型定位；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4-0006-08

我国职业教育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壮大于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建设时间虽短但也实现了与普通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良好局面。发展至今，强化类型特色逐渐成为稳固其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重要位置的关键[1]。然而，我国职业教育的类型身份仍未在根本上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从现实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并没有带来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步增长，背负着生源差、质量低、出路难等低层次教育的社会标签，造成了教育体系的结构性失衡”[2]。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职业教育现代化开始步入‘中国式’发展阶段，需要描绘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图景”[3]。在全面推进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了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改革方向，明确“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战略要求[4]。有学者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定义为“涉及职业教育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实力增强，进而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过程[5]。但学界必须意识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绝不等同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现代化，其在“体制机制”“社会职能”“发展环境”等多维度都应彰显出时代新特征[6]。本文分析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建设重点，解读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图景和实践路向。

一、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串联式’而是‘并联式’的发展路径，这就要求‘并联’的领域随着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拓展”[7]。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是通过教育资源整合以实现质量型发展，而且要借助协调手段实现跨国、跨界、跨领域主体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8]。该过程体现出我国职业教育必须实现多个方面的持续优化，而“优化类型定位”成为顺应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建设重点之一。类型定位是职业教育在确立教育基础、发挥办学特征、构建人才培养模式时，达到创新发展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报告》基于“三教”协同创新视角，提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既是我国实现职业教育创新式、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原则，更是推动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依据，见图1。

（一）职普融通：类型定位优化的设计基础

“融通”是多个事物在微观实践层面呈现出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态。当出现融通状态时，说明两种相互独立的组织或个体已实现融合。从融通层面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实质上已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启了融合状态。首先，从政策和法律角度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属类型地位，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是在基础教育底座上分流出来的一种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具有独特的教育身份，具有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其次，各地陆续出台职普融通政策，推行相应的试点工作（如综合高中、课程渗透、校际学籍转换等），两种教育已经在实践中进行了深入融合。最后，面向学生与家长，职普融通制度搭建了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的桥梁，在社会上有切实需求，具备融通前景。因此，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已取得一定成效，在与普通教育融通方面具有实践基础与发展前景，职普融通成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分类标准差异，对职业教育类型身份的认识也长期存在未竟之争：职业教育究竟是学制中的一个层次还是独立的体系？在传统学制分类标准中，职业教育通常指中等、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可分为公办和民办两类。在学制分类体系中，学校形态是分类标准，而这种精确的教育分类法极易形成对职业教育层次化的认知误区。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类型丰富多样，在时间维度上可分为“职前+职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空间维度上可分为学校职业教育与校外技能培训；在形式维度上可分为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9]。为此，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分类超越了学校样态，该分类方式跳出了层次教育的局限。在类型教育的身份认同逻辑中，职业教育不再是学制体系中的一层，而是有完整系统的类型教育。

（二）产教融合：类型定位优化的行动特征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优化不仅需要在基础与根源上确定其分类特征，更要在办学实践中明确其独特模式。产教融合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发展的办学模式，如今它已不再局限于职教场域，而是扩展成为各类教育互通，体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实践形式之一[10]。产教融合有助于发挥职业教育特殊优势，为职业院校提升实践教学水平、培养技能人才增值赋能，并已在人才培养、拉动企业用人模式转型升级、促使院校与行企良性互动与互利共赢等方面形成独特经验[11]。在我国的常规办学模式中，打造产教融合教育集群，促使多元协同育人，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杠杆。研究表明，促进产学研高质量融合发展，是教育集群发展的重要途径[12]。产教融合开始被大量运用于其他教育领域，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校企之间信息共享不畅、办学成本分摊不均、利益激励不足等问题[13]。事实上，我国学习借鉴了德国双元制、新加坡半工半读模式、美国定向训练项目、英国现代学徒制等模式，基于国外成熟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模式。1946年，美国《合作教育宣言》首次对产教融合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认为产教融合是一种将“理论学习”与“真实工作”相结合，以提高课堂教学效能的教育模式。可见，产教融合是一种将岗位、工作、学习相融合的技能提升手段，从个体成长与发展角度看，产教融合蕴含独特的育人价值[14]。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加快，职业教育开始学习其办学实践的部分经验，存在刻意追赶和模仿高等教育的现象[15]。于是，在面向产教融合的课程设置上，部分职业院校开始安排大量学科化、理论化内容，这是最典型的模仿形式之一。但产教融合是一种职业化程度强、与社会需求匹配度高的办学模式，切忌出现过度的学科倾向。2001年，世界合作教育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Cooperative Education）提出产教融合是一种为提高学生实践素养而将“课堂学习”与“工作学习”相结合的育人模式[16]。由此可见，该办学模式体现出浓厚的重视岗位实践、面向职业生产、尊重技术与劳动的时代意涵，这也正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精神凸显之所在。因此，产教融合必须彰显独特的职业属性，其办学过程要紧密对接工作世界，并由职业教育持续开发与实践，以挖掘其重要价值。产教融合改革无须刻意模仿，而应探寻自身规律，找准办学优势，形成独特、有价值、有特色、高质量的职教品牌。

（三）科教融汇：类型定位优化的拓展模式

通过调整培养手段可以保证不同教育类型育人目标的有的放矢，促进不同教育类型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手段是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得以优化的依据之一[17]。近年来，关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手段，存在情景模拟、项目依托、案例剖析、现场参与等不同分类[18]，但到底哪类手段有助于增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却未被重点讨论。从用人单位需求角度看，全过程项目式培养（Integral process project based learning）成为目前职业院校中被重点推崇的手段之一[19]。全过程项目式培养构建并实施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案，促使学生适应岗位实践，有效推动人才高质量就业。从课程目标来看，情景模拟、现场参与、实习实训等环节有助于针对性地增强培养手段有效性。所以，全程项目式培养、职业情景模拟、现场参与等都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区别于其他教育类型的重要手段。有助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培养手段不仅讲求项目式培养的过程性，而且还重点突出职业教育特色的类型性与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无论是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来看，还是从经济维度的企业招工、用工的成本和收益来看，人才从培养到聘用的全过程必须囊括多重属性，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互相矛盾的教学冲突[20]。但由于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同样会采用项目式教学手段，为此全过程项目式培养不是有效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特殊手段，也无法完全囊括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多维属性。此外，当前情景模拟、现场参与、实习训等培养手段被充分运用于本科高校，许多大学专业都会采用相关手段培育人才，为此它们也无法成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独特手段”。从融合理论和现代技术迭代角度看，科技对职业教育的创新式发展具有增益功效。“创新教学方式”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人才培养手段与教学方式改革的要求。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环节等方面更加需要科技作为“数字基座”增强其类型定位。在职业教育领域，构建教学环境、实训场地、工作场所等都需要虚拟场景融合作为支撑，教学空间、实训资源、操作器械等也比普通教育成本更高，而数字技术成为优化教学、降低成本、提高效果的关键一招，职业教育要服务于职业生产与实践，所以格外要求技术与教学融合，增强教学方式的育人有效性。因此，相较于普通教育的学科化育人，科教融汇更有望成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类型化育人手段，也是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体现。

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图景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不仅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构的未来方向，更有利于赋能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在职业教育系统变革进程中，根据党和政府的最新指示精神，描绘战略蓝图能够有效增强职业教育改革力度。《报告》站位于国家高度，明确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下一阶段战略性工作——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并从多个视角规划了优化行动的蓝图与路线。

（一）形成内部统筹与外部协同相统一的整体架构

搭建改革的整体架构是职业教育保持类型特色和优化定位的基础支撑。《报告》对于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有关教育的内容中，《报告》设计了“以点带面”的表达形式，先对不同教育主体作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多样化要求，再从“科技创新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三个视角展开说明。首先，《报告》相关论述的第一部分指出对职业教育“三融一优化”的改革任务，以整体性制度设计思维，全面总结了我国职业教育类型身份优化的改革思路、前进方向与重点任务。其次，着眼于“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对不同教育主体在科技、创新、人才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一是职业教育要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二是职业教育要关注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契合度；三是职业教育必须与科技协同，实现融合创新；四是职业教育需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高贡献度；五是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要求高，职业教育提升其品牌满意度，增强接受教育群体的获得感。最后，要求“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希望职业教育助力教育生态系统的更新换代，增强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培训力度，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与高技能人才。因此，从顶层设计的全局视角看，《报告》从关注不同教育主体发展，到通过科技手段提高教育的创新力度，再到重视各类人才并营造良性职业教育与人才发展氛围，引领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方向，将“‘三教协同’构建良性教育生态”外部协同与“‘三融一优化’彰显职教类型特色”内部统筹相统一，形成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优化的整体框架。

（二）落实协同化、多样化以及贯通化的改革重点

办学制度是指职业教育依据自身类型特色与发展需求所建立的系列规定，它对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具有统摄和保障作用[21]。《报告》明确要求“推进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教育在办学制度层面的类型化发展。在发展图景中，《报告》设计了职业教育办学制度改革的三大重点：第一，在办学主体协同上，《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职业教育改革已不再局限于自身领域内的话语语境，而是统筹三类教育齐头并进，这体现出协同创新、优化结构的理念。由此看出，高质量教育体系将不再被某类教育占据绝对话语权。第二，在办学机构融通上，《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学校多样化发展”。职普融通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关键，在优化手段上，通过搭建职普互流、互认桥梁拓宽个体成长通道；在学校建设上，通过激发中职学校、综合高中与技工学校办学特色，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改革发展，实现学生的全面与个性化发展；在融通机制上，构建职普有机融合的结构关系与运行机制，向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等输送大批职教毕业生，强化学生职业身份定位与职业素养。普职融通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职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地位。第三，在办学层次贯通上，要求“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报告》提出的高素质人才主要指大国工匠与高技能人才，“双高计划”启动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改革将目标朝向建设高水平学校与专业上，以此支撑高素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我国支持优质中职学校与高职院校进行长学制人才培养，支持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本科教育人才的衔接培养，通过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健全考试招生办法，推动职普协调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报告关注职业教育办学主体、机构与层次等，构建出“办学主体协同”“机构多样化发展”以及职业教育层次贯通的新发展方向，提高了职普融通在办学制度上的受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