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转型： 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

摘 要 从洋务学堂到实业教育，再到职业教育，反映了中国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跨越。这种跨越构成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因素。在转型内容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实现了教育理念的深刻转型、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价值是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格局。

关键词 20世纪初；洋务学堂；实业教育；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6-0076-05

作为一种历史范畴，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价值追求。清末民初，即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之际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受其规制和影响，中国的教育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洋务学堂到实业学堂，再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是这一变革的主线。正是这个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格局。

一、洋务运动与新式教育的萌芽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图自强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中培养洋务人才的需求，催生了中国新式教育。

与洋务运动相呼应的是“西学东渐”的展开与深入。一些具有先进思想和意识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率先“睁眼看世界”，力图“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也为催生新式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1794-1857）辑成了《海国图卷》50卷，并对发展新式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对当时教育内容的不务实与空疏无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薄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2]基于此，他提出通过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尽收外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的目的，明确指出要学习的“外国长技”包括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洋务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对比中西方教育，看到了中国教育的缺陷在于“务虚”。他们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3]

基于上述认识，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大力创办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的新式军事工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洋务学堂、开展洋务教育，旨在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人才。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先后兴办了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的“西文”洋务学堂和教授西方近代军事和科学技术的“西艺”洋务学堂30多所。其中，以1862年奕奏设的京师同文馆为首个“西文”洋务学堂，其后始有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等；以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建（福州）船政学堂为首个“西艺”洋务学堂，其后始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校、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洋务学堂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实业教育性质，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其无论在培养目标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以及教学的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学校教育有着显著差异，因而被称为“新式学堂”“新式教育”。

福建船政学堂是“西艺”洋务学堂开先河者[4]，其办学模式具有代表性。首先，该学堂创办之初分为前、后学堂两部分：前学堂学习法文，专习制造技术；后学堂学习英文，专习驾驶技术[5]。后来，前学堂增设了“绘事院”（设计专业）和“艺圃”（学徒班）；后学堂增设了轮机专业。这种分科设置专业的做法已经具有了近代教育的特征。其次，该学堂的课程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外语、算术、几何等，是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另一类是为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专业课，要求各不相同，但应用性较强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再次，该学堂在教学模式上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各专业都安排了大量与专业教学相关的教学实习和专业实践，教学中采用直观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该学堂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造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海军将才。

有论者认为，由洋务运动而引发的新式教育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性超越[6]。其意义是，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传统教育的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动摇和瓦解了旧的教育体制，第一次把科学技术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学习内容，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军工技术人才，为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二、从洋务学堂到实业教育

甲午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破产，中国社会面临空前危机。朝野有识之士强烈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方之所以先进的缘由，陆续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实业救国的主张。薛福成在《振百工说》提出了“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工兼士之事”的主张，从多方面论证了“振百工”是“发愤自强”的要端，其思想是为近代“实业救国论”的雏形。陈治在其1896年写就的《续富国策》一书中，论述了发展各种经济事业的具体项目和措施，是开展实业救国的具体表达。“商战重于兵战”的思想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遂成为强大思潮。在各方推动下，清政府被迫放弃洋务运动时期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的经济政策，采取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以及纯粹商办的管理形式以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据统计，1894-1902年，私人资本投资总额达到3720多万元，新开厂矿110个；而1872-1893年的投资总额仅1700多万元，厂矿总数63个[7]。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实业教育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实业学堂，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的产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前期成立的一些具有军事技术教育性质的洋务学堂已经具有了实业学堂的某些特征，比如，基于产业发展办学、重视应用性教育、培养实业性人才等，实为实业学堂的发轫[8]。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史称“百日维新”。诏书明确规定：“设立农务学堂”“在通商口岸及出丝茶省份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9]。此诏谕为兴办实业学堂提供了政策依据。实际上，在维新变法之前，地方上已有官员自发创办了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桑蚕学堂（馆），如由江西巡抚蔡金台于1896年在高安县创办的江西桑蚕学堂，由杭州知府林启于1897年创办的杭州蚕学馆等。维新变法之后，各地陆续兴办了一批农、工、商、矿学堂，如江南道监察御史曾宗彦奏设矿物学堂，农工商总局大臣端方于京师专设农务中学堂，直隶总督荣禄奏设农工务学堂，两江总督刘坤一设江宁农务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设立湖北农务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等[10]。与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不同，维新派倡导实行的实业学堂大多已不再附设于洋务企业或某个机构，而是独立设校；人才培养也不只是满足军工业的要求，而是以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农、工、商、矿等民用实业教育为主；毕业学生不是为少数官办企业服务，而是更多地面向社会。实业学堂的普遍设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开始从军事技术教育转向民用实业教育。

1904年，清政府公布由张百熙、张之洞等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以及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实业学堂通则等，对实业教育的目的、种类、各级实业学堂的入学制度、修业年限、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培养目标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而在《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毕业学生考试专章》《奖励专章》里也包含了对实业教育的规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完善且在全国公开实行的学制，这些章程对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制度化、系统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实业教育最终形成了与普通教育相并行的独立体系，使各地兴办实业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11]。

《实业学堂通则》对实业学堂的教育特点进行了概括：“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在兴办实业学堂中最为着力者之一，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1853-1926）。他在大力兴办实业的同时，创办了380多所各类实业学校，其中尤以实业学堂为最。张謇关于实业教育的办学方略颇具代表性。第一，他主张要构建中国的实业学堂体系，并实行开放办学，“应请各省广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开矿、商务、水师、陆军、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12]。按照这一理念，他创办了各类农工商实业学堂，还创办了女子实业学堂，近代中国第一所培养文秘人才的国文专修科、培养警察人才的南通交通警察养成所、培养专业戏剧人才的伶工学校以及培养医护人才的看护养成所和产科讲习所等。第二，他主张实业学堂要具有生利性，学堂能够直接生产物质财富或增加社会价值（间接生利）。在课程设置上，他要求注意实用性、操作性，把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使得课程教学与实践有所收益，并通过市场来检验实业教育的办学效果。第三，他注重课程门类组成的结构合理以达成既定的教育目标。其兴办的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的课程结构分为三部分：一为普通文化课，二为专业基础课，三为专业课。在课时分配上以专业课为核心，体现了现代专业教育的基本特点。第四，他主张课程设置要富有弹性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所需。其在通州中学附设的国文专修科，以“专为社会养成办事书记之才”为宗旨，全部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必修课，包括奏议、笺牍、记叙、真行草书、历史、地理、掌故；另一类是选修课即“随意科”，包括法治、经济、算术、比例画四门。课程设置不求全深，以培养实用文秘技能为目的，有很大的灵活性。

新学兴起，旧式教育行政机构设置不再符合教育发展需要，各省多设学堂，但规程课业均不一致，体制也不统一，清廷特设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及各省所设学堂事务。1905年，在梁启超等人的倡议下清廷成立学部。学部是现代意义上国家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开始对实业教育实行筹划和管理，内置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到1909年，全国各省实业学堂总数为254所，学生数为16649人[13]。

三、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12年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总政策和总目标，激发了实业界兴办企业的热潮；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得到改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相应地，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农业在依然受到重视的同时，工商、交通、金融等产业均有显著增长[14]。

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了广泛的对清末以来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批判。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有论者指出，“夫名为实业，而不能实习，安有实业之可言。加以课程又系预科性质，本难应用，又何怪学生毕业之后，莫肯从事实业耶”[15]。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毕业即失业”。时人批评：“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察、兵士、农夫，却无干系，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16]事实上，其时实业学堂虽有较大发展，但在校生却有相当减少，占普通中小学的0.77%[17]，反映出实业教育发展的窘迫。

鉴于此，蔡元培（1868-1940）出掌教育部后，即以实利主义教育为理念对实业教育进行改革，于1912、1913年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规程，史称“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将实业学堂改称为实业学校，原初、中、高三级实业学堂改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另设农业、工业、商业、医学等专门学校，并对上述学校的学制、专业和课程设置等做出新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其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系统地提出职业教育理论并取得辉煌成果的当首推黄炎培（1878-1965）。1914-1915年，黄炎培心怀探讨中国教育病根的动机，对国内外的教育进行了深入系统地考察，对职业教育最有心得和体会，并开始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思想，主张要从文字书本教育走向职业教育，将实用主义教育、实业教育改行职业教育。有论者指出：“黄等不曰改进实业教育而独提倡职业教育，他们以为甲乙种实业学校未足以括职业教育而尽给社会分业之所需，且当时之实业学校因‘设置拘系统而忽供求，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故主张沟通教育与职业，而对于国计民生问题为根本之解决。”[18]由于适应了发展趋势，职业教育的主张遂成为新的教育思潮。

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思潮至于鼎盛的标志是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该社由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黄炎培等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48人列名发起，是我国第一个以倡导、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作为该社的实际领导者，黄炎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影响意义的职业教育思想。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黄炎培将其概括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9]，并进一步凝练为“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成为影响至今的发展职业教育的理念。关于职业教育的实施与发展，他提出“须确立职业教育之制度”“须审择职业之种类与其性质”[20]，经过不断思考和实践，他进一步提出了“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的大职业教育观[21]。关于职业道德教育，他提出要“培养德性，养成健康人格，俾将来成为善良之公民”，他将“敬业乐群”“劳工神圣”“金的人格”作为其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22]。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黄炎培提出以“手脑并用”“做学合一”为职业教育基本教学原则[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