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粘性、迟滞效应与引导策略

摘 要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从“示范建设”到“双高计划”，高等职业教育正在经历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路径粘性问题，表现为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路径粘性所带来的迟滞效应迟滞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变革创新，进而迟滞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提出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体系，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多维考核评价模式，创新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引导策略，目的在于化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粘性问题，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路径粘性;迟滞效应;引导策略;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4-0011-07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满足职业教育群体性价值诉求和提升职业教育竞争力的根本保障。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新要求。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202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未来15年，我国将从“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全面转型，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2]。通过《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相关意见的提出，国家在法律上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在经济上确认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衔接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但受职业教育体系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路径粘性（Path Stickiness）问题，并由此产生迟滞效应，迟滞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进而阻碍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粘性问题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粘性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主要集中在价格粘性、投资粘性和成本粘性等方面。粘性信息理论的出现将粘性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在粘性信息理论中，信息传播具有缓慢性，信息获取者在获取信息之前的增量支出就是信息粘性，与信息成本呈正相关关系[4]。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信息粘性将会使其投资具有迟滞性。由于信息无法及时更新，企业的投资将不能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立即作出改变，进而产生投资粘性，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杜人淮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研究中提出路径粘性的概念，认为路径粘性主要是指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无法及时迅速作出调整，使自身发展停留在原有路径[5]。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将粘性问题放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较少涉猎教育学领域。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及时和迅速调整。本研究通过深入解读高等职业教育路径粘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探讨路径粘性所引发的迟滞效应，并基于路径粘性问题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以期增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要求高等职业院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进行变革创新，提升规模、质量和供给结构，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而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主要是指面对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外界日益变化的根本诉求，高等职业教育的行为和决策调整慢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无法随着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变动而迅速作出反应，致使自身发展维持原有路径，产生路径粘性问题。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

（一）制度粘性：制度变迁滞缓割裂了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制度粘性（System Stickness）从属于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主要是指因制度供需不一致而出现制度革新滞缓的状态。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制度变迁的发生，以此作为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行动路径”。依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受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影响，制度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制度变迁需要更多成本，在没有足够力量制约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制度形式产生依赖现象[6]，沿着原有路径一直延续，陷入路径依赖。一旦制度变迁陷入无效状态甚至出现停滞，就会产生负强化效应，新制度的革新被原有制度束缚，产生所谓的制度粘性。

制度执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受多种现实因素制约。产教融合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动力保障。近年来，国家针对产教融合制度出台大量相关政策，但由于政策执行环境缺失以及政策制定内容缺乏实质性和操作性细则，导致制度实施效率低下，最终造成政策资源极大浪费[7]，教育决策滞留于原有路径。产教融合制度建设需要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但高职院校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制定，企业逐渐被高职院校“边缘化”。多数行业企业基于“利益至上”的原则，与高职院校合作目的仅限于获取政策红利，无法真正落实产教融合制度的具体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贯穿人才选拔、培养与升学、就业全过程。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主要以满足职业岗位用人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为主，围绕企业需要制定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产业体系以新技术的集群突破为主要发展形式，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要求校企合作协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目的在于职业技能生成、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能革新。然而，从很多产教融合制度执行案例可以看到，校企合作模式在高等职业院校得到了强化，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衔接成果并不理想。产教融合制度变迁遇到多重障碍，一是政府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中间力量存在缺位和越位现象。高职院校的办学自治权深受政府约束，政府对高职院校人事制度直接或间接管控造成高职院校无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自身人事规模，削弱了高职院校人事制度对教职工的激励约束效应，不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产教融合制度创新。二是产教融合制度设计主体目标取向不一致，进一步影响制度的执行与创新[8]，校企合作双主体培养方式的最初目的在于职业技能生成而不是偏重于劳动力的获取[9]。三是高职院校更倾向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发展路径。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应用研究更加符合当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创新需求，但受“路径依赖”影响，院校科研制度倾向于基础研究，并没有突出以应用研究为导向，阻碍高等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10]。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必然会受到过去为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作出的各种选择的影响，进而生成制度粘性。制度粘性的存在反作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影响和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

（二）理念粘性：盲从于普通本科院校办学定位的认知困境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遵循服务化、创新化和开放化的发展理念，以全新发展理念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指导。社会环境变化产生的先进理念亟需教育发展理念及时调整并与之相匹配，但由于意念不足或思维惯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原有理念不能及时和迅速作出调整，从而使理念继续维持或停留于原有状态，产生理念粘性。理念粘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锚定效应的存在。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学现象，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纳曼（Kahneman）对锚定效应进行界定和描述，指出在对一项事物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人们往往会受自身所接收到的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影响，产生认知上的思维惰性，进而形成理念粘性。锚定效应的存在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时期发展方式的影响。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千亩校园，万名学生”的院校规模，催生“规模越大越好，学生越多越好”的思维定势，部分高职院校仍保持外延型发展方式和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逻辑，影响和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等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积极参与产教融合的各个环节。但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理念和行动目标存在滞后性，容易陷入文化—认知性困境，造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上的理念粘性问题[11]。传统教育理念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很难被消除，多元利益主体对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守旧性认知理念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困难重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追求稳定性的办学理念，对混合所有制的外部环境和所得效益的不确定性产生质疑，新兴的“混合所有制”办学理念与原有的“单一所有制办学”理念产生冲突，阻碍改革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不断发生改变，由最初的以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为主到以地方教育部门为主要办学主体。这种单一主体办学模式逐渐在高等职业教育场域中占据优势，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固有的办学理念和行动指南。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单一化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增长了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依赖思想，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理念粘性。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与现代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存在较大差距，高等职业院校没有及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作出调整，缺少将科学理念注入教学实践中，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课程内容落后、理论教学多于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等多方面问题[12]，使理念粘性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障碍。

（三）治理粘性 ：缺乏新型治理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公共或者私人管理机构通过诸多方式对共同事务进行管理，调和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之持续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13]。治理粘性通常是指某种治理模式一旦被选定并成为初始治理模式，在后续的运行和演进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影响后续治理模式的生成。高职院校在治理理念、方式、体制等方面的路径选择中过度依赖既有的治理模型，导致治理体系的落后和治理粘性的出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功能转换与治理效能发挥受限。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高职院校治理以多元利益主体均衡为主要价值取向，而高职院校现有治理模式仍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多元主体形同虚设，院校治理能力亟待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治理依赖于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治理主体单一化使其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基于成本最小化理论，高职院校治理主体倾向于依据以往信息资源进行行为决策，极少根据新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作出调整，由此产生的粘滞信息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道屏障。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专业群和产业群建设的深度融合，发挥前沿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14]。当前，在建设高水平专业群过程中，高职院校能够合作的优质企业数量偏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合作企业侧重于企业利益最大化，没有将企业前沿技术与人才发展需要和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有效衔接，并未积极主动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致使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产生脱节，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于产业发展需求。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水平与企业管理对接不紧密，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严重影响专业群和产业群的融合程度。

管理体制建设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内容，要求各管理部门权责清晰，形成治理合力。但从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机制的发展态势来看，仍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无法摆脱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桎梏，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呈现出“以文件落实文件”式的治理模式。高等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能不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多部门共同参与，容易产生不同的立场和分歧，难以形成合力。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治理更加趋于行政化，行政权力干预充斥于教学评价、科研项目评审以及职称评定等各项学术事务中。在诸多高职院校中，权威治理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自主治理机制和市场治理机制无法真正发挥治理效用，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创新活力与制度要素被刚性的行政治理所制约，由此产生的治理粘性影响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路径粘性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迟滞效应

进入教育现代化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迎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变革创新的重要机遇期，要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务必抓好这三个着力点[15]。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的存在和作用，削弱了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动力，进而迟滞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值和变革创新，最终迟滞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迟滞提质培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治理体系滞缓职业教育质量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目的在于健全职业教育发展制度，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6]。“提质”主要围绕“三教”改革、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等重难点进行突破，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和内涵发展;“培优”着眼于建设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职业院校、校训基地、专业群，培育优质的职业教育[17]。“提质”与“培优”相互引导、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提质培优要求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化、综合化、全面化发展，推动职业院校从注重外延式发展到注重院校主体的内涵式建设，全面提高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三教”改革是高职教育提质培优的关键聚焦和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路径[18]，重点在于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师素养，丰富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三教”改革要求从教师教育一体化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优化教师结构，丰富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与教师晋升评价的体制机制，激励教师积极创新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