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困境、挑战与赋能

摘 要 职业教育发展事关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进一步发生巨变。后疫情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国际环境更加复杂、育人生态多元变化、人才培养供需矛盾以及职业教育整体水平缺乏竞争力等挑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及原因，主要表现在系统科学职教治理观缺位、自身革新创新动力不足、职教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乏力，校企深度合作式微等方面。为此，应从重塑发展新生态、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关注职教师资队伍培养、变革职教课程体系及优化职教评价路径等方面助推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变革;赋能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4-0018-06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给我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一个改变世界局势和产业格局的重要转折点。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国际关系都在此次疫情后“重新洗牌”。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当疫情在全世界暴发后，欧美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美国、日本等国纷纷加快“工业回流”进程。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能够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我国庞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支撑。在工业4.0时代继续保持我国制造大国优势，并向“制造强国”目标迈进，必须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2019年国务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予以明确，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新思路、新方位。后疫情时代，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和特点，厘清其发展困境与面临挑战，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实现其高质量发展。

一、后疫情时代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际竞争：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变化和工业中心的转移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着眼当今世界的“大变局”，科学预判未来的“大趋势”[1]。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所有产业全部分类（包括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2]。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全球第一大制造国、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这些都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显著成果。

而此次疫情给世界贸易和经济结构带来了巨大震荡，为了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遏制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些西方国家不断打压和限制中国工业的发展。美国要独立发展制造业、其他国家要实现所谓“经济主权回归”等行为，使表面的贸易摩擦逐渐进入了由政府推动的经济脱钩，力图肢解经济全球化和减小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一些制造业中心也从中国向部分东南亚国家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培育新的制造业基地而抑制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起步晚于欧美国家，一直处于世界工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加之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的“制造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新态势，我国职业教育必然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市场变化和需求，必须要重新梳理我国制造业产业链条，搭建更系统、更完整的人才链。职业教育必将担负更为艰巨的使命，培养更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以应对世界格局变化对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

（二）教育生态：职业教育适应性发展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诉求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其应有之义即充分结合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通过加强高层次职业教育供给，增强国力、发展经济，最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3]。信息化、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所谓乌卡时代（VUCA）的到来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背景，各行业变革的速度、广度、深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职业教育发展不仅要适应人民群众内在需求，更要适应社会发展外部需要。随着制造业范围的扩大，对制造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变化。但在制造业上游，对于高精尖产业，比如光刻机、芯片制造等，都是我国制造业的短板，也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短板。随着技术的变革，人类简单重复性的劳动或思考活动已经逐步被机器取代。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态环境。对外，职业教育应迅速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培养多层次、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以助推工业4.0实现。对内，一系列固有矛盾长期存在：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落差与职业教育应有使命间的矛盾，国家对高质量职业教育需求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等等。还有如职教师资队伍数量不足、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深度变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纵深发展等问题均是当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所要面临的育人生态环境。

（三）人才培养：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矛盾的存在

促进产业升级、减缓产业外流，都与职业教育发展和劳动力结构变化息息相关。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制造业的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与价值链重组，造成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人力资本核心力量不再是中低水平技能的劳动者，产业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质与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也迫切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社会所需。回归起点，职业院校要思考的是技术技能型人才如何培养，如何破除原有定势思维和观念，如何借助人才培养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如何将职业教育变革纵深化等问题。现实情况是，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变迁，行业更迭出新，原有的人才培养链与产业需求链仍不同步：一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发展水平不同步;二是学生能力与企业需求不同步;三是校企合作与产学融通不同步;四是职业教育的学科专业发展与行业升级不同步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和社会市场需求侧不能完全适应，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清晰，教师教学理念滞后，执教能力不强，教学设计不足，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供给“两张皮”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在新业态下更趋明显。后疫情时代，面对社会需求的更迭变化，我国不仅要建设制造强国，还要建设创新强国，这些都必然对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提出更高要求，职业教育的供需矛盾也显得更加突出。这些现实都将加速职业学校的不断改革，促进职业学校紧盯新职业、新工种、新岗位、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以更好契合社会需求侧的要求。

（四）整体水平：职业教育整体有体有量但竞争优势不够凸显

改革开放40余年，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教育整体规模达到了新高度，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还是企业办校等，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出现了急剧增长，办学规模达到新高。国家有计划、有步骤地先后发布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06年）、《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年）、“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19年）以及“职教20条”（2019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等政策和行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但从整体来看，我国职业教育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体系仍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问题的外在表现是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但根本性问题是质量不高。高水平、高质量、有特色的职业院校数量不多，与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引领和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以及相应职教改革配套文件，支撑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现代职教治理体系还未完全形成。我国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有体有量，但质量水平还有待提升，办学特色不够凸显，缺乏竞争优势。职业教育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培养应用型人才“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重要使命，但距离建设更高水平和更优质的“一流职业教育”、培育“一流职业教育人才”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我国职业教育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人才。目前全国职业院校一共有1.15万所，在校生2857万人;中职招生600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高职招生483万人，占普通本专科的52.9%[4]。但同时，面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还面临一系列困境。

（一）囿于传统观念影响，科学系统的职业教育治理观尚不完善

构建现代职教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得到国家高度重视，但困惑依然存在[5]。我国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建树，对其在学理和实践上的研究相对薄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职业教育对于大多数家庭和学生来说缺乏足够吸引力。我国人口众多，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进程中，优质的普通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其稀缺性也使社会更倾向于对普通高等教育认同。这也导致职业教育的身份认同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社会地位不够显现。而在管理层面和职业教育发展层面，相比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实践和经验，我国对现代职业教育认识和办学模式的探索相对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职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舶来品”，自身缺乏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相对于我国普通教育完整科学的体系以及更为全面的研究视域和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比较滞后。加之社会对其认知的缺失和不全面，跨界、跨学科、跨部门的融通合作也存在着现实壁垒。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较为系统的、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特色的、立足于我国职业院校发展的多元职教治理观的形成。没有现代职教治理观，不能全面审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整体环境和挑战，对现代职业教育科学认知相对滞后，亦是现代科学职教治理体系建立的障碍。因此，必须从现代治理的视域考量和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纵深发展[6]。

（二）困于普通教育办学模式的影响，职业教育自我改革创新动力不足

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即对于自身教育优势特色凸显的不足和困于对普通教育模式的模仿和路径依赖。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类型，必然要遵循教育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但在实践探索上，其类型属性和层次属性都体现不足，职业教育的类型价值彰显不力，真正撬动和推动职业教育进行重大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不足。

职业教育课程相对普通教育课程更具特殊性，职业教育课程无论在科目设置、内容选择还是目标达成、效果评价等方面都应体现职业性和应用性。但在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很多职业院校的课程大多沿用传统的普通教育课程体系，仅稍加改造。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职业教育课程体系设计并未跳出普通教育的桎梏，各层次职业院校受制于学历学籍管理制度约束，受制于学时学分课时约束，受制于师资队伍约束，在课程设置上无法按照职业教育的理想状态予以设置，课程设计缺乏创新，教学模式固守陈规，课程体系大多沿用“三段式”，与普通教育课程体系相差不大，仍表现为较为关注专业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知识的系统性，而在实践能力的培养上不足[7]。

在各种政策文件和教学改革的推动下，职业教育虽进行了不断改革创新，包括借鉴国外能力本位课程模式，进行项目课程开发，推行工学结合、OBE课程等探索，但回归职业教育本身应具有的特殊属性时，职业教育在专业体系建设、课程标准开发、高水平课程建设、优质实践课程建设等改革探索上仍较为乏力，教学改革的思维模式多困于普通教育模式翻版或是元素嫁接。职业教育教学在真正的深度改革上，在“有质量”的创新发展上，仍显得不足。

（三）教师队伍规模不足，专业化的师资培养体系有待健全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大量高水平师资队伍支撑。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发展无论是在教师培养、机构建制还是思想理念等方面，受重视程度都低于普通教育。到2020年，我国共有师范院校207所，师范大学50所，师范学院71所，师范高等专科学校86所。其中，部属师范类院校6所。在院校分布上几乎每个省市都有相应师范类院校为区域教育发展提供各类教师培养培训，但国内承担职教教师培养的单位数量却相当有限，愿意开设和承担职教师资培养的学校数量严重不足。而面对巨大的职业教育供需市场，职教教师的培养培训多依靠就业后的职后培训，缺乏有相当体量、足够职业吸引力的完善培养体系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水平和规模。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应是“双师型”或是“复合型”教师，既有教育教学经验，又有企业行业工作经验，而符合这样条件的教师更为有限[8]。在数量不充足的前提下，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也严重不足，很多从事职教的教师是转行而来，新增教师来源多样、缺乏权威性的专业门槛，兼职教师缺乏专业化资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