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技能迭代需求的珠三角地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情况调研

摘 要 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提出了迭代更新的要求。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深入调研适应技能迭代需求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情况，对于促进高技能人才供需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珠三角地区8家企业（或工厂）及8所高职院校为样本单位开展调研，发现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各项培养情境要素的滞后是造成技能人才供需不匹配的重要原因。高职院校作为高技能人才供给方，需要高度重视目前普遍存在的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构成的严重制约，适应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加快专业建设与调整，适度超前培养未来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适合学生多元发展需要加强课程体系改革，适当推动公办民办高职院校分类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技能人才;技能迭代;高职院校;珠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9-0059-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而引起人才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的结合，对劳动者的技能素质提出了迭代更新的要求。2021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在线学习服务师及城市管理网格员等9个新职业几乎都与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但目前，我国就业人口总数中仅有26%为技能劳动者，技能劳动者中仅有28%为高技能人才，技能人才在总量、结构上都存在供需失衡的问题。

劳动力技能迭代更新不足加重了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要求不匹配的问题。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对低技能一线操作工的需求急剧下降，减员比例在30%～60%，对相关管理维护人员的需求则显著提升，同时明确要求新进员工掌握智能制造技能[1]。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为全社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只有那些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专长的技能人才能适应更具创造性和发展性的工作岗位，得以受益;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所从事的岗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岗位，则会受到更大冲击。

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实现深度融合被认为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最佳方式。人才供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2]，人才供给与企业岗位的匹配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3]。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技能人才只有通过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实现，供给方或需求方仅能在单方面发挥作用，校企之间的协作培养关系是技能人才形成的重要载体，不仅深刻影响学生的技能习得过程与成效，也内嵌于个体的技能养成与学习过程本身[4]。因此，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深入调研适应技能迭代需求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情况，对于促进高技能人才供需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二、珠三角地区技能人才需求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先行一步，规模和质量都走在全国前列，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形成了强大的产业整体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些问题也不断显现，如产业经济发展支撑点不多、新兴产业支撑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产品供给不够、发展载体整体水平不高、稳产业链供应链压力大等。

针对现实问题，广东省政府在2020年出台《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要求重点发展“双十”产业集群。目前，广东产业集群化发展具备一定基础，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产业、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等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2019年营业收入合计达15万亿元，是广东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19年营业收入合计达1.5万亿元，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增长潜力巨大，对广东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立足广东实际，谋划高起点、稳中求进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突出“稳”，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体现“进”，对推动广东省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贯通，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方向，推动职业院校专业、人才、技术与重要产业全链条融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双十”产业集群，建立健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结构、规格和质量，强化职业教育对广东重要产业集群的支撑作用。探索建立以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学校为基点的产教融合新路径新模式。健全多元办学格局，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支持体系，出台产教融合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规范指导公办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办学，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培训基地，探索“引校进企”“引企驻校”“校企一体”。

三、高技能人才供需情况调研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为掌握一手真实资料，本研究以珠三角企业及高职院校相关管理人员为研究对象，于2020年6月至7月选择广东省8所高职院校及广州、佛山和珠海3市的8家企业（或工厂）作为样本单位。研究人员通过向样本院校的大二、大三年级学生发放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同时对所在学校的校企合作企业（工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的半结构式访谈来开展调研。

人才培养情况调研共计发放问卷405份，剔除答案完全一致、答题时间过短以及不符合调研对象范围的问卷42份，得到有效问卷363份。有效样本中：男生159人（43.8%），女生204人（56.2%）;大二189人（52.1%），大三174人（47.9%）;专业方面，理工类学生134人（36.9%），人文经管类学生229人（63.1%）;公办院校学生227人（62.5%），民办院校学生136人（37.5%）。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人才培养情况调研方面所采用的测量工具“高职院校技能人才培养调查问卷”参考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展监测”问卷和吴红斌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与就业调查”问卷，并依据研究需要对各测量题项进行适当修改，包括学生参与、人才培养和能力素质三个潜在变量，以及性别、年级、专业、院校属性等背景变量。学生参与包括课程参与、规则参与、活动参与和主动学习四个维度，题项示例如“利用校内资源自主学习”等旨在了解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的实际学习行为。人才培养包括课程设置、教学行为、实践教学、综合实习四个维度，重点考量样本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现状。题项示例如“应用性课程能及时反映相关行业的技术前沿和技术需求”等旨在考察学生对所在专业的课程实际情况的评价，“注重启发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旨在考察学生对所在专业任课教师实际教学行为的评价，“实训/应用实践课程内容与行业技术需求紧密相连”等旨在考察学生对所在专业实训/应用实践类实际教学情况的评价，“实习工作与专业的关联度很紧密”等旨在了解学生对所经历的专业综合实习实际情况的整体评价。能力素质变量包括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素养态度、批判创新能力、职业认知规划、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六个维度，“我的专业技术应用与实操能力能够满足企业的需要”“我能够有效搜索相关信息，寻求新的知识或解决方案”等旨在了解学生对自我实际能力与素质的评价。

本研究中人才供给质量调研方面所采用的访谈问卷主要参考黎兴成的《用人单位对西部地区应用型人才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5]，并根据研究需要设计访谈提纲，访谈内容主要为企业对高职毕业生技能质量的满意度，从学生的知识、能力和态度三个方面进行访谈。

量表初步建构后，研究团队邀请3名高职院校正高级职称教师、3名企业管理负责人、3名博士研究生对量表题项进行适切性评估，删除表述不清题项后形成量表初稿;随后进行小范围预试确保题项表达无歧义后编制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以1、2、3、4、5依次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3.数据处理与资料分析

本研究所建构的高职院校学生能力素质提升影响机制模型的问卷数据采用SPSS24、Amos24等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数据分析首先利用平均数与标准差、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子变异数、皮尔逊积差相关等统计技术分析解释数据结果;然后以SEM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高职学生参与、院校人才培养和学生能力素质三者之间的路径关系。

（二）数据分析

本研究建构了高职学生参与、院校人才培养和学生能力素质的结构方程模型。根据数据结果分析显示，本研究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介于0.785～0.93之间，均高于0.7，项目信度理想。其中，学生参与的因子载荷在0.785～0.921之间，组合信度（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931、0.741;院校人才培养的因子载荷在0.841～0.91之间，组合信度（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939、0.765;学生能力素质的因子载荷在0.801～0.93之间，组合信度（CR）、平均抽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935、0.756。均优于CR值0.7、AVE值0.5的标准要求，显示本研究所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三个潜在变量直接影响关系如表1所示，高职院校学生参与度对院校人才培养（H1）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路径值为0.163（p<0.001），可知学生参与对学生能力素质提升具有一定的预测效果，表示高职院校学生参与情况越好，越有利于学生的能力素质提升，研究假设H1成立。院校人才培养（中介变量）对学生的能力素质（H2）也具有正向影响，路径值为0.786，显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实施越好，越有利于学生的能力素质提升。同时，学生参与度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情况（H3）也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路径值为0.861，表明高职院校学生参与情况越好，越有利于学校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研究假设H3成立。

整体模型及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效果如表2所示，高职院校学生参与可以通过学校人才培养的中介效果间接对学生的能力素质产生影响，间接效果值为0.677，整体效果量为0.84，中介效果与整体效果之比为80.60%（.677/.84），研究假设H4成立。

综上分析，本研究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关于高职院校学生参与、人才培养与能力素质的直接与间接效果假设均成立。

（三）结论与讨论

1.人才培养情况

一是学生参与以“规则参与”、人才培养以“综合实习”、能力素质以“专业技术能力”得分最高。学生参与中以“规则参与”维度得分最高，表明高职院校在促进学生能力素质方面的规则制定相对较为完善，并获得学生高度认可;“主动学习”维度得分最低，显示院校并未充分考虑学生需求，未能充分架构起学生群体与教师和专业之间的参与沟通途径，使其缺乏主动学习性。在人才培养中，以“综合实习”得分最高，以“课程设置”得分最低，“实践教学”次低，表明高职院校在学生实习实训中管理较为有序，采取层次分明的实习管理与指导途径，学生综合实习管理方面取得较好成效;而在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方面，“应用实践性”“前沿交叉性”等观测指标得分均不理想，显示院校相关专业课程设置与现实需求失衡，相关专业并未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连接层面在对接产业行业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面架构起合理的培养路径。在能力素质中，以“批判创新能力”得分最高，以“职业认知规划”得分最低，学生批判创新能力最能体现学生能力素质效果，而职业认知规划方面最不受学生认可。

二是高职院校学生参与、人才培养以及能力素质方面有所差异。在学生参与中，“人文经管类”学生对于学生参与及其分维度评价显著优于“理工类”学生;总体上分析，理工类专业相较人文经管类专业枯燥难学，更需要教师进行良好的专业课程规划和有效课堂教学设计，使学生能主动配合，并积极参与专业知识学习。在人才培养中，公办院校学生对于人才培养的总体评价及其分维度评价明显优于民办院校学生，公办院校具备更加充分完善的教学条件和企业资源，会为教师和学生提供更为充分的教学环境条件，也能对接更为成熟的企业以支持学生的实践教学和实习实训，而民办院校可能在这方面落实不到位。在能力素质中，专业和院校属性也是影响学生对于能力素质评价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