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发展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趋势分析与对策建议

摘 要 深入开展社区教育对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区域之一，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趋势。结合区域协同发展给社区因素带来的新变化，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承载内涵、教育组织等方面形成新趋势。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在创新运行模式、建设协同创新社区、助力新时代文明社区建设等方面开展探索实践。

关键词 社区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学习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9-0064-04

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1]。通过对社区居民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居民的公民素养和生活技能，推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居于重要位置，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区域协同发展是大趋势。市场将发挥更加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城市间的互联互通更加紧密，区域内产业的整合和重构将更加合理，居民在区域内的流动也将更加频繁，社区发展呈现更多新的特点。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9地市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社区的发展趋势及开展社区教育的策略。

一、区域协同给社区因素带来的新变化

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城市群，在“9+2”的城市群里有4个核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基本形态，协同是新时代推动湾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础。陈孟杰提出，社区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人口、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2]。魏智慧、党睿提出，社区的三大非环境性基础要素：组织、文化、人口[3]。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具体情况，本文以人口因素、物质基础、精神文化和组织治理作为社区研究的四个主要因素。

（一）人口因素的变化

根据2016年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的统计年鉴，各市人口数量、外出人口比例、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等情况见表1。粤港澳大湾区9个城市的人口因素主要有以下变化。

人口流动向中心城市汇集。本地户籍人口比例偏低，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比例高，流动人口比例高。表1统计中，外出人口比例仅以本地人口外出半年以上为统计口径，尚未统计半年内的短期流动数据，也未统计数量更大的外来流动人口数据。因此，粤港澳大湾区9市的流动人口比例应该超过17.25%的平均比例。第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呈现的数据显示，广东省的流动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15～44岁）占比（80.82%）远超青壮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57.73%）。粤港澳地区的人口流动性大，经济发达的深圳人口流动性最大，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也有大量的外派人员。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惠州、肇庆人口流动性也较大，其中有较大比例的人口到经济发达的广州、深圳等地就业。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人口最多，佛山、东莞等靠近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也较多，呈现人口向中心城市汇集的趋势。

人口素质与经济地位不匹配。如表1所示，粤港澳大湾区9市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平均为11.4%，人口学历情况总体偏低。另外，广州、深圳作为湾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对高学历人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是整体比例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偏低。主要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大学学位及以上）的百分比，加拿大为52.6%，日本为46.6%，美国为43.1%[4]。粤港澳大湾区现有的人口素质与其在我国的经济地位不匹配。

（二）物质因素的新变化

地域空间新变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断推进，中心城市的优势产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进行转移，产业人员在湾区内流动，导致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分离现象越来越明显。原有城市社区的地域空间呈现商品房小区、单位制社区、城中村、卫星小区等多元化发展的状况。城中村是9市社区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地域空间，较多的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中村。卫星小区是9市社区中一种新的地域空间。在深圳和广州这两个湾区中心城市的周边，淡水、番禺、中山等地都有专门以这两个中心城市为目标客户的楼盘，居住着在中心城市工作的居民。

高房价促进人口居住分流。高房价使得人口的居住按其经济条件分流。深圳、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商品房价格的高企，使得社会中层及以上阶层成为中心城市商品房的主要常住人口。收入较低的群体分流到安居房或者卫星小区居住，更低收入的群体分流到城中村居住。各城市的农村人口比例进一步降低，聚集到城市或城镇居住。政府逐步消除地市之间资源流动的行政壁垒，地方政府逐渐将社区的管理对象从户籍人口扩展到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组成的社区全体居民，配套的政策、资金、设施等逐步打破对户籍、区划的限制，转向更加积极的建设美好社区、引进产业吸引人才等合作平台建设上。

（三）文化因素的新变化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进程，居民的自由流动和住宅的商品化，使得人口的居住按其经济条件分流。经济条件类似的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经济同质但失去传统社区所具有的“熟人社区”的特征，传统的社区关系发生质的改变。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社区文化起到重要的协同、纽带、宣传、管理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前沿，具有改革创新的时代特征和合作可持续的共同追求。大湾区的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持续融合，传承开放与改革创新持续推动[5]，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公共环境呈现新的开放、创新、发展等区域特质。

（四）协同是湾区社区发展的新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一体化推动社会的协同。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先进装备等产业优先在湾区内转移，构建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区域经济。产业的转移和升级推动了相关人流、物流、信息流在粤港澳大湾区地市间的流动，社区发生深层次的变化。社区是多元行动主体互动的场域[6]。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原粤港澳大湾区农村城市化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学校、企业、居民等多个社区的利益相关者间关系日益复杂。随着社会管理的下沉和居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社区管理开始向多元治理变化。在社区的治理中，需要协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满足多元的利益需求。

二、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

协同发展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因素、物质基础、精神文化等社区构成因素的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教育相应在功能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承载内涵、教育组织等方面也产生新的发展趋势。

（一）功能定位从“终身学习”转向“创新发展”

传统的学术观点对社区的功能，基本都从社区和居民两个角度来分析，认为社区教育既可促进社区居民的发展，也可促进社区人力资源的开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社区教育具有居民教育、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等功能[7]。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社区教育的功能定位要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视域里，需要加上协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需求。粤港澳大湾区户籍人口比例偏低、流动人口比例增加和学历层次偏低，使社区教育面临新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社区教育应该主动与国家战略对接，从居民个体发展的角度，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从社区发展角度，要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从区域协同角度，社区教育要支撑创新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流动和配置。

（二）管理体制从“自上而下”转向“上下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社区出现流动人口比例高、按经济条件分流居住等因素，使得传统的行政划拨社区教育资源的体制难以适应新情况。湾区的户籍人口比例偏低、流动人口比例上升，港澳同胞在广东的工作和居住数量进一步增加，将推动社区管理体制的转变。湾区社区教育的对象从传统的户籍人口过渡到社区居民，管理体制从以往的“自上而下”变为“政府主导、上下结合”，实现居民自治和政府治理的互动。社区人口来源的多元化、社会发展导致社区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和居民公民意识增强，使得社区治理走向社区居民的自治发展活动。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趋势也将逐步走向社区居民自治的社区发展活动[8]。

（三）运行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社区驱动”

我国城市中社区治理的自治架构是政府主导的[9]。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区教育有关的资源配置，从以户籍人口为口径，拓宽到以社区全体居民为口径;从以政府为主体来配置资源，过渡到政府、企业、非盈利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从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最终目标将从政府主导模式走向社区自主开展社区教育的方向[10]。社区居民提出社区教育的需求，第三方机构提供教育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教育买单，这种社区驱动、政府采购、专业服务的自下而上的社区教育运行模式将成为主流。

（四）承载内涵从“个体教育”转向“协同教育”

社区教育是完善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具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社区教育的均等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群地域空间的新变化，使具有同一经济特质的人居住在同一类社区，形成了社区教育需求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城中村社区教育的需求重点在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小区社区教育的需求重点在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类、生活保健类、人文素质类课程等方面。社区教育面向社区的原居民、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多种人口类型，承载文化知识学习、公民素养训导、职业技能培训等多重内涵，需要整合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促进社区教育从居民的“个体教育”转向“协同教育”。

（五）教育组织从“单一结构”转向“多元结构”

从是否营利的角度，社区教育的活动类型可分为公益性、微利性和营利性。社区教育的供给组织，从比较单一的社区学校，发展到社区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培训机构、图书馆、电影院、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医院等，社区教育的办学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从社区居委会直接组织，发展到社区驱动、居委会统筹等。此前，高校普遍缺乏参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意识，外来务工群体教育培训过程中普遍存在高校缺位、社区缺席、高校与社区交互融合不足等问题[11]。在当下的社区教育供给组织中，高校占比上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三、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发展的策略

（一）创新社区教育运行模式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社区教育的管理，从传统的“自上而下”转向“上下结合”，需要构建政府搭台、市场运作、专业服务的发展模式。

政府搭台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基础。要规划先行，每个行政区规划建设一所社区学院，建设方式可与当地职业院校等教育机构合作共建，社区学院的目标定位可选择面向社区，也可选择面向经济社会的某一行业。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已和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开展社区学院共建，和大鹏区共建大鹏旅游学院，和市民政局共建深圳健康养老学院，和西丽街道共建西丽社区学院。通过政校合作，提升大湾区社区教育在文化教育、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质量。

市场运作是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建立市场竞争项目和政府补贴项目相结合的社区教育经费来源结构。采用竞争性的机制，构建以教育机构、文化机构、行业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社区教育供给体系，培训主体能否在社区学院持续开展培训项目，取决于举办项目的绩效。结合社区居民的人口类型、学历情况、经济层次、所在区域等情况，提供多样化的社区教育项目，满足学历提升、素养训导、职业发展等需求。居民可跨社区、跨区域选择适合自己的社区学院和培训项目，加强培训报名、考勤、评价等管理，将居民需求和培训供给通过市场的方式结合起来。

专业服务是社区教育的质量保障。以教育机构尤其是高职院校为社区教育供给的主力军，艺术馆、图书馆、档案馆、报社及电视台等文化机构积极参与社区教育，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装备制造等产业相关行业企业可在企业周边社区开展技能培训和转岗培训，营造企业人才成长环境。导入专业教育机构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社区教育的监督机制，保障社区教育的方向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