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探析

摘 要 梁漱溟的教育研究博杂宽广、立意深邃、论著颇丰，其职业教育思想散布在他的诸多论著之中。梁漱溟在其特殊的职业观和技术观基础上提出了职业教育要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符顺，以培训成人、建设乡村为主要目的，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重视教育对象的精神陶炼，倡导“教学做合一”等思想主张。梁漱溟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如何营造职业平等的社会氛围，落实立德树人、德技并修的职业教育方针，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针对性等方面可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 梁漱溟;职业观;技术观;职业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2-0075-06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1]。梁漱溟是世所公认的思想家，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教育家。“梁漱溟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更不是一个职业教育思想家”[2]，这是马勇在其专著《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观点，并认为“梁漱溟不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或教育思想家，当然在梁漱溟的思想深处，他也无意成为这些家”[3]。马勇通过对梁漱溟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思想演变和教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梁漱溟本意不是想成为教育家或教育思想家，他所渴望的是成为政治实践家，理想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教育只是他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信仰，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进行社会改造和乡村建设的工具，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梁漱溟在其曲折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虽然与教育有缘，但总是与政治、政治人物打得火热，醉心于儒学和孔子研究的现象。马勇对于梁漱溟不以教育家为职业的判断有着很强的合理性，但梁漱溟本人无意成为教育家的想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934年梁漱溟发表的《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等文章中就体现了这种变化。梁先生说，“我们在此地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未标出改造教育的题目，可是一般中国人，甚而至于外国人，都把我们的研究院看成了改造中国教育的机关”[4]。梁先生对此现象也很矛盾，开始并不愿承认自己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是在办教育，但后来事实上又不容不承认是办教育[5]，通过把乡村建设运动和社会教育进行比较分析之后，梁先生找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即乡村建设方法、路径的探求不得不归到教育，教育家为方向的探求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6]。最后，他得出中国是乡村社会，故在中国办社会教育其实是一种乡村社会教育，是很活的、很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其实就是乡村建设[7]的结论。他逐渐认同自己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是一种“教育救国”行动，自己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教育家做的事情。因此，无论梁漱溟愿不愿意，他实质上已经成为一位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研究博杂宽广、立意深邃、论著颇丰，从所涉及的教育类型方面看，涵盖乡村教育、学校教育、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终身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等诸多方面;从教育研究范式来看，坚持问题导向，擅用比较，长于思辨，勇于实践，以发现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为目的，以文化教育救国为指引，在对古今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并把自己的教育主张融入办学实践中;从教育论著成果形式方面看，既有以《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杜威教育哲学之根本观念》等扎实系统的教育学术论文，又有以《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目前中国小学教育方针之商榷》等为代表的教育政策评论，也有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乡农学校的办法及意义》等为代表的办学实践制度阐释，还有以《朝话》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精神陶炼课程演讲实录。这些构成了梁漱溟作为近代教育家的思想地图，引发诸多后学者的学习和研究。近年来，关于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从现有成果来看，以梁漱溟乡村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和农民教育思想研究居多，直接研究其职业教育思想的还比较少。梁漱溟对职业教育的看法和主张并没有专文阐述，而是散布在他的诸多论著中，因此，本文拟对其进行初步探析和整合。

一、梁漱溟的职业观与技术观

梁漱溟首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才是一个教育家。与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较，梁漱溟看待任何问题都从未离开过他的文化观念、社会观念和哲学理念，梁漱溟将教育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来考察，将各种不同的教育类型放在整个大教育系统中来考察。因此，要探寻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必须要找到其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所在。在梁漱溟的诸多论著中，职业和技术都是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梁漱溟对于职业和技术的认知，是其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源头和基础，为我们探寻和整合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指引和依据。

（一）梁漱溟的职业观

中国旧社会之构造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西方中世纪及近代社会之构造是一个“社会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8]，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重要观点之一，为我们发现梁漱溟的职业观提供了重要参照。梁漱溟通过对中西社会发展的比较，认为在西方社会长期广泛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现象，在西方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独立，到了近代，农奴因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解放，但又形成了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9];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等）“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10]，并以此否定中国旧社会存在“阶级对立”，把中国旧社会看成是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梁漱溟认为，在“职业分立”的社会中，各阶层之间“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存，斯不谓阶级之势耳”[11]。他还把中国旧社会中的官吏看作“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把官吏并入士人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梁漱溟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观点来审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将“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旧社会构造改造成“社会本位，团体组织”的新社会构造。据此，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的职业观有着以下特点。

一是将职业与阶级相提并论，使得职业概念政治化。一般而言，职业是一个社会概念，阶级是一个政治概念，梁漱溟以中国社会的“职业分立”与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相对应，并以“升沉不定，流转相通”的职业关系来消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对立关系，是将“职业”概念政治化的表现，体现了梁漱溟职业观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二是把社会所有阶层均以职业分类，使得职业概念相对泛化。梁漱溟把“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官吏、士、农、工、商”“种田、做工、做买卖”等都看作是职业类型，把官吏看作是“以禄代耕”的职业，认为“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12]等等，都可以看出梁簌溟相对泛化的职业观。根据梁漱溟的职业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从事的职业就是人们所属的阶层，各阶层之间虽有贫富、贵贱之差，但职业本身无贫富、贵贱之分，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更不是固化不变的，职业与职业之间、从事不同职业的阶层和个人地位是同等的，只相对分立，缺乏合作，而不存在对立关系。梁漱溟对职业的认知更加类似于一种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存在，而不是当代社会把职业理解为一项工作、一项技能和一个专门岗位这样一类社会事物的存在。在梁漱溟的视野里，职业即阶层，职业即组织，职业即行业，职业即人生，而这种政治化和泛化的职业观对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巨大的牵引作用。

（二）梁漱溟的技术观

梁漱溟生于晚清，学贯中西，深受“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近代思潮影响，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不足认识相当深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盲目崇拜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技术人才的做法并不认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为体、技术为用”的技术观。梁漱溟把人类文化看作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属于生活方法、手段、技术、工具方面的，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而另一部分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生所有之价值判断，这在分量上虽不大，却为文化根本所在，那些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等，要皆为它而用[13]。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是体，科学技术、知识技能是用，只有在明体、强体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知识技能才能够更好地被社会和个人所掌握和应用。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所短，西方近代之所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曰团体组织，又其一曰科学技术”，是中国社会急需补充改造的两个方面，认为“要以组织的力量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活上之一切问题”[14]。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中，他提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兴盛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谋求技术的改进，二是要谋求经济的改进[15]，并且认为，技术上的改进，每有需合作才能举办者;而合作了，亦会自求其技术的改进[16]。在《丹麦的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中，梁漱溟认为，“近世西洋人的长处，就在其超进于往世的知识技能，而中国人之所短亦正于此”，“但中国此三十余年之新式教育，自始即着眼于各种专门知识技能，期以西洋之‘实学’救我夙昔空疏之弊”，但结果是此“实学”教育顾未见有何实用之效，科学亦迄未发达。他据此提出，“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求，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这正所谓有体必有用”[17]。

此外，梁漱溟还从东西方文化和学术差异的角度论述了自己的技术观。梁漱溟认为西方学术之产生，是一种智慧外向作用，有利于科学技术创新;东方学术更加重视生命和智慧的反观内照，无法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梁漱溟还指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理智比较发达，导致数理论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理，即物理知识创造丰富，以客观属性为主;东方文化的特征是理性比较发达，重视读书明理、世间情理和社会伦理，以主观属性为主[18]。同时，梁漱溟提出：“所以经济问题，本应该是自然科学上的问题——农业上、工业上技术的问题。可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技术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对于自然的征服力已不小。倒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问题，……如美国生产技术已经很进步，产业亦极度发达，可是一面生产过剩，一面挨饿的人还是很多。”[19]综上可见，梁漱溟对于科学技术的认知和理解比较深切，并始终秉持“文化为体，技术为用”的技术观来认识、分析问题，为我们梳理、整合和把握梁漱溟的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梁漱溟特殊的职业观和技术观为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夯实了基础，也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线索、参照和依据。1924年至1949年间，梁漱溟不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还广泛投身于各种类型的办学实践中，其中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也从未缺席，诸如对丹麦民众教育与农业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总结，在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中对职业教育的说明，在河南村治学院、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乡村服务人员培训部，在乡农学校面向农民开设农业技术培训课程，等等，都为我们探析和整合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一）职业教育要与社会发展方向相符顺

在《教育的出路与社会的出路》中，梁漱溟谈到，“我们中国的教育，自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大家就是着重实用”，“中国开头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即注重实用，注重职业训练，注重专门人才;凡此皆是注重西洋科学技术的缘故。后来又有人提倡‘职业教育’，组织‘职业教育社’;现在虽没有生产教育社，但已有人倡言‘生产教育’。在我想这都用不着”[20]。因为“幻想生产教育办起来，社会的生成便可增加，真是糊涂好笑！社会生产事业不兴，纵有工业人才农业人才亦何所用？眼见好多生产技术人才未得其用，再培养许多，又将如何？不先求社会为生产的社会而求教育为生产的教育，其事固不可得”[21]。对此，梁簌溟提出了这样一个定理，那就是“如果社会的出路在此，而教育大方向与之相符顺，便彼此相成，同有出路;相反，如果社会的出路不在此，而教育却以此为方向，便彼此相毁，一齐没有出路”[22]。在梁漱溟的视野中，职业教育与生产教育经常是互通互用的，认为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和需要越接近越符顺越好，不能脱离社会办职业教育和培养技术人才。在“技术本位”思想和“教育救国”思潮浓厚的近代中国，梁漱溟对于技术及职业教育的功能不迷信、不盲从，较早提出了职业教育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契合，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受社会经济发展制约这一辩证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体现了梁漱溟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