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本与开新：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研究

摘 要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一直承载着服务经济建设、满足社会需求、促进个人成长的历史使命。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由教育“内卷”引发的认同危机、资源限制和路径依赖带来的发展困境。在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坚持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基础上，如何重构就业与升学并举的办学定位，优化普职融通的人才培养方式，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固本”，坚持中职教育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坚持技术技能教育;又要“开新”，从目标定位、办学形态、建设模式出发，探寻中职教育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普职融通;教育内卷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8-0008-07

2022年5月1日，《职业教育法》在颁行26年后重新修订并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提出要“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教育部职成教司负责人在介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将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以调整定位、优化布局、落实达标、培育示范四个方面为工作重点，着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转型与质量提升。在教育“内卷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多重挑战下，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既要“固本”，更要“开新”。“固本”即强调要坚持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坚持技术技能教育;“开新”即开拓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路径，从目标定位、办学形态、建设模式出发，探寻中等职业教育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路径，为加快构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相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一、使命固本：筑牢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根基

坚持专业化发展，是推进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变革的内生动力，也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持续创新的基本前提。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语境中，仍需担负起推动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适切个体发展的时代使命，筑牢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根基。

（一）应时之需：培养专门技能人才，适应经济建设需要

增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目标，落实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论证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对人力资本、技术的重视程度与投入水平是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内生动力[1]。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初步发展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工、农、商以及各行业产业亟待发展的迫切需要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与水平提出了需求。在1950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2]。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重要主体，肩负起了培养与储备优质人力资本的重要使命，积极面向市场人才紧缺的实际开展了短期高效的专门人才培养活动，培养了大量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与调整，我国制定了旨在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据统计，“一五计划”的实施预计需要初、中级技术干部50万人，而当时我国中等技术学校共计507所，中专学生数量仅11.3万人[3]，与预期人才需求数量相距甚远。为激发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加快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技能人才，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提出，给予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级业余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以办学与管理权利的下放为切入点，充分激发全国各地开展中职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直至1958年底，我国中职学校数量跃至2085所，学生数增长至108.3万人，极大填补了经济社会建设的人才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经济建设的各个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始终是我国人力资本输送的中坚力量。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基础薄弱时期扩大办学规模，培养一大批经济建设紧缺的短期专门技能人才;在生产力水平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调整办学结构，培养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工人。迄今为止，中职学校学生仍旧是企业一线技术生产岗位的重要承担主体，支撑着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二）应尽之责：调整中职生源结构，强化服务社会功能

美国教育家埃尔伍德·帕特森·库伯里（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将史密斯在《教育社会学导论》中的论述概括为：“教育的作用在于为更多人争取民主的机会并且能够让个体更好地为国家服务。”[4]教育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职学校的生源结构由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中毕业生及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人员组成，除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往届毕业生，还开放了农民工、退伍军人、下岗职工等社会生源的入学渠道，生源类型的多样化、招生渠道的扩宽化与入学门槛的开放化增加了有意愿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人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中等职业教育的形式推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提升全民文化与技能素养，推进教育脱贫工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利保障。中职学校绝大部分招生对象来源于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以及家庭贫困学生，中等职业教育开放招生门槛，减少招生限制，为更多非普通教育优质生源提供了继续接受教育的平台，以技能提升为重点，以素质培育为重心，重视中职学生的技能积累与人格塑造，承担起促进全民文化素养提高的社会责任。因我国义务教育尚未延伸至高中阶段，为避免学生因经济因素中止受教育进程，2009年起我国开始逐步推行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并努力实现奖助学金的“全覆盖”。中等职业教育以国家支持性政策为依托，加大财政资金供给力度，减轻贫困学生的经济负担，满足西部地区、偏远山区等欠发达地区学生的受教育需求，帮助每个学生获得向上发展的机会。开放中职学校的生源构成是推动全民技能提升、实施教育扶贫工作的有效举措。2015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除了学费减免与奖助学金等资助政策支持，中职学校还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适切就业需要的技术技能支撑，也积极面向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城乡劳动者等社会性生源群体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以分类培养的方式帮助贫困学生掌握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技能，以此脱离“绝对贫困”。中等职业教育生源特征的形成成为职业教育社会功能发挥的重要标志，在生源形态的多元化发展下，中等职业教育全面推进教育公平，加强技术技能培养，实施精准化教育脱贫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应行之事：准确把握发展阶段，服务个体异质性需求

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生物生态学模型，该模型指出人的发展会受到生物特性与外部环境的动态性交互作用，被称为“过程—个人—环境—时间”的PPCT模型（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5]。个体始终处于持续变化且日益复杂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其中，个人特征是影响发展过程与结果的动力因素，环境是包含过程、个人、时间要素在内的动态系统的嵌套结构，各时间系统不同纬度（持续性、频率、时机等）的差异[6]会影响到个人特征、过程活动及环境系统的表现形态，多元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交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发展性结果。满足个体的异质性发展诉求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学生发展的特定阶段，开发学生的技能天赋，是中等职业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是推进职业技能学习的基础阶段，中职学校是直接作用于个人的微观环境系统，在微观系统中基于个体的能力特征与人格特征有选择性地开展中等职业教育，是帮助学生奠定技能学习基础、发掘个体真实禀赋的重要选择，面对部分在初中阶段学业基础不牢、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果较差以及部分具有充沛技能学习兴趣的学生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引导其形成对职业教育的基本认知，以及对自身能力建构的多维审视，有利于促进学生主体在职业教育中找寻个体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划分维度，高中阶段学生大都处于自我认同感缺失、自我发展定位不明的角色混乱阶段，也处于能力开发、人格塑造与道德素质养成的关键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应抓住培养学生的关键时机，在特定时间阶段内向中职学生传递基础性技能知识、技术能力以及职业素养，促进中职学生建立起良好的技能基础，有利于满足中职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基本需求，帮助中职学生实现有关自我认识与自我发展的有益探索。面对中职学生开发职业技能特长、培养就业能力等异质性诉求，中等职业教育从学生的个人特征着手，以在整体环境系统中的基础性角色定位为核心，以关键时间节点为参照，为中职学生适时提供了良好的技能发展环境与氛围，帮助中职学生形成应对日益变化与复杂化发展过程的实践能力与认知能力，推进中职学生的个体发展进程。

二、困境求变：审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

在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中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发展生产力、服务社会需求、引导个人成长的使命责任，也面临着种种发展难题与挑战。教育“内卷化”的发展形势致使中等职业教育陷入认同危机，办学资源调配不足阻滞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建设进程，而囿于原有发展模式的惯性思维对变革转型动力的阻碍，则导致中等职业教育陷入“望而却步”的转型困境。

（一）认同危机：“内卷化”发展形势引发中职学历焦虑

“内卷理论”最早从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的“退行论”（involution theorie）翻译转化而来，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从文化学角度发展了康德的思想，认为当一种文化模式发展到某种形态后，它既难以稳定，也难以转变到新的形态，而是不断致使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7]，我国教育领域当前即陷入了“内卷化”发展的怪圈。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与就业形势被普遍看好，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司、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2001年对全国2084个企业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企业预期的人员结构中，工程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占企业人员总比重的65%，由此可以看出，中高级技术工人是适切企业需求的主要生产动力。然而，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1999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23万已有扩招人数的基础上再扩招33.1万人，其中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占绝大多数，直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5%，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现实需要，是缓解就业压力与改善就业形势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有效方式，但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逐步扩大，我国学生学历层次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中职学历的严重贬值与学历升值边际效益逐渐递减。

资源禀赋的有限性决定了学历层次发展的局限性，高学历人才数量的增加影响了就业岗位的招聘需求。一方面是就业间的竞争力度提升了就业岗位的学历门槛，但企业用人待遇并未提高，学历层次与就业岗位门槛的同步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教育投资的部分功能，也使得中等职业教育陷入边缘化发展困境;另一方面是学历层次的普遍提升导致就业岗位的结构性失衡，中、高职教育吸引力不足，一线生产岗位中高级技术工人供给需求紧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规模不断增加，适切性就业岗位难以匹配，学历增值的边际效益随着高学历人群的增长逐渐递减，教育不断重复向内复杂化的进程，“内卷化”效应逐渐呈现。“教育内卷化”的发展形势加深了中职学历人群的焦虑，尚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也会尽可能就读普通高中，选择中职学校的主动性意愿不强，进而造成中职学校招生人数逐年降低，甚至有专家学者就“中职存废”问题展开了讨论。综之，教育的“内卷化”引发了公众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同危机，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进一步贬值也会直接影响到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以及人才培养质量。

（二）资源桎梏：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影响办学质量提升

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与合理配置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杰弗里·菲佛（Jeffrey Pfeffer）和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Gerald R.Salancik）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必要的资源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资源需要从组织外部环境获得，组织在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互动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组织与外部环境行为的影响[8]，教育资源于各个学校组织而言亦是如此。教育资源可被看作是教育过程中所占有、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总和，是各类教育事业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