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相融：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探索

摘 要 新时代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然而当前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君子不器”的困惑，具体表现在招生难、培养难、就业难。追根溯源，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于“求道”存在着许多疑惑，比如在培养定位上是锚定应用还是趋近学术，在培养环节上是以实践为主导还是以文化为主导，在培养出路上是追求就业还是鼓励升学。以道为根，以器为本，道器相长，方能筑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文化脉络，触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技能引擎，激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时代伟力，培养出真正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能够受以重托而实现中国梦的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 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道器相融;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18-0045-06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职业教育两大目标：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1]。要如期完成这两大目标，职业教育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其中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前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存在招生难、培养难、就业难等现象，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取“道”还是取“器”的观念之争，其消解根源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机制“祛魅”，破除存在的能指困惑和所指疑惑。

一、君子不器：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困惑

子曰：“君子不器”，意思是作为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囿于一技之长。程颐对此的解释为：“君子不器，无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艺，则器也”。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一技之长，技术技能需充分对接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避免“通才”“全才”模式培养中带来的“多面涉及、无一精通”的困扰，恰是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追求“器”的最佳阐释。然而，自古以来“君子不器”观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人才培养机制存在较多困惑。

（一）招生难——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存在人才断层

“职普比例大体相当”一直是我国中职教育政策安排的核心内容，早在1983年，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中就首次明确提出“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2]。直到2019年，国家依然在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呼吁：继续坚持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安排，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根据统计，全国普职比自2016年至2020年大致保持在0.58∶0.42左右，浮动不大，而各省份之间差异较大，以我国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北京的普通高中招生占比高达70.11%，上海的普通高中招生占比为62.62%，普职招生占比相差较小的有江苏省和青海省，但依然是普通高中招生占比高于中职招生，见图1和图2。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中师”为代表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极为繁荣，由于从中师毕业即可成为拥有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避免高中三年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中师招生热度空前，通常仅招收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为当时紧缺人才的农村教育提供了大量优质教师。“中师热”直至1994年高等教育启动招生就业“并轨”改革，在大中专院校推行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后，中师逐渐式微，直至大量中等师范学校关停。如今中等职业学校“招生难”问题较为突出，大量未能考入普通高中的学生宁可转入录取分数线较低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也不愿就读中职，中职培养从招生环节就已凸显人才断层形态[3]。

以2020年的高等教育为例，见表1，普通本科毕业生人数为420余万人，普通专科毕业生人数为376万人，普通本科招生数为443万人，普通专科招生人数为 524万人，普通本科在校生人数比专科高出366万人。由此可知，普通本科的在校生规模庞大，但国家已通过政策调控手段增强了大专院校的招生规模。成人本科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也同样高于成人专科，但网络专科无论从招生、毕业还是在校生规模来看都高于网络本科。

（二）培养难——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堪忧

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难，所培养人才的质量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其难以根据专业特色开展有效的实习、实训和实践。

首先，应用型教师较少，开展实训实践指导的教师有限。目前，职业院校的理论型教师过多，而一专多能型、专业技术技能型教师不足，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全国绝大多数职业院校。民办职业院校由于入职门槛较低，吸纳大量本科毕业生作为教职工，公办大专院校为追求高校评估中的“教职工中硕博士比例”指标，提高学校排名，大量招聘非应用型人才的博硕士，这类教师理论水平较高，但缺乏在企业工作的经验，动手能力较差。部分特殊专业如烹饪与营养教育，采取从五星级大酒店外聘主厨的方式补充教师，但由于其未曾接受专业的师范教育，专业水平高而教学能力又极为有限，很难提升课堂品质。

其次，实训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不足，“三实”训练品质不佳。实训实践基地建设需要大量办学经费，但产出较低，容易造成基地空置和资源浪费。以某高职学院开设的空勤、地勤专业为例，需搭建航空飞机空乘训练舱或高铁模拟舱作为实训基地，造价极为高昂。2020年以来由疫情带来的“航空寒冬”至今未能恢复，各大航空公司大幅度裁员、降薪、停飞，此类专业的招生规模本身不大，校方更是难以预料未来的招生情况，一旦投入极有可能造成经费浪费，不进行投入则影响培养效果。再以高尔夫球专业为例，其人才培养目标是高尔夫球行业从业人员，但搭建高尔夫球场地较为困难，需要大片土地和经营执照，部分高职采用与某一线城市的高尔夫球场签订共同培养合约的形式，将学生送往球场承担球童等工作，熟悉该产业的运作流程，但同时又产生了相应的学生管理问题。企业并不能完全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学校由于距离较远难以监管，同时学生实习期间的收入问题，也容易引发法律争议。

第三，理论指导较弱，难以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职业技能上升到理论层面。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能脱离理论指导，技术技能的学习并非只专注于实际生产生活，理论能够提升技术技能的品质，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更进一步地刺激技术技能的提升。以茶叶种植与茶产业专业为例，仅仅学习茶叶种植的相关技术已不足以适应茶产业对人才能力的需要，还需要掌握土壤、光照、储存等相关知识，此外还需要增加对茶叶市场、茶叶销售的了解，这对于提高茶叶产量、提升茶叶质量、增加茶叶产值很有效果。

（三）就业难——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在何方

职业院校打出“先就业再择业”“先工作再升学”的口号，足见其对学生就业工作的重视，然而现实能否向“应用型人才面向就业”的理想靠拢依然值得考究。

首先，薪资与学历挂钩。根据美国社会学家Michael Spencer和Robert Solow所提出的筛选假设理论，学历是能够反映应聘者才能的信号，雇主可以凭借应聘者学历层次的高低、文凭价值的大小判定其能力的强弱[4]。现实中，具有大量人才储备的我国人力资源市场很难在招聘环节通过其他评价手段识别应聘者的能力，学历客观成为最佳鉴别应聘者能力的证明，学历越高则薪资水平越高。中高职毕业生在应聘时很难获得招聘方的信任，企业担忧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更倾向于选择普通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招聘后再进行职后技术技能培训。

其次，专业与产业脱节。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往往依据当地产业，关涉周边区域的产业集群。一般而言，产业发展具有周期性，然而专业的调整却相对滞后。一方面，组建专业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效益的产出却非一朝一夕，应用型专业的建设和成熟往往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面对市场和政策的调整，专业调整往往难以做到灵活应变，在现实中面临很多困境。

第三，人才与地域错位。以护理和幼师专业为例，这两个专业属于职业院校的老牌专业，招生规模大，专业建设相对成熟，培养质量高，但校方很少考虑当地是否能够吸纳如此大量的护士和幼师，毕业生也通常希望工作环境好、薪资水平高，“人才东南飞”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选择到其他发达地区就业，造成了人才流失，未能精准实现职业院校为当地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君子求道：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疑惑

在哲学范畴上，“道”是近似于真理的普遍规律和最高法则，运用于天地自然为“天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为“人道”[5]。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④。其中“天道”就是指关于天地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律与法则;所谓“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法则，以及人生修养的主要途径与方法[6]。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⑤。足以见中国哲学对于“道”的推崇和追求，不惜一切坚持探索事物的规律和法则。对于职业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其内在逻辑和育人法则一直存在不同的观念之争，主要包括培养定位、培养环节和培养出路。

（一）学术与应用——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之惑

自1999年以来，我国为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实行了扩大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政策，简称“高校扩招”政策，同时也掀起了高校办学热潮，地方纷纷组建高校，为体现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质量，地方院校以追求学术型人才培养为标杆，以学术导向为主办学。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1.6%，实现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历史性跨越。由此，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亟需通过分流来提升培养质量的呼声与日俱增，同时人才就业市场反馈：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层次较低，学术研究能力较弱，但仍坚持学术办学，所培养的人才成了“四不像”，学术能力和技术技能均较为匮乏。

自2014年以来，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在教育部的引导下，转型成为以应用技术类型为办学定位的应用型本科高校，不再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导，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2020年12月，在第七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强调，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点突破[7]。然而，鼓励部分地方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转型至今已有数年，应用型人才培养依然处于摸索阶段。职业院校还在苦苦思索如何破除就业市场、社会、学生、家长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偏见，引导社会各界对其给予更多的支持。关键在于各相关方还未厘清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国际化的要求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人才标准”需要有新的跨越和超越，要在“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的国家战略中寻找新的定位。

（二）实践与文化——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环节之惑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事实上不仅是高校，中小学校、中职学校等在地方层面也是文化符号的象征，乡村教师的“乡贤”身份更是乡村文化的缩影之一，由此，可以说学校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输出体。职业院校由于招生准入门槛较低、培养过程把控不严、教学质量较差等原因，给人“文化缺失”的社会印象，这是社会观念的误区，同样亦是职业院校的弱项所在。职业院校在培养环节往往重“技术技能”，轻“文化建设”，重“实习实践”，轻“文化传承”。应用型人才培养环节涉及实验实训环节、课堂教学环节、社会实践环节等，如何在实践中融入文化，在文化中凸显实践，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亟需解决的问题。

培养环节的“实践取向”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中重视实践课程，增加实践课程课时，延长实习时间，打造实训基地，依托实践寻找学生就业创业出路;二是在教学中注重实践，引导学生重视实践课程，引导教师成长为“双师型”教师，注重提升教师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三是在教学评价上注重实践，注重实践技能的考核考评，以评带教，以评促教。

培养环节的“文化取向”体现在两个方面：校园文化和学术文化。一是在校园“软”环境中强调文化建设。以地方转型高校为例，其文化是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基于此前的发展实践积累以及新的应用技术大学办学定位而形成的，渗透在应用型人才培养和研究活动中，为全体师生和管理人员所接受并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其兼具“学术性”“地方性”“应用性”的特征[8]。应用性是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中最为突出和特殊的性质，能够彰显其与普通本科院校、普通高级中学的差异化，其本质是一种文化创新。二是在教育教学中加强学术文化，提高职校生文化素养，增加通识文化课程的门类和学分，增加课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