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 马廷奇 陈辉摘 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也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抉择。相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职业教育层级体系还不能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体系还没有彰显职业教育应有的校企融合特色。实践中,关键是要强化人才培养的类型体系、升级人才培养的层次体系、建构人才培养的开放体系,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院校;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21-0007-06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方面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源于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研究也渐趋成为一门“显学”,受到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纷繁复杂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学术研究话语体系中,“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两大热词。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实践中既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目标,也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瓶颈和重心。那么,何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何谓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二者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有何实践关联和矛盾?本文拟在厘清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路和基本框架。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内涵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及其实践内涵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职业教育发展设定了两个阶段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即“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或者说,今后5~15年内,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强化三方面内涵:一是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二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在实践中,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基本关系。
一是高质量发展与规模数量增长的关系。近年来,职业教育大发展,尤其是高职教育大扩招,加重了人们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问题的担心。那么,职业教育数量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是否必然相悖?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发展意味着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量的增长本身就意味着发展。如果说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数量不足,或者说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供给数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数量时,就很难说职业教育是高质量的。当然,数量并不等于质量,但数量的增长也不等于质量必然得不到保障。数量与质量的一致性既取决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程度,又取决于职业教育或职业院校质量保障能力[1]。数量增长如果能够与入学标准、人才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学习方式、就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相配套、相协同,那么数量增长就不会引起质量的滑坡,或者说,质量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二是高质量发展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还与职业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从根本意义上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数量、质量、结构相统一的实践概念。从结构层面而言,职业教育结构具体包括层级结构、学科专业结构、布局结构、数量结构等。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结构性供需失衡。其一,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构性供需失衡,即职业教育更多地是学历层次教育,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没有得到彰显,更没有表现出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其二,人才培养的数量结构性供需失衡,即职业院校某些专业毕业生数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与结构变革是紧密相关的,没有职业教育结构的变革及其合理性,就谈不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是高质量发展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强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确定到底是对谁而言的高质量。宏观层面的整体性质量,即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发展动能转换,以及高端制造业发展需要的程度,是相对于当前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高质量,是人才培养供需吻合的高质量。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部分产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与量是否能够满足制造强国战略需求是衡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中观层面的校本质量,即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结构、办学特色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企业转型升级的满足度。微观层面的个体发展的质量,即满足毕业生就业和未来发展需要的程度,具体表现为毕业生就业能力、就业质量、发展潜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虽然表现形式或考察视野不同,但本质意涵相同,都体现为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及其实践内涵
所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指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教育体系。2014年6月23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概括为“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中提出,“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渠道”;“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2022年5月1日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二章提出“国家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合上述文件精神以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践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广义上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泛指职业教育内部要素及其与人力资源市场、行业企业等相关主体之间关系的开放体系,包括普职关系体系、职业教育层次结构体系、专业结构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体系、产学合作体系等;狭义上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指职业教育层次贯通、横向融通的结构体系,包括职前职后一体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化。本文所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主要是指广义层面的概念意涵。
实践中,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是职业教育要姓“职”,体现职业教育发展的类型特色,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发展定位,以及“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2021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7294所,招生488.9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35.08%;在校生1311.81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3.49%。2021年,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高校123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普通本科招生444.60万人,职业本科招生4.14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52.58万人[2]。2019-2021年连续三年高职(专科)招生人数超过本科院校招生人数,基本形成了中职与普高、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上下比例贯通、平分秋色的办学格局。但需要注意的是,“十三五”期间,全国技能劳动者的总体数量虽达到2亿人以上,但在总量、结构、培养、使用等方面,与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人才市场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技工荒”、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与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同时并存。实际上,就业市场紧缺的不是职业院校普通毕业生,而是职业院校优质毕业生,是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3个百分点[3]。
因此,破解人才市场对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数量或质量难题,必须通过强化类型定位、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实现。与普通教育相比,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途径,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作出了战略性的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来说,要将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一批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打造一批引领产教融合的标杆行业,培育一批行业领先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从微观层面来看,要切实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随着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加速融入生产过程。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同时,随着共同富裕成为国家战略,国家和全社会将更加重视提升全体人民素质、提升人力资本,人民群众对教育培训、技能学习,以及高质量职业教育有着更加旺盛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职业教育层次体系难以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层次技能人才的需求
新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科技应用领域迅速深化和扩大,芯片半导体产业、新能源产业、电力装备产业、新材料产业等,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旺盛。“十三五”期间,我国技能劳动者由1.3亿人增至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但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总量仅为26%,高技能人才仅占整体技能人才总量的28%,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70%到80%相对照,差距还相当大[4]。2016年12月,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共同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所列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到2025年人才缺口达2985.7万人,其中不仅包括研发人才,也包括技术技能型人才。但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与高端制造业发展以及制造业整体品质提升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多是专科层次,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才刚刚起步,数量占比较少,硕士和博士层次职业教育还很难摆脱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窠臼。因此,打破以往高等职业教育仅仅局限于专科层次“天花板”的束缚,推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升级就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要重点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层级结构存在的问题,其本质是相对于产业发展的需求而言的。或者说,职业教育层次体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的增加,职业教育层次上移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层次体系偏低,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产业结构变革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二是由于长期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僵化,以及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式发展模式,职业教育发展缺乏因地制宜的政策支持体系。实际上,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提升高等职业教育层级,一直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导向。2014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首次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但同时也规定“原则上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虽然是原则性规定,但由于政策缺乏变通和灵活性,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高职院校独立升格举办本科职业教育。2019年2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推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和培养模式多样化,从政策上突破了上述“原则限制”。2019年6月,教育部正式批准首批15所“职业学院”正式更名为“职业大学”,截至2021年底,先后有32所高职院校通过“升格”“转设”等方式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2021年教育部先后发布《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对规范发展本科职业院校和专业做出了具体规定;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发展目标。可以预见,在政策“规范”和发展“目标”的双重驱动下,“十四五”时期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必将走向“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