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 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以教育救国信念为出发点，来源于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他国教育经验的批判性借鉴。陆费逵主张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在学生培养上重视职业道德、职业技术、基本常识和实习实践，并对女子职业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深入挖掘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对新时代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探索育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职教地位;工匠精神;育训结合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21-0075-06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者。身处清末民国这一社会动荡与转型时代，陆费逵将强烈的爱国热忱注入到教育事业中。他致力于教育救国，在教育方针、学制年限、女子教育、教科书改革等教育问题上有着丰富的论述。职业教育思想正是陆费逵教育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主张以职业教育为强国富民之路径，呼吁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并重，在职业教育地位作用、内容对象等方面都有所阐发。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当前，学界对于陆费逵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出版思想、与中华书局的历史渊源等领域，对于陆费逵教育思想研究的主题较为分散，其中对他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的成果较少。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诸多行业对高质量技术人才需求愈发紧迫，职业教育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因此，研究陆费逵的职业教育思想不仅具有丰富中国职业教育思想史的学理价值，而且对更好地探索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借鉴意义。

一、思想渊源：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作为陆费逵教育思想的基本成分，其职业教育思想有着多方面的形成缘由：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使他认识到职业教育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而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以及他国教育经验的借鉴取舍增添了其思想的现实性与进步性。

（一）动力来源：探索教育救国路径

晚清时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与资本渗透，中国陷入了日益严重的贫弱困境之中。面对日渐衰颓的国势，严复、蔡元培等诸多有识之士踏上教育救国之路，陆费逵亦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坚定地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1]，将挽救国家危亡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之上。好的教育可以帮助民众开启智识，提升品德，强健体魄，通过民众整体素质的改变进而为国家带来新的气象。国民是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是一个国家风貌的重要标识。所以教育救国途径具有可行性的必然前提是能够对民众的生活现状与素质能力有积极的改造作用。在对教育救国路径的探索中，陆费逵敏锐地发现，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2]。通过适当的职业教育可以使人不再为生计问题忧虑，由“仓廪实”而“知礼节”，进而改良社会风俗。于是，职业教育成为陆费逵思想中教育救国逻辑的实践理路。

陆费逵对女子职业教育的关注也根源于教育救国这个出发点。他认为，今日国家的衰落，女子教育的缺失应负相当的责任，“中国衰弱之原因，其咎亦在女子无生计教育也。苟女子有生计教育，则现在可以助男子力之所不及，而将来之结果，则可培养新国民，而移风易俗而强国矣”[3]。在陆费逵看来，接受职业教育的女性不仅可以为男子诸多事业提供有益补充，从家庭教育角度来看，更有利于将未来一代培养为新型国民，由此推动社会风俗的改易乃至国家的发展。

可以看出，对教育救国信念的笃定是陆费逵教育思想阐发的源动力，同时也是教育实践的最终归宿，而职业教育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因而陆费逵成为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倡导职业教育呼声最高的教育家之一。

（二）现实考量：立足社会与教育现状

对所面临的中国社会与教育现状的清醒认识，是陆费逵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一定的教育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离社会而讲教育，失教育之本旨矣”[4]。陆费逵认为，中国社会最为主要的两大问题是国家层面的贫弱和民众层面的欠缺。于国家而言，所当忧患的是国力极度的贫弱;于不同阶层的民众而言，“下等社会虽能耐劳而知识缺乏，生活之力遂以薄弱;上等社会文弱优柔，既无耐劳之筋力，又无谋生之能力”[5]。这样的社会现实不仅于个人生存不利，也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而当时的教育不仅不能有裨于个人的生计，更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新需求，蒋梦麟对此有所批评：“新事业需要灵活之子弟，吾国教育则重循规蹈矩。新事业需思力，吾国则重记忆。新事业需要技能，吾国教育则重纸上谈兵。”[6]陆费逵通过实地考察，深入中国广袤大地去发掘社会之弊、教育之疾。如1913年12月，陆费逵游历江宁、济南、天津等地，观察到“所至之处，小学渐见发达，而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不惟不进，反有一落千丈之慨”[7]。他对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落后现状深感忧虑。这种建立在本土社会现实基础上的认识与思考，使得陆费逵更加意识到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成为催生其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比较视野：汲取他国职业教育经验

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陆费逵认为除与中国现实相适应外，还应汲取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近代以来的职业教育思想观念如其他诸多教育主张一样是“盛行于欧洲，渐推于美国，而施及东方”的舶来品[8]。民国初期，职业教育思潮随其他欧风美雨一同流入中国教育界，对别国经验的汲取成为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他以开阔的视野发现“今世各文明国，若英、若美、若法、若德、若日本，其教育皆有注重实利主义之倾向”[9]，故在中国呼吁以实利主义为教育方针。为使国人对外国的国民教育、人才教育与职业教育现状有所了解，陆费逵“搜集世界各国教育之制度，及其现在之情状，辑为一编”，编著了我国最早的专述外国教育的著作——《世界教育状况》，希冀以此为中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10]。

陆费逵对西方职业教育制度与思想并非一味吸收不加鉴别，而是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并对当时种种盲从行径进行犀利地批驳。如针对本土中学效法美国学校职业化的现象，陆费逵从中美社会与教育实际出发，分析中美职业者素质及职业学校培养方式的差异，论证了这种做法的必然失败[11]。在以“西”为“新”的社会风尚下，陆费逵对他国职业教育经验的批判性汲取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其职业教育认识更好地融通中西，成为一种兼容先进性与本土性的思想主张。

二、思想内容：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构成

作为民国成立后首先撰文提倡职业教育的教育家[12]，陆费逵的职业教育相关论述十分丰富。对职业教育地位与作用、职业教育内容以及女子职业教育方面的阐述，共同构成了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职教地位：与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并重

对提高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的呼吁是陆费逵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史上的最重要贡献。“民国成立以来，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之说盛行，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几在屏除之列”[13]。针对职业教育几乎被忽视的现状，陆费逵突破当时认识，对职业教育地位给予了足够重视。他认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当时教育所最应关注的方面。就重要性而言，陆费逵意识到职业教育对国计民生有着重要影响，“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所以使中人之资者，各尽所长，以期地无弃利，国富民裕也”[14]。通过职业教育可以让中国民众中比例最多的“中人之资者”习得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服务于将来的职业生涯，在人尽其才的前提下使得各种资源利用更充分，最终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就现实性而言，职业教育学校的匮乏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现状。“高等专门学校，寥若晨星。职业学校，更如景星庆云，亘全国不数见焉”，据陆费逵分析，各级职业学校的匮乏与中国实业的不发达共同成为当时大量中小学毕业生无法就业的重要原因[15]。如果不能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即使国民教育再普及，所培养出的仍是诸多无法谋得职业的“识字游民”，仍不能有裨于社会。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协调、不匹配，导致毕业即失业的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就可行性而言，陆费逵认为职业教育相比于普通教育，属于投资较少、见效既丰且快的教育形式。

关于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陆费逵认为应当提升到与基础教育同等重要的程度。他专门撰写《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探讨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及其地位提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他认为就国内当时的现状和需求看，相比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因其对个人、实业界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特别影响而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较之高等教育，陆费逵认为职业教育也应如基础教育一样普及，通过普及职业教育使得人人具备“生活之知识，谋生之技能”，成为不仰赖他人生存的人，实现教育“养成自立的人”的宗旨，民众更高层次的发展亦可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

陆费逵一方面在教育制度体系建构中呼吁提升职业教育地位，同时在实践构想上亦主张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发展。他在起草《中国教育会章程》时，于总纲处专门对职业教育进行提倡[16]。后来，他提出国家教育发展三阶段构想时更对职业教育普及给予了充分关注：主张第一阶段应“联合数省合设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实业教员养成所若干所”。在省级层面设立实业学校，并且注意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第二阶段应“各县均设甲、乙种实业学校”。实现甲乙两种实业学校在县级地方行政单位的普及。在办学经费上增加办理职业教育的款项，“款项当以六成办普通教育，二成办人才教育，二成办职业教育”[17]。以上认识主张与实践构想体现了陆费逵对职业教育地位提高的强烈诉求。

（二）职教内容：道德、技艺、常识、实习

1.职业道德教育

陆费逵以为，道德是人立身于社会的根本，“立身社会之上，非有高尚之道德，康健之身体，则不能得社会之信用”[18]，道德素质与身体素质同样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基本前提。在才智与品德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当“宁德胜于智”。作为一位出版家和教育家，陆费逵对于职业道德格外的重视，对于当时振兴实业风潮正劲而成功者少的现象，陆费逵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实业家精神修养的缺失。他所提出的实业家所应具备的修养中，前五项必要素质“勤俭、正直、和易、安分、进取”均为职业道德层面的要求[19]。除此之外，陆费逵曾撰文对著作家、出版家、商业家的职业道德进行专门讨论，以他自身从事的出版业为例，陆费逵将出版恶书之害比作洪水猛兽，强调刊行书籍之时“心地必须纯洁，思想必须高尚，然后才可以将最有价值的结晶品供献于世”[20]。

任何行业职业道德的缺失都会给该行业的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故而陆费逵十分注重德育在职业教育中的价值，以职业道德为职业教育中更高层次的追求，如其在倡导实利主义教育时，强调“实利主义云者，非惟实业，非惟手工图画，盖此特其形式也。其精神所在，则勤俭也，耐劳也，自立自营也”[21]。他将实利主义教育的实质从授人以谋生之道提升到对高尚职业道德的追求，并认为通过实利主义教育使受教育者个人获得自立自强、吃苦耐劳等种种优秀品质，同时以提升劳动者素质带动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

2.职业技术教育

相比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的特别之处即在于习得实用性技能，为将来从事某种专门职业作准备。故陆费逵非常重视技术学习的作用，在面向实业学校学生讲演时，他指出接受专门技术学习训练的学生当与未接受教育的人有相当之不同，应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作出更大贡献[22]。在技术学习上，陆费逵认为应当熟练掌握一门与专业直接对应的技术，通过习得一门专门技术为将来职业发展服务;同时不应该将学习范围局限在某门单一技术的掌握上，“盖同类之事，虽非己之专责，然与己之专业，未尝无直接或间接之关系。更或代理他人或迁调他职，皆非储之有素不可”[23]。换言之，除习得本门技术外，还应对相关性较强的其他同类技术有所了解，以便触类旁通，为将来的业务能力提升或职业拓展储备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