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动力基础、互构逻辑和实现路径

摘 要 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愈加紧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量，乡村振兴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延伸定向，两者存在同频共振、互构发展的关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以共同富裕为价值旨归，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价值方面的相互耦合是两者实现同频共振、互构发展的动力基础。为进一步实现两者同频共振、互构发展，在国家战略上，应制定和实施更加高效的顶层制度设计；职业院校层面，应建立和落实精准适应的帮扶长效机制；乡村生态维度，应培育和强化乡村主体的治理自觉意识；乡土文化层面，应传承和厚植优秀乡土文化的滋养底蕴。

关键词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构发展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25-0053-07

一、问题提出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1]，即要以职业教育赋能乡村人才振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发挥职业教育“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的重要价值[2]。这就意味着在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日益密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培养更多适应性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这与乡村振兴亟需壮大人才队伍的需求相匹配；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为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培养方向和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实践空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量，乡村振兴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延伸定向，两者存在同频共振、互构发展的逻辑关系，既需要内源性力量，也需要外源性力量的协同配合。

已有研究中，学界围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互构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关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涵义的界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其在动力机制、结构要素及特征、发展目标和终极实现等方面均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特征[3]，实现以服务化为内在旨趣、创新化为基本动力、开放化为科学决策的发展[4]。其二，关于两者同频共振的关系。有研究认为，两者具有相互耦合性，即终极价值趋同、经济诉求一致、文化透视归一[5]，并在人才资源、技术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存在互补性，能够实现共生发展[6]。其三，关于两者实现同频共振实现路径。有研究认为，要构建“产业聚集→教育发展→产教协同→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协同乡村振兴发展逻辑，实现“政企校”协同发展[7]；也可以通过“三域”并进与“链式”推进，形成多主体利益联结，以创新融合发展模式[8]。综上所述，目前学界从多个维度阐释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关系，但并未从动力基础、互构逻辑的角度分析两者同频共振的关系。本研究将尝试厘清这两个问题，并基于此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

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动力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体包含物质共富、精神共富以及“绿色共富”[9]。这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的价值追求。职业教育作为跨界教育，横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是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实现同频共振、互构发展的重要交叉领域。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在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方面具有相互耦合的动力基础。

（一）经济价值耦合：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促进物质共富

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相对接，能够推动产业经济结构升级。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主要目标是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因此，在乡村经济振兴的语境中，两者经济价值相耦合，均为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格局，促进物质共富。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经济结构升级。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专业群建设、人才培养定位等方面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对接，最终实现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专业群建设上与乡村产业需求相对接。随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深入推进，涉农类专业建设初具规模，能够“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10]，即推动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和产业融合。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人才培养定位与乡村产业分工需求上相对接。随着乡村产业逐步由单一的种养业向涉农二、三产业过渡延伸，参与开发农业生产过程的多方劳动主体，将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整合为一个新的产业系统[11]。在乡村产业生产结构中，劳动者类型大体包括一般农户、返乡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新型职业农民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联合“政、企、行、校”等多元主体合力构建层级递进、适应性更强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以满足乡村产业各环节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需求。

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方面：其一，乡村产业经营模式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乡村产业经济能够提高乡村资源利用率，降低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12]，能够有效避免单一的产业经济模式，促进乡村产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振兴。其二，乡村产业生产方式绿色化。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重要论断为推动乡村产业生产方式绿色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为此，各级各地农村地区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生态观光旅游、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绿色产业，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其三，乡村产业体系数字化。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强势崛起，产业体系向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先进技术研发、技术应用推广、农业农村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技术人才队伍和经验，能够推动数字乡村生产力成为产业竞争力。

（二）文化价值耦合：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精神共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乡土文化是特定区域内长时间积淀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民间形式和地方特色。其中，优秀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能够负载乡土记忆传承，而乡村振兴能够助推优秀乡土文化发展，因此，两者文化价值相契合，均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精神共富。

“文化基因”和“公益精神”传承是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的内在要求。乡土文化是振兴村落共同体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关键要素[13]，有利于村规民约和乡土文化品格的生成和发展。这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既要负载乡土文化记忆传承，也要引领乡土文化发展的实然样态。一方面，以文化基因传承带动乡土文化记忆传承。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同的个体、群体和组织都具有独特的文化气息。其中，涉农类职业教育在识别和挖掘村域特色文化中富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因子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促进特色的村落文化形态存续，进而实现乡土文化记忆传承。另一方面，以“公益精神”传承关照优秀乡土文化发展的实然样态。职业教育公益性和公利性决定其具有传承“公益精神”的职责和使命。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培养和发展乡土特色饮食、工艺和服饰等文化传承的未来力量，确保优秀乡土文化代际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关照优秀乡土文化实然样态可持续发展。

优秀乡土文化对乡村振兴塑形铸魂具有价值引领作用。优秀乡土文化能够激发乡村振兴主体内生动力。一方面，要重视优秀乡土文化在文化振兴中的价值和外延。发展优秀乡土文化旨在传承中华文明根脉，并以此树立价值标杆，筑牢乡村振兴的精神根基。村规民约是乡村文化价值的重要产物，具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能够促使村民道德情感、道德判断力的提升，实现知行合一，营造讲道德、有道德、守道德的良好乡村风尚。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村民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出的“失范”与“无序”问题。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乡土记忆逐渐模糊化，部分村民在思想意识上出现“失范”与“无序”问题，如集体观念淡化、法治意识淡薄等，导致“原有的淳朴感情逐渐淡化”[14]。职业院校通过在乡村开展艺术帮扶活动，协助“活化”传承当地特色农耕文化、乡村非遗文化，以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

（三）生态价值耦合：推动人与乡村生态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共富

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振兴乡村生态。职业教育能够为乡村生态振兴培育绿色技术人才、提供绿色技术服务等，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变量。因此，在乡村生态振兴的语境中，两者生态价值相耦合，均为推动人与乡村生态和谐共生，促进绿色共富。

培养绿色技术人才、提供绿色技术服务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要求。人才是生态振兴的关键，技术是生态振兴的手段，这两大要素的协同有利于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生态振兴同频共振、互构发展。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提供绿色技术人才。处理和应对乡村生态振兴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土地污染治理等方面的问题，要以培养绿色技术人才为突破口[15]。随着我国绿色教育政策目标的日趋优化、话语表达的日渐强烈[16]，职业院校对绿色育人结构体系、内容体系以及服务体系进行了调整优化，保障了绿色技术人才质量提升，为解决乡村生态振兴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技术人才支撑。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够确保绿色技术供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技术服务联盟、技术创新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建设中具有比较优势，能够运用绿色技术科学分析不同区位的乡村发展态势，并以此优化和重组生态农业技术、绿色农产品加工技术等，通过技术示范及推广，引导农民逐渐成为既有农业情怀、又有绿色发展理念的“田秀才”和“土专家”。

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乡村生态振兴，其实质是要以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在乡村生态振兴进程中，村民、村集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享受自然；唯有守护好乡村这个巨大的生态基地和生态屏障，才能让乡村自然生态为村民、村集体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为解决乡村生态问题提供了治理思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以及村容村貌等现实难题，需要多元主体合力共治，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立足生态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能够以绿色技术联动政府、企业、农户等主体进行综合治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共同打造一二三产业相融合的绿色农业品牌，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互转化，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何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学者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业教育质量观内涵的“教育性、价值性、整体性和历史性”[17]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并长远持久地推动职业教育水平和体系呈现动态上升、日趋完善。结合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动力基础的分析可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以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能力为重要标准，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精准把握技能人才培养定位，逐步构建一整套现代化水平更高、服务能力更强、富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对高质量、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现实需求。

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互构逻辑

基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及其与乡村振兴在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的价值耦合，可以得出两者同频共振的互构逻辑。

（一）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增量

1.职业教育政策导向性助推农村职业教育振兴

职业教育政策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为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相继出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并于2022年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业教育法》等政策和法律文件，明确指出要重视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并发挥其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新《职业教育法》指出，“国家采取措施，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各级人民政府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投入”，另外也鼓励社会相关利益主体广泛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和管理。这些规定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振兴提供了政策遵循。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调整使得农村职业教育价值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家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重点，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价值选择上侧重体现“经济建设”价值[18]。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政策愈加突出教育公平，并以农民实际发展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强弱势群体能力意识和本领意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调整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管理权限日趋明晰化。党和国家提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和管理要遵循宏观领导和简政放权并行的工作原则[19]，注重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及各部门的权限，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和管理工作，这就为农村职业教育振兴提供了更多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