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摘要：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作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立足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思索国家前途命运和毕业生就业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蒋南翔认为，应重视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教育变革与民生问题中的地位，从思想政治、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等方面提升受教育者的综合素养。其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全面性、科学性的内在特征，在职业教育对象、职业教育办学、职业教育方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教育交流等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深入挖掘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有益因子，对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职教地位;责任分工;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5）01-0089-08

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蒋南翔立足实际，从国家建设与毕业生就业两方面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从多个维度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发表了见解。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为中国现当代职业教育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当前，学界关于蒋南翔的研究集中在其高等教育思想和清华大学办学实践等领域，职业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征程中，深入挖掘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有益因子，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还对探索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思想的形成与思想主体的生活经历、教育环境、社会情况等息息相关。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促进了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萌生，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与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是其形成的关键因素。

（一）熏陶渐染：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的影响

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提出同他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关联颇深。1913年，蒋南翔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一个乡村家庭，父母以务农为生，后来与人合伙经商，家中还有100多亩田地。蒋南翔很早就养成了热爱劳动、为家分忧的习惯，由此锻炼了他处理事务、与人沟通的能力。父亲蒋焕坤幼年辍学，深知不读书的痛楚，故而坚持送蒋南翔兄弟几人入校学习，冀求他们积累知识，掌握技能，为日后立足社会、改变命运奠定基础。

1919年起，蒋南翔相继在高塍镇滆南小学、宜兴县立中学、江苏省立镇江高级中学和清华大学就读。他自幼聪慧伶俐、善于思考，学业成绩一直较为优异，还经常参与生产活动和调查活动，在接触工农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技能、历练本领。在宜兴中学读书时，他曾与同学共赴苏北棚户区实地调查，了解贫苦农民受压迫的状况。在镇江高级中学和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认为只有全体民众共同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才能使中华民族脱离水深火热的深渊。此外，蒋南翔也深刻意识到，在团结一心抵抗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同时，还要切实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工农大众的生产能力，使他们立足岗位创造财富，摆脱贫苦生活。学生时代的所闻所思，为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萌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二）动力来源：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宏愿

蒋南翔指出，教育关乎国家的命运前途，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是教育事业的内在使命。抗日战争期间，针对学校教育未能适应社会需求的弊病，蒋南翔强调学校应帮助学生掌握“为社会服务的各种实际本领”，正确的求学态度是“为抗战建国事业有所效命”。[1]解放战争时期，蒋南翔奉命赴东北开展青年工作，他鼓励学生努力提升专业能力与技术水平，为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伟大事业贡献更大力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踏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征程。蒋南翔主张教育事业应在提升从业者素养、供给技术力量等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支持，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鼓励毕业生到农村的生产岗位和技术岗位工作。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蒋南翔主持起草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要求教师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升学与劳动，让他们意识到毕业后参加劳动同样是国家需要的，也是十分光荣的。[2]改革开放后，蒋南翔任教育部部长，他认为教育事业应“尽可能地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要“与国家的经济力量相适应”。[3]为更好地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后备力量，蒋南翔把职业教育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这一时期，教育部相继发布了《全日制中等专业学校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等文件，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全国中等专业教育工作会议等系列会议，力图通过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对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热切企盼，是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主要动力。

（三）现实考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催动

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大量无法升学的毕业生因缺乏职业训练而面临就业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众多岗位又缺乏高素质的劳动力量和技术人才。“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片面强调发展普通高中，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和农业中学几近停办，加之高中学制被缩短为两年，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高校招生的增长速度。[4]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问题仍未及时解决，众多毕业生无法升学且就业困难，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

蒋南翔认为，普通中学承担着帮助毕业生升学与就业的双重任务，但许多学校仅把注意力集中在致力升学的学生上，致使需要就业的毕业生缺乏工作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青年出路的问题是就业，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对学生就业进行必要的培训与指导。即使升学率低一些，只要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也要给予学校肯定和表扬[5]。改革开放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各行各业亟需高素质的劳动力量和技术力量。因此，蒋南翔呼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为不升学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广开就业门路，真正实行择优录用”[6]。由此可见，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考量是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因素，这一思想映射出他对教育现状与社会民生的深远思考。

二、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蒋南翔关于职业教育思想的论述涵盖了职业教育地位、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对象、职业教育办学、职业教育方法等方面，体现出与时代脉搏同步的现实关照感。

（一）职业教育地位论

蒋南翔对职业教育地位的判断是在分析社会形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解放战争初期，蒋南翔对《关于改革东北解放区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中“中等教育中的比重，应该是师范教育占第一位，职业教育占第二位，普通中等教育占末位”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战争形势下，东北解放区在发展职业教育的同时，应以普通教育为主。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各类技术人才和劳动后备力量的需求与日俱增。在高等教育方面，蒋南翔主张实行多轨制，除发展重点学校外，还要关注二、三年制专科学校的发展。在中小学教育方面，由于各地经济文化水平存在差异，加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期性特征，故而应采取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方式，以便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伊始，蒋南翔将职业教育摆在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突出位置。他认为应“面向农业，面向工业，面向各种职业，进行结构改革”[7]，“使教育比较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大多数学生就业的需要”[8]。为处理好教育内部的比例关系，蒋南翔主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恢复发展农业中学、职业学校等多种形式的学校”[9]。他将“普通中学向职业学校转变，职业学校的比例要提高”[10]作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力求在扎实办好全日制普通学校的同时，有计划地将城乡大部分普通高中改为各种类型的职业中学[11]。这一时期，蒋南翔作为教育部部长，多次强调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2]，要努力办好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二）职业教育内容论

在蒋南翔看来，思想政治、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内容。政治是衡量师生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不管学习什么专业，“都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13]。鉴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蒋南翔强调要坚持“又红又专”的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劳动教育，使学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4]此外，蒋南翔还十分重视专业知识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认为专业知识是指导实践的航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以炼钢为例，为提高产量，工人们单凭劳动积极性是不够的，还要懂得许多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运用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推进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这就是为工农群众以至全国人民作了最好的服务了”[15]。

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兼具知识与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故而除积累知识外，还要加强技能教学，使学生“既具有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的操作技能，能文能武，能上能下”[16]，防止因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17]而耽误劳动后备力量的培养。蒋南翔指出，能否使学生掌握实际本领是评价一所学校的重要标准，如果毕业生走上社会后能够成为好工人、好农民、好营业员及其他岗位的好工作者，那么这些学校就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实在的贡献，应该被认为是好学校[18]。

（三）职业教育对象论

在职业教育对象方面，蒋南翔首先强调要为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提供专业教育，并改革劳动招工制度，“以职业学校、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为招收的主要对象，使职业教育与安排就业结合起来”[19]。除学生群体外，蒋南翔认为职业教育还要关照到社会人士。就已经工作的青年而言，使其在提高文化的基础上，学习技术、掌握专门业务，对提高民族智慧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20]与此同时，对其他年龄阶段的工人、农民、军人也应有文化技术的基本要求，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内行”。作为提升生产能力的先导，职工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职工教育的蓬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是不可能的”[21]，因此，蒋南翔主张通过职工学校、短期训练班等形式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和专业技能。

对盲人、聋哑人的特别关照是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的鲜明特色。在他看来，帮助盲人、聋哑人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学习生产劳动技能，是普及国民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使他们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重要条件。在教育过程中，应根据他们的特点，“逐步举办盲人、聋哑人的中等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并对有才能的盲人、聋哑人进行培养”，造就“盲人、聋哑人的专业人才”[22]。此外，蒋南翔还将职业教育与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联系起来，他对北京市部分工读学校组织学生参与农业生产、加工产品等做法十分赞赏，指出工读学校将来可以办成职业技术学校[23]，以使学生掌握建设“四化”的实际本领。

（四）职业教育办学论

如何更好地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是蒋南翔职业教育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他认为，各类学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健全管理体制，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党组织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办学过程中，蒋南翔主张抓好“小宝塔”，集中力量办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24]，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增长数量，使毕业生更好地掌握服务社会的各项技能。在办学形式上，他认为，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农）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能够加速培养“大批初级、中级以至高级的专门人才”，有助于“减轻对于全日制大、中、小学的压力”。[25]

1964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学制问题研究小组，蒋南翔当选副组长。研究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学制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中等专业教育明确定为中等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包括农业中学和初、中级技术学校，业余学校分为初、中、高三级。改革开放后，蒋南翔多次呼吁要解决好“两条腿走路”和“三种形式并举”的问题，着力办好半工（农）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和函授学校[26]，并推动教育部出台了相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