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审视与路径探索

摘要： “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是缓解教育焦虑的理性需要，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当前，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着地位边缘化、价值工具化、过程离身化、效果离散化等现实困境。消解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需要不断巩固职业启蒙教育的地位，完善职业启蒙教育长效机制;强化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理性，凸显职业启蒙教育的育人价值;深化职业启蒙教育过程，开展具身性的职业启蒙教育活动;整合职业启蒙教育效果，擘画协同推进职业启蒙教育的新图景。

关键词： “双减”政策;职业启蒙教育;育人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5）02-0064-06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发展必须与国家教育改革方向相契合。[1]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拉开了“双减”改革的序幕。“双减”政策的实施旨在扭转应试教育短视化、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推动教育回归学生发展本身。职业启蒙教育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有效载体，在“双减”改革的推动下，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然而，在肯定“双减”政策为职业启蒙教育带来新契机的同时，也必须思考职业启蒙教育在“双减”背景下面临的新挑战。本文明晰“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定位，厘清当前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并探索其优化路径，以更好地发挥职业启蒙教育的育人功能。

一、价值审视：职业启蒙教育何以必要

“双减”政策的实质是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把学生从考试和分数中“解救”出来，为每个学生提供多样化、可选择、高品质的教育。[2]“双减”背景下，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是学校顺应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职业启蒙教育对于推进教育公平、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缓解教育焦虑的理性需要

近年来，为了不让孩子脱离“普通教育”这条“正轨”，家长不断寻求校外教育培训资源。家庭教育投入成本不断增加，教育内卷愈演愈烈，全民“教育焦虑”问题越发严峻，严重偏离了素质教育的初衷。“双减”政策的出台旨在净化教育生态、整治教育乱象，使教育向“育人”回归。在“双减”背景下，职业教育应成为转变传统教育观念、疏解教育焦虑的重要推动力量，将职业教育的相关因素以职业启蒙教育的形式引入中小学的教育活动中，能够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改变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提升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二）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迫切需要

“双减”政策强调学校应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3]，注重提升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生态体系持续向好发展，校内课后延时服务逐步完善。然而，由于受到师资力量不足和实践场地匮乏等原因的限制，课后服务呈现形式单一、效率不高、学生不感兴趣等倾向。[4]在中小学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是促进职普融通发展的有效抓手，以职业启蒙教育为载体，规范学校课外活动的开展，提升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使“双减”政策下学生“多出来”的课后时间得到高效利用，进一步促进“五育”融通育全人的新格局形成。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

教育应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使学生拥有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然而，在应试教育的要求下，学校过分追求升学率，致使学生片面发展、畸形发展，成为了“单向度的人”[5-6]。“双减”政策旨在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职业启蒙教育是培养学生手脑并用能力、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品质、提升学生认知水平与思维塑造的重要途径，强调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同“双减”政策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相契合。可见，“双减”政策与职业启蒙教育在育人初心、规律遵循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可将职业启蒙教育作为助力“双减”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实践之惑：职业启蒙教育的现实困境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一些学校在职业启蒙教育方面有了更深入的尝试与探索，但就整体而言，我国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职业启蒙教育地位边缘化

我国当前还处于“双减”政策实施初期，“分数至上”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7]，考试分数被视作衡量学生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学校教育呈现智育“一枝独秀”的局面。教师与家长将目光聚焦于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职业启蒙教育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导致很多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提升考试分数才能获得教师与父母的认可，日趋沦为“苦读僧”，因而其职业生涯意识和职业生涯发展能力极度匮乏[8]。部分学校担心开展职业启蒙教育会挤占学生学科知识的学习时间，进而影响升学率[9]，因而职业启蒙教育相关课程和实践活动长期被占用，成为了可有可无的存在。总而言之，当前职业启蒙教育处在边缘地位。

（二）职业启蒙教育价值工具化

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追求工具理性的“社会潮流”导致职业启蒙教育被异化为谋生的工具，其综合育人价值难以彰显。有学者指出，职业启蒙教育并非谋生教育，而是关乎人生发展的教育，其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具备完整人格的未来建设者。[10]职业启蒙教育应不断突破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主动回应时代发展的诉求，朝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方向迈进。然而，当前部分学校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育人功能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过分关注学生职业“硬技能”的掌握程度，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层面的引导与重要品格的培养。[11]“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学生劳动的自主性，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与职业价值观，形成远大的职业理想与人生志向，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12]但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使职业启蒙教育背离了育人本真，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偏离了职业启蒙教育的初衷。

（三）职业启蒙教育过程离身化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13]目前，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仍以讲授法为主[14]，忽略了身体在职业启蒙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彰显，深陷“离身化”的困境。这种灌输式的职业启蒙教育不仅无法唤醒学生的参与意识，还会抑制学生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发展[15]，甚至容易使学生对职业启蒙教育产生排斥感，将职业启蒙教育视为一种累赘。此外，部分学校虽然开设了职业启蒙实践活动，但学生的参与仅仅停留于观察、触摸等浅层次，“做”的深度参与还不够，存在“流于表面”的现象，并不能对学生的职业观、职业精神、职业素养进行有效引导，导致学生在职业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体脑分离”的情况[16]。虽然近些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职业启蒙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但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一些学校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只是“表面功夫”，没有触及实质[17]，导致职业启蒙教育缺乏具身性。可见，“双减”背景下，设计并开展具身性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活动任重而道远。

（四）职业启蒙教育效果离散化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18]“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的应然样态是联通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教育力量，形成家校社“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从而使职业启蒙教育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统一性。学校、家庭和社会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三个场域，有效开展职业启蒙教育不能缺少家校社三方之间的沟通、联系与协调。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很多家长对考试分数过分关注而认为职业启蒙教育“无用”，有些家长甚至对学校开展的职业启蒙教育进行干预，致使学校在职业启蒙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19-20]还有部分家长存在“职业启蒙教育只是学校的任务”的认知误区，导致家庭职业启蒙教育的缺失，难以充分发挥家庭在职业启蒙教育中的基础作用。[21-22]此外，我国当前尚未构建科学化、规范化的职业启蒙教育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也在不断腐蚀着学生的职业价值观。总而言之，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分离、各行其是导致职业启蒙教育效果欠佳。

三、纾困之道：职业启蒙教育的路径探索

“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着诸多实践难题，要进一步探索优化路径，努力开创职业启蒙教育的新格局，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一）提升职业启蒙教育地位，完善职业启蒙教育长效机制

“双减”政策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满足学生多样的教育需求，使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23]因此，在“双减”背景下，我国应尽快提高职业启蒙教育的地位，推进职业启蒙教育立法工作，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建立健全系统科学的职业启蒙教育长效机制，促进职业启蒙教育提质增效。

首先，强化职业启蒙教育顶层设计，推进职业启蒙教育法制化进程。党和国家应制定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的专项法律法规，为巩固并强化职业启蒙教育的地位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各级各类教育部门应认真贯彻国家关于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意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研究适用于当地的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文件，并制定职业启蒙教育的具体实施方案，确保职业启蒙教育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其次，将职业启蒙教育置于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中逐步推进。在政府部门对职业启蒙教育作出部署与规划后，学校应及时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并制定规范的会议制度，小组成员要定期如实汇报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情况，深入剖析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并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学校各部门之间应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推动职业启蒙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建立健全职业启蒙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监督评价机制，推进职业启蒙教育规范化发展。加强持续性的监督与评价工作是推动职业启蒙教育有效实施并得以长远发展的有效路径。学校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开展的职业启蒙教育进行审查评估并生成专项分析报告，根据报告内容不断改进，逐步提升职业启蒙教育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二）强化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理性，凸显职业启蒙教育的育人价值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人的理性分为两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24]工具理性注重手段、条件、形式与程序，将技术主义作为生存目标;价值理性注重目的、理想、内容与实质，目标是实现生命意义。[25]工具理性的追求使职业启蒙教育局限为帮助学生谋生的手段和工具，导致职业启蒙教育的育人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因此，“双减”背景下，职业启蒙教育应从工具理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强化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理性，探索有生命力的职业启蒙教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

首先，职业启蒙教育应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路径。随着社会发展，职业对于个人的意义已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当前，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劳动中，新兴职业形态正在不断涌现。“双减”背景下的职业启蒙教育应具备创新性与时代性，将创造性劳动作为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工匠精神”的领悟，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可迁移能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筑牢根基。

其次，通过职业启蒙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与职业价值观。“双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改变大众“‘仰视’学科教育所代表的学术型人才与‘鄙视’职业教育所代表的技术型人才”这种认知偏见的尝试。[26]因此，“双减”背景下的职业启蒙教育应加深学生对于“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解[27]，引导学生尊重每一种职业，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职业价值观，提高社会责任感，从而激发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强大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