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举措与基本特征

作者简介：刘思雨（1998—），女，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余秀琴（1975—），女，博士，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田煜昕（1998—），女，布罗斯应用科学大学2020级学生，研究方向为纺织经济学。

基金项目：2023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第二期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基于项目驱动的产教融合人力资源提升模式”（编号：20230111119）；2023年湖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大学服务区域创新发展的路径探析”（编号：2023Z087）

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抓住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变革的重要契机，增强产业结构变革的适应性，从而构建起职业教育新生态，是各国职业教育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瑞典政府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产业转型升级对数字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采取了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及调整育人模式等举措，以期能够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基于以上分析，发现瑞典在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政府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作用突出、构建起多元协同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及注重提升校长和教师的数字素养。

关键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生态；瑞典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05-0091-06

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发展，正在从各方面重塑当前的产业结构与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数字化转型日渐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突破口。职业教育是与产业链联系最为紧密的类型教育，在受到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冲击后，把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增强产业结构变革的适应性、构建职业教育新生态，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共识性战略选择[1]。而基于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探讨德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数字化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且职业教育较为发达的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关注较少。为此，本研究以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水平位居欧盟前列的瑞典为例，系统分析其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举措与基本特征，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

一、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

（一）时代变革：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

199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兼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到，以“比特”为存在物的数字时代已经到来。[2]他将数字化定义为使用0和1两个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并指出它正在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3]，其发展将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和农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基于数据资源和信息技术衍生出的数字经济时代，以信息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网络化和全球化、智能化和自动化为核心特征，人工智能正逐渐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在金融方面，电子商务、在线支付等线上交易平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在教育方面，直播课程、电子教材等在线学习资源革新了传统的教学范式；在医疗层面，远程医疗、电子健康记录成为“求诊问药”的新途径。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连续不断的数字化浪潮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家对具备数字素养的中级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4]。而瑞典原有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和传统的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新需求。为此，瑞典政府采取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数字化变革等举措，提高劳动者的数字胜任力，以满足数字时代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从而在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

（二）数字人才：产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

瑞典拥有良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研发、通信技术及专利许可等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产权服务是瑞典出口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5]随着2018年瑞典政府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方案》（A National Strategy for AI Development and AI Utilisation），以人工智能、区块链、通信等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虽然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产业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加速技术创新，但也对从事相关产业的劳动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兴数字化产业飞速发展，亟须具备数字素养和掌握数字技能的新兴人才，但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却难以达到产业对数字技能人才的要求。究其原因在于，瑞典在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具备数字素养的师资相对欠缺，以及尚未形成学生数字技能的评价机制等现实困境，因而难以满足新兴数字化产业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给传统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传统产业从业者的数字素养较低，难以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为应对这一冲击，瑞典工业计划委员会已明确自动化和工业数字化相关产业对数字技能工人的需求，并向国家教育局通报。[6]为防止由于数字技能人才缺乏而阻碍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瑞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破解这一难题。然而，破解“数字技能人才”缺失这一困境，最关键的是依赖于教育的人才培养作用，尤其是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的职业教育。

（三）数字赋能：职业教育实现系统变革的重要契机

数字技术的发展是支撑瑞典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治理体系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尤其在课程内容、教学范式和学习方式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瑞典职业教育体系实现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契机。相较于德国、法国等欧盟其他成员国，瑞典建设职业教育体系的起步时间较晚。在1996年之前，瑞典还没有专门的高职教育。随后，瑞典政府新增高等职业教育学位，颁布助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系列法案，并成立专门负责管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工作的国家高职教育署，旨在完善以培养技能人才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为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的联系，提高数字经济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切性。2011年，瑞典政府以欧盟颁布《欧洲2020战略》（Europe 2020 Strategy）中的“智能增长、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为目标，提高了综合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阶段中职业知识和数字技能的比重。随着职业教育在瑞典社会地位的攀升，服务产业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成为瑞典职业教育的实践取向。但是，就瑞典职业教育体系而言，人才培养与技能需求不匹配、师资不足、学校组织管理任务庞杂等问题仍旧突出[7]。当前，瑞典政府以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为契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组织管理方式的革新，以期实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其一，课程内容紧随时代变革需求，新增编程技术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其二，教学范式实现颠覆性创新，远程教育、网络课程成为日常教学手段；其三，学校组织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实现系统化、网络化变革。

二、瑞典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举措

瑞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是全球数字化的领跑者。[8]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成为瑞典保持全球数字化领先地位的战略选择，职业教育与培训则是培养高素质数字技能人才的重要手段。为此，瑞典政府以培养高素质的数字技能人才为出发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即在宏观层面制定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在中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在微观层面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以此推动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教育数字化转型宏观规划

在教育领域，瑞典政府加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积极回应时代的变革需求，制定了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战略规划，并进一步细化学校系统内部的各项目标任务，为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根本保证。瑞典政府历来重视计算机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和其他数字项目就被引入学校系统，并将其视为影响学生未来工作的关键技术[9]。当前，随着数字技术席卷各产业部门，数字技能人才出现了巨大缺口，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重要性凸显。

为此，瑞典政府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进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规划。一方面，积极响应欧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号召，制定本国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规划，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欧盟为应对数字技能人才缺失的问题，制定了“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数字化教育行动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等战略规划，其中，“伊拉斯谟计划”尤其强调数字技术和数字能力的重要价值，即数字技术是对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政策实验的第一优先领域[10]。在欧盟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的指引下，瑞典政府将教育数字化纳入国家整体规划。自2010年起，先后颁布了《瑞典数字化议程2011》（A Digital Agenda for Sweden 2011）、《瑞典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2017—2022》（A National Strategy on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2017—2022）、《瑞典教育数字化国家战略2023—2027》（A National Strategy on Digitalization in Education 2023—2027）等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战略，从数字资源、数字基础设施、教学工具、教师数字素养等多维度进行整体规划，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行动框架。此外，由于数字化对传统产业造成一定冲击，瑞典政府还针对成人教育领域制定了提高工人数字胜任力的宏观规划，以解决传统产业转型后熟练数字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例如，2011年瑞典政府颁布的《瑞典智能产业战略》（Smart Industry a Strategy for New Industrialisation for Sweden）提出，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要开展数字技能培训，以提升在职员工的数字胜任力。

另一方面，针对国家数字化战略提出的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任务，国家教育局（Skolverket）聚焦于学校系统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将其进一步细化为四个维度的子目标[11]。一是提高数字化教学工具的使用频率，以改进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环境，减轻教师的教学负担，在学校内形成可持续的数字化教学系统；二是确保所有学生具备足够的数字化素养，包括增强数字化对社会影响的认知、批判使用数字技术的意识及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要提高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加强其对数字知识的了解和研究；四是强化对学校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持续性监督。总体来看，国家教育局对学校系统内部数字化转型目标的细化，为职业学校内部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优化资源配置，夯实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基础

教育资源是指“教育经济条件”，是教育过程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充足且稳定的数字教育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供给是瑞典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前提。在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宏观指导下，瑞典政府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提供数字化教育、加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投入，不断优化职业教育数字资源的配置，为其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保障。首先，政府在调研国内数字资源分布情况的基础上，依据各地实际需求，统筹配置与优化职业教育数字化资源。一方面，完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如数据网络、多媒体等数字化教学设备；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如配置功能齐全的数字化教学管理系统、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的数字教学工具。其次，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为职业学校的校长、相关领导和教师等教学管理者和实施者提供数字化教学、管理的相关课程与培训。这不仅能够提高教师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而且能够为职业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支撑。以提高职业院校校长和学校相关领导的数字化认知和组织管理能力为例，瑞典国家教育局不仅和于摩奥大学（Ume？覽 Universitet）合作开设了共计7.5个学分的教育领导和学校系统数字化课程，还通过设计Lead数字化模块，评估校长领导在学校组织层面实现数字化的可能性。[12]最后，瑞典政府和教育局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对技能人才培养的贡献，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教师数字胜任力提升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扶。例如，2020年3月，瑞典政府宣布对高等职业教育实施额外的临时投资，并推出短期课程项目[13]，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新技术、新知识更广泛、更深入发展的需要。在第一轮投资中，瑞典政府优先满足数字化和自动化领域的短期课程所需的经费。

（三）调整育人模式，重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生态

职业学校系统的内部变革是落实国家数字化战略规划的最终环节，也是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关键环节。为推进教育数字化战略的落实，瑞典政府于2019年发布了《国家教育数字化行动计划》（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Digitalisation），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以此为参照聚焦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实习实践及学生评价方面，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革新，旨在培养适应国家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