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研究

摘要：中国近代职业教育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而兴起、完善并日臻成熟，应城市发展需求而不断革新，同时亦推动城市向前进步。从洋务学堂之“制造工艺”，实业学堂之“民用经济”，到实用学堂之“社会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从自强求富变为获取生活幸福，从借鉴效仿国外到结合地情酌情兴办，现代化前沿城市天津与上海走出了各具风格的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文章以新式教育兴起之地的天津与上海为例，比较两地职业教育发展的差异之处及产生的不同作用，以探讨近代城市发展与职业教育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近代职业教育；城市职能；城市经济；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4）07-0091-06

中国社会发展至近代，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城市的发展，而城市需求的提升也促使教育发生新的变化。洋务派寄希望于学习西方军事与科学技术实现中国的自强求富；维新变法时期，职业教育由单一的军事技术领域发展到民用实业领域，《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标志着实业教育走向制度化；民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发展，职业教育从“实利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职业教育的内容与教学方法更加符合城市发展阶段的需求，着重解决学校与社会需求存在差异的问题，实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转化。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依赖于城市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双向促进，共同实现现代化发展。

一、近代城市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使上海、天津相继开埠，因战争而骤然涌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碰撞。洋务派主动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开启了两座城市的近代职业教育。天津作为洋务运动的中枢城市，成为清政府兴办近代教育的重要基地。相较北京之于天津的影响，上海受西方影响更深，使两者近代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特征，也无疑影响着两地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城市职能影响近代职业教育职能

近代的天津与上海虽同为通商口岸，但因各自特殊的地理位置，两者发挥着不同的城市职能。前者自设卫筑城起，便负有拱卫京师之军事责任，且因靠近封建统治中心，处于北京的辐射范围之内，城市发展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而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政策及资金优势，使得天津近代职业教育的军事职能与政治职能尤为凸显；而后者因距离政治中心遥远，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吸引诸多新兴民族资本主义人士及外国商人汇聚于此，成为金融及经济中心，使得上海近代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最为鲜明。

1.办学主旨对比

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为求自强，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内容以“西文”“西艺”为主，主要分为外语类、军事类及技术类。这一时期，天津作为京师羽翼、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式教育快速发展，但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军事领域，以军事和技术类学堂为主，旨在培养能够使用先进武器设备的人员。为铺设军用电报线而成立的北洋电报学堂，培养海军作战人才的北洋水师学堂，为军队培养医用人才的北洋医学堂，以及栽培新式陆军军官的北洋武备学堂，都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而上海开埠较早，对外商贸繁荣。为解决沟通不畅、不懂商贸规则的问题，广方言馆应时而生，主要设置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类课程。1864年，大英学堂成立，成为上海最早的外国语言培训班。1872至1875年间，“在《申报》上登载招生广告的上海各式外国语学校就有14所”。[1]此外，江南制造总局为制造军用武器成立翻译馆，成为译介西方制造技术的主要阵地。相比之下，上海外国语学堂成绩斐然，培养出大量翻译人才与外交人才，或成为教员，或就职于银行、交通及外交部门，毕业生有交通部技正周家义、中法实业银行周传谋、驻俄使馆三等秘书陈广平等。

天津作为军事卫城，因遭受西方的军事侵略，其萌芽期的职业教育不以解决个人谋生问题为重，而是以“安内攘外”为最终价值追求，为提高朝廷军事力量的教育宗旨及人才培养的“制夷”目的十分明显；上海作为通商巨埠，受西方经济侵入影响较深，课程类型多依中外商贸发展需求所设，初期强调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以“增进生产，开发交通”为主要宗旨。

2.发展方向对比

1895年，洋务运动失败，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急积极主张发展实业。这种“尚实”主义也渗入教育领域，不仅提倡普通教育求实，职业教育也从科学技术学堂转向实业学堂。天津学堂不再囿于洋务军事学堂，上海地区的学堂也日益细化。虽然类型愈加多样，但兴办专业各有倚重。天津学堂不再侧重军事，但因其毗邻京师，专门学堂仍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国第一所法政专科学院，分设简易科和本科，简易科“设职、绅两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2]，学习期较短，能够迅速高效地培养出法政人才；本科分政治与法律两科，政治兼学经济，法律分国际法和中国法两个专业，学期长，学习内容更加深入精进。天津受直隶总督李鸿章、袁世凯的影响，成为中国北部政治中心，法政学堂又成为入仕之途，北洋法政学堂也因此成为天津专业学堂的中流砥柱，输送出一批大有可为的法政人才。同时期上海成为全世界商战舞台的中心。为抵御商战，上海大兴商学，开发商智，带动商业学堂蓬勃发展。1905年，清政府商部将上海南洋公学改为高等实业学堂，专门教授商学；同年，金业公所创办金业公立小学堂，次年改为商业学堂，“主要招本业子弟及其他商人子弟”[3]，后增设商业各科，教授珠算、记账等科目；1906年，上海商学公会创办中等商业学堂，北京税务学堂设上海分校，私立烟膏实业学堂成立。至此，上海形成了完整的初等、中等、高等商业学校教育体系，培养出各种类型的商业人才。

维新变法开始后，天津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严复在津出版译作《天演论》，创办《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社会学，传播自己的政治见解。正是受这种新思潮的影响，天津掀起创办法政学堂的高潮，众多仁人志士企图通过接受西方政法教育实现救亡图存的志向，推动天津的政法教育急速发展，成为全国之模本。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逃离北方，来到上海，主张工商立国，倡导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得上海经济迅速发展，商科教育日臻成熟，甚至出现“弃文经商”的趋势。这些新式商人与学生成为上海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带动上海社会职业阶层的进一步细化。

（二）城市经济影响近代职业教育规格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近代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各地经济类型不同，《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令各省“酌量地方情形随时择宜兴办”[4]。在不同的产业布局与经营项目的影响之下，天津与上海的专业学堂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与多样性，而因教育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两地学堂的规模及教学组织形式也表现出差异性。

1.地方性对比

从军工企业、近代工业企业，到官督商办企业，天津逐渐形成了以机器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市雏形。近代工业的繁荣加大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带动了天津工科教育的发展。民立第一、第二、第三艺徒学堂，实习工厂，以及北洋工艺学堂陆续成立，培养出大量迎合天津工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接任高等工业学堂后，提出“以工场为工业学生试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即可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5]。这一教育理念引起工科教学方法的探讨，改变了封建教育体制内容单一、形式刻板的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天津工科教育的职业性与专业性进一步加强。1917年，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停止招收新生，并于三年后停办，只攻工科，设土木、采矿、冶金系，“所有法科经费，全部移拨用来扩充工科”[6]，工科教学设备越来越先进，如“工程材料实验室的50吨试验机、扭力试验机、测弯曲度及杨氏希数仪”[7]等，成为工科强校。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天津工科教育也开始精深科研。北洋大学设立冶金工程研究所和工程材料研究所，改变以往以经验带动教学的模式，力图以学术推动生产，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之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海一跃成为国内轻纺工业的基地。上海桑树栽培历史悠久，家庭纺织手工业兴盛，“纺织之家，瘁纤纤之女手，经伦万缕，听轧轧之缫车，灯火通宵，投梭忙碌。”[8]然开埠后，西方殖民者陆续在上海设立缫丝厂，大量机制棉纱进入本土市场，冲击着当地手工纺织业。在生产规模扩大与农民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仿照日本技术改良蚕种，一方面设立蚕业学堂培养专门纺织人才。如上海女子蚕业学堂，“注重栽桑、种桑、制种、缫丝等实验，并授普通及专门学理” [9]，预科授以国文、数学与蚕桑学等简要科目，本科授以栽桑法、蚕生理学、病理学、器械与着色等科目，还设置有养蚕、制种、考种等实习训练，力图通过教育推广蚕桑生产技术，培养出蚕业专家，产出可与洋纱相媲美的纺织品；再如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教学分为三级，“第一级专教手作针黹、织造各艺；第二级专教机器造中西衣服、手帕、毛巾、鞋袜等件；第三级专教机器绣花各艺”[10]，旨在迅速培养出纺织学堂的新型师资力量，普及织造、机器裁缝等知识，扭转上海本土纺织业的衰败局势。可见，各地经济产业的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不同要求，专业设置亦是为满足城市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职业教育随着经济向多方面扩展，也随着产业成熟而日益形成完备的教育制度体系。

2.实践性对比

在课程设置方面，上海的实业课程更加细分化，更侧重实习。如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堂，其商业学科设置与同时期的直隶保定商业学堂相比，除商品学、算学、簿记学、商法学等常设科目之外，还设有商运学之铁道航路转输法、银行学之币制及银行信用汇划诸法、财政学之圜法税务债款预算决算等。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规定，商科学生在第三学年，每星期须有3学时的商业实习[11]，从而在业务处理过程中更好地理解课堂所学。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开设有铁路、航海、电机与邮政四门实业科目，格外重视实验与实习。据1911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航海科规定“以三年为率，第四年赴招商局、轮局实习”[12]，铁路科“于暑年假时应派赴各处铁路工程处实地练习”[13]。铁路科还曾组织校外野地实习，将书本中不同的测量方法实际运用于地质测量与铁路测量，并依据记录的数据进行计算，让学生亲自绘制地质图与铁路图。虽然该学堂经费拮据，但仍建成了“铁道测量仪器室、金工厂、木工厂和电机实验室，以供学生试验、实习之用，并把实验和实习列入正课。”[14]相较而言，天津实业学堂虽也有动手操作课程，但多局限于校内。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机器科课程仅有化学实修，应用化学科仅有制造用机器实修，对实地实习的规定较少，校内教学用仪器设备与实际生产存在差异，学生所习技能也缺乏实际操练。

城市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及人才培养的规模，也就是说，实践能力的培养依赖于其相应产业的发展。近代天津虽然快速成长为华北经济中心，但其经济发展速度与包容性更强的上海相比仍有差距。上海金融业、国际贸易行业繁荣，新兴实业层出不穷，实业学堂的学生拥有更多可实习的新型工厂及部门，同时，教育注重实践的理念更易融入上海教育界，促进其实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而二十世纪初期，天津战乱频繁，天津近代工商业多次遭到战争的破坏，与其息息相关的工业学堂也因此缺乏相应的实习保障。

（三）城市文化催生近代职业教育特征

天津作为首都门户，其城市境况堪称中国近代风云变幻的缩影。自鸦片战争以来，天津多次遭受毁城之灾、割裂之痛，带有不屈不挠的城市文化品格，城市发展的各方面亦带上了“为国家而谋”的气概。而上海的海派文化兼收并蓄，以往传统的价值观影响逐步减弱，“不问出身”的社会地位观开始形成，城市发展的各方面处处透露出自我意识及个性发展。

1.社会性与主体性

观察近代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起初其政治与社会功能明显大于经济功能。为应天津海防需要，增强中国海军实力，李鸿章于1876年在东机器局创办学堂，制造水雷。天津水雷学堂课程以设计理论、研制过程、生产工艺为主，属于“以物利群”制造类专业学堂。新政期间，直隶总督袁世凯收回天津都统衙门，但以清军只能在距天津20里外驻扎为条件。为此，袁世凯创办北洋巡警学堂，培养学生组成天津巡警局，接管天津管理权。之后工科教育的发展也具有实业救国、救亡图存的意味。正是在奋勇反抗、百折不挠的城市文化影响下，天津职业教育彰显出“利群”的政治功能，或“生有利之物，如农产物，工制器是”，或“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15]。另外，天津盲女技艺教育也体现出特定的社会功能。20世纪初，林默青仿照西洋各国盲哑学校教人之法，在天津东门外育婴堂内授以盲女字学，后又授以算学与史学，使其获得生活技能，可谓中国盲哑学校之起点[16]，保障社会上有特殊需求的人群亦有平等发展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