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的基本结构与行动路径
作者: 吴仕韬 祁占勇
摘要: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建设是新时代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工程。面对国家数字化战略与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是数字化国际浪潮、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以及数字化教育对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与新使命。加快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应在遵循“数字本位、能力建设、技教融合、精准定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从筑牢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情感基调、拓宽职业院校教师数字专业知识、深化职业院校教师数字技能学习、巩固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生态屏障等方面着手培育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教师数字化能力;数字情感;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数字环境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5-0059-07
作者简介:吴仕韬(1999—),男,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政策;祁占勇(1978—),男,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与比较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比较视野下职业教育社会认同的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AJA22002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数字化是国家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数字化发展不仅需要升级改造数字化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化教育资源供给能力、进行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研制,更需要培养教师的数字化能力。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需要把握住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把数字化转型作为职业教育整体性、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培养大量具有数字化能力的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但能否培养具有数字化能力的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取决于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水平的高低,因为教师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创新性的作用。2022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在其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的战略构想,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重点,加强教师信息素养教育”作为其具体任务之一。因此,明确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的基本结构,并据此找寻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路径,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战略行动。
一、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时代诉求
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既是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国内外数字化环境的时代抉择。国际数字化环境的变革决定了职业教育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内数字化环境要求职业教育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增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一)数字化浪潮对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当今时代是数字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数字化是世界科技变革和产业升级的牵引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个体能够逃脱这场数字化潮流的席卷而另辟蹊径。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化潮流趋势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们理应抢占数字化的先机,占据数字化潮流发展制高点,在数字化博弈中创造新优势,实现中国式数字化时代。对教育而言,在数字化现代化、数字化世界、数字化未来中教育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教育数字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实在教师的思想和行动上。教育数字化让职业院校教师在“教与学”过程中,发掘自身数字化潜能,在育人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技术上做出改变。如果职业院校教师安于现状,无法做到主动提升自我,终将与数字化时代脱节,与数字化教育大相径庭,沦为时代发展的绊脚石[1]。
(二)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对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线上教学是数字化教学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突破传统线下教学的一种虚实结合的教学形式。加拿大《环球时报》将线上教学评价为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新冠疫情的反复曾使得线下教学一再受阻,线上教学使得信息化优势进一步凸显。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市场、精准对接产业,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院校育人的根本手段[2]。然而,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浪潮之下,职业教育的实践技能教学难以得到充分保证,倒逼职业教育自觉进行数字化转型。疫情时期职业教育在线教学呈现出常规化、固态化趋势,采用在线教学的方式是应对突发情况、创新教学方式的必要措施[3]。实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师数字化能力具有奠基作用。后疫情时代也是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的关键期,职业院校教师不仅需要厘清数字化能力的内核,而且需要依托线上教学全面提升自身数字化能力。
(三)数字化教育对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赋予了新使命
教育数字化战略、教师数字化转型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路径。教育数字化战略的关键在于教师数字化能力的发展。职业教育是与产业距离最近、生源类型最广的教育类型,在数字化时代受到的冲击也最大,但收益也最明显。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建设一直都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党和国家给予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建设殷切的期盼。2012年,教育部颁布《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了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发展路径,其中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和落实的重点。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了实现信息化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和全体适龄学生以及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的主要任务。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明确了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给职业院校教师的能力提升提出了新要求。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同时也要推动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2021年,教育部把上海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地区,提出要“实施信息素养提升工程,健全师生信息素养培养体系”。2022年,教育部提出“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进一步明确了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建设和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数字化大背景之下,职业院校教师既是推动教育数字化的中坚力量,又是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服务对象和受益者[4]。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的新征程上,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要着眼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着眼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求,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数字化、创新型职业教育教师队伍[5]。
二、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的基本结构
到底什么是教师数字化能力?国内外学者对教师数字化能力有不同的认识。国际培训、绩效与教学标准委员会(IBSTPI)将能力标准定义为:一整套使得个人可以按照专业标准的要求有效完成特定职业或工作职责的相关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6],而数字化能力,即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费拉里(Ferrari)、普尼(Punie)等人将教师数字化能力视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具有的批判思维和伦理道德以及借助信息技术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所具备的知识、态度、动机、价值观和个人特质等[7]。刘清堂将教师数字化能力概括为数字素养、数字化教学准备能力、数字化评估与评价能力、数字化教学管理能力、职业认知和发展能力、处理组织社会关系能力[8]。赵凌云将教师数字化能力直接指向数字化生存与适应能力、教育教学研究能力、教师专业发展终身学习能力、教育教学创新实践能力等四种能力[9]。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教师数字化能力的界定各有侧重,但归根结底都会涉及知识、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可知,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是指职业院校教师所具备的运用信息化技术进行教学、教研、反思时所涉及的数字情感、数字知识、数字技能与数字环境的心理特质。与此同时,以数字情感、数字知识、数字技能和数字环境为基础的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还涉及持续性信息化教学意向、情感适应等观测点。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一)数字情感: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结构的前提
数字情感是指教师对于数字化所具有的情感方面的认知,主要包括教师具备的持续性应用信息化教学的情感以及教师对于教育信息化的情感适应,是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的前提。教师持续性应用信息化教学的情感是教师运用数字化教学所具备的心理惯性,即教学时采用数字化教学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倾向。教师持续性教学主要受到教师数字化教学自我效能感的制约,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于自身能否完成一项行为进行的判断。一般情况下,自我效能感与行为的发生情况呈现正相关,即自我效能感越强,其行为的发生概率越高。职业院校教师对于自身是否能完成课程信息化教学的判断,直接影响到教师持续性使用信息化教学的情感,进而影响到自身数字化能力的发展。数字化教学的自我效能感可分解成众多的影响因子,其中数字化教学感知有用性、数字化教学感知易用性和数字化教学分心性是最具有代表性且稳定性强的影响因子。数字化教学感知有用性是指教师相信数字化技术对于教学过程的优化和教学难题的解决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能够使得教学结果向好的方向发展;数字化教学感知易用性是指教师认为使用数字化技术的难易程度,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认为教学技术是有用的,但所花费精力大时,其感知易用性也不高;数字化教学分心性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是否采取数字化教学行为产生犹豫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教师不能确定对于采用数字化教学方式是否会对学生专注力、课堂管理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10]。数字化教学感知有用性、数字化教学感知易用性和数字化感知分心性构成了教师是否采取数字化教学行为的价值判断,与其数字化教学行为的外显呈现出正向相关性。
教师对信息化情感适应是建立在教师具有持续性应用信息化教学情感基础上,教师对数字化的适应阶段,包括初期的浅层适应阶段、发展过程中的滞后情感适应阶段和后期的深层情感适应阶段[11]。教师的数字化情感适应水平是进行教学、教研的重要基础,是教学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处于初期适应阶段的教师,在数字化教学应用上表现为心理上感兴趣、行动上顺从和被动。这一阶段,教师运用数字化进行教学具有不稳定性,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而减少数字化教学实践行为的发生。滞后情感适应阶段,教师在情感上逐渐接受数字化,并在行动上主动学习数字化技能,在众多场合运用数字化技能。深层情感适应阶段,教师在自我判断基础上对数字化价值形成了情感认同,在行动上向数字化创新方面进军,该阶段教师对数字化情感适应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是教师数字化情感适应的形成。情感适应能够充分反映出教师对开展数字化教育教学实践本质需求的内在体验,一旦形成便能产生较大的欣慰效能心理,能够提高教师对数字化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共情感,从而促进数字化教育实践频率的提升[12]。
(二)数字知识: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结构的基础
数字知识是指教师能够运用数字化进行教育教学的背景知识,是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发展的基础。数字知识主要涉及教师所拥有的计算机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计算机经验是指职业院校教师对于办公软件、教学软件、研究软件使用的熟练程度。数字化背景下计算机经验被视为教师必备的基本知识技能,是教师进行其他数字化活动的技能基础。计算机经验将影响教师对开展教育数字化实践难易程度的认知。一般情况下,丰富的计算机经验会提高教师对于数字化教学感知易用性,进而影响其数字情感。同时,丰富的计算机知识也能促进教师在数字化领域的能力迁移,意味着教师将更容易掌握数字化教学实践所需的新的信息技术,更容易以数字化的方式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难题。
科学技术知识是指数字化时代教师通过各种途径所获取的有关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通常来讲,能力的体现需要以知识作为依托,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将通过内化对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数字化管理能力、数字化评价能力、数字化研究能力和数字化反思能力产生影响。同时,科学知识获取更是思想观念的更新,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之下,教师对于传统教育和数字化教育的界限逐渐明晰,对采取数字化开展教育实践的动机逐渐提升,最终教师的科学技术知识将以数字情感作为中介影响因素而影响到教师数字化能力。
(三)数字技能:职业院校教师数字化能力结构的核心
教师数字技能是指教师所具备的运用数字化进行教育实践的具体能力,包括数字化教学能力、管理能力、评价能力、研究能力和反思能力,数字技能是职业院校数字化能力发展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