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国际推广的机遇、挑战和实现

摘要：通过分析战略文件、相关文献与项目，论述中国职业教育在国际推广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概述其实现路径。发展机遇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推广；现实挑战上，我国职业教育缺乏专项人才标准、概念和措施体系，知名度、品牌优势亟待优化；实现路径上，应建设职业教育国际品牌，与沿线国家共建有关标准。

关键词：国际推广；职业教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6-0064-05

作者简介：李依瞳（1997—），女，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研究；赵晋（1978—），女，博士，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治理与质量保障。

基金项目：山东省部省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理论实践研究课题“各国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65）

一、 研究背景

由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稳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促进，中国的企业正在日益走向海外，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将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发展产生影响。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还存在教育体系不完善、教育质量低下等方面的问题，在技术技能的培训方面存在明显不足[1]。为配合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有必要帮助一些沿线国家培养能适应我国企业海外业务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需要努力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使其适应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学生的需要。同时，作为教育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中国职业教育也逐渐转变了角色，承担起向世界广泛传播职业教育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关键性使命。例如，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与德国进行职业教育合作，合作进程主要经历了“旅行者说—拿来主义—比较选择—本土化”四个阶段[2]。起初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多扮演“受援国”的角色，在资金、技术等领域接受德国的指导与帮助；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中国不再只是职业教育国际经验的学习者和受让方，还新添了传播者、给予方的身份。

无论是出于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还是出于对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的把握，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推广都成为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职业教育的根基越来越深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推广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性任务。

二、 发展机遇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近年来，我国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做出了一系列的综合性安排。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与中国企业和产品的“走出去”相配合，培养本土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满足企业的海外经营需求。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发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职业院校协助企业“走出去”，深化境外办学。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共建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教育行动，鼓励支持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建一批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合作、人文交流等基地，尤其指出要进一步建设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知名品牌“鲁班工坊”。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要求进一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急需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教育体系中机构、人才与师资等元素的交流；促进我国与国外优秀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应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方法包括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促进职业院校与中国企业一同“走出去”等。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20个国家不断开展合作，搭建了56个经贸合作区，以国际化的产能制造为依托，以“集群式”的方式引领中国企业“走出去”。在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未来，我国更是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更多合作协议，推动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经贸、基础设施、投资、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发展，我国的企业与人才也会跟着“一带一路”的脚步走出国门，在海外进行经济活动。在海外企业的发展方面，人才支持十分重要。海外企业的运行需要高端的装备制造专业人才，也需要负责执行的中低端技术人才，而职业教育是这些人才的主要来源。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优化社会环境，促进中国企业承担职业教育责任，形成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共同体”，即职业教育服务企业“走出去”，使职业院校、“走出去”企业、政府之间形成融合、共享的多主体人才培养系统。有关部门应当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中重新界定、明晰职业教育的职能定位，联系有关企业以了解其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并做好一系列的全面性准备，使职业院校为承担跨国境生产任务的中国企业培养技能型人才[3]。

三、 现实挑战

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已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包括培养了数以亿计的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强国的人力资源做出了突出贡献，并适应我国的产业需求，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4]。然而，中国的职业教育想要渐渐“走出去”，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发展，只有相关力量同心协力、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保持恰当的合作，才能克服困难，完成职业教育国际推广的战略目标。

（一）缺乏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标准、概念和措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走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提升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的全方位改革，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数量庞大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目前，中国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规模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不断扩张，这一趋势加速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进程，有效地满足了人民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在结构方面，我国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整体结构也在不断自我调整与优化；在效益方面，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为个人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增加了社会的人力资源储备[5]。然而，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仍然存在问题，例如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缺乏可以对外输出的高质量职业教育标准与概念等。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国际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在参与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制定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尤其是缺乏积极输出我国职业教育标准的能力。

（二）缺少职业教育的专项国际化人才

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在中国的广泛实施，许多中国企业也在扩大其国际业务，但国际化人才队伍的缺乏，成为制约中国海外企业国际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的国际人才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满足我国企业发展海外业务的需要。我国主要缺乏如下几种类型的人才：一是熟悉海外市场规则且熟练掌握海外业务流程的市场拓展人才；二是在海外工作的、熟悉项目经营方面知识的人才；三是驻外的产品售后、维护等方面的人才；四是既拥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又具备对中国职业教育深入理解的跨文化能力的人才。我国海外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仅需要同时掌握外语技能和目标地区文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管理才能、能够承担起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的技术型人才、能在生产一线做出贡献的指挥型人才。为获取更多的人才支持，企业需要建立、拓展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关系，进行校企合作，共同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人才。

（三）国际知名度和品牌优势亟待优化

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国际范围内来看，尚未成为特别值得学习的经典模式。许多国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廉价劳动力、单一市场所造就的，只有普通教育在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职业教育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6]。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理念中缺乏对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的提炼，也缺乏高度概括的典型职业教育模式和符号。世界上的先进职业教育模式，例如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职业教育体系、北美的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论等，均具有高度概括、高度典型化的特征，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代表性的范式，也增加了这些国家成功进行职业教育国际化推广的可能性[7]。

（四）缺乏对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一带一路”连接的64个国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必然遇到多种形式的挑战[8]。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发展历史与社会文化，这就需要我国的职业教育相关人员在与之合作办学时进行文化上的适应与理解。此外，在海外学习、工作的职业院校毕业生需要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在很多方面会面临异国文化的冲击，这需要毕业生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能够从容应对在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心理压力。这要求我国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职业院校学生综合能力的形成需要职业院校对学生的职业通用能力加强培养，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对于跨文化教育以及毕业生职业综合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够，这也为职业教育的“走出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四、 实现路径与未来展望

（一）实现路径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应主要遵循两条原则来推动我国的职业教育“走出去”：第一，使职业教育更充分地为我国在海外的企业服务，为其输送技术技能型人才；第二，向海外展示、推广我国特有的职业教育模式与内容，扩大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我国职业教育的对外推广可以从四个途径来开展：

1.与沿线国家共建职业教育标准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部分国家，如立陶宛、新加坡等国家的职业教育质量相对较高，体系较为完善，我国的职业院校可与其进行合作开发职业教育标准[9]。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的制定，进行学术研讨并制定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构建覆盖大部分行业的职业教学标准体系；第二，推动沿线各国政府深化合作，形成有效的中外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三方沟通机制。同时，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结合沿线国家的法律政策、经济现状、人才供需等情况，开发有中国特色、接轨对象国家产业发展的高质量双语职业教育标准，促进国家标准的互认和对接。

2.有针对性地输出职业教育人才

在职业教育人才的输出方面，不仅要考虑到人才输出的地方性原则，也要着重培养外语能力出众的复合型人才。第一，根据当地的人才需求提供技术技能人才，聚焦全球产业发展前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联合相关行业企业，建立国际技术型人才培训场所，与“走出去”企业合作开展当地员工培训，提供学徒岗位，培养熟悉国际规则的技术型人才及中国企业在国外运行所需的本地化人才。第二，积极培养职业教育与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全面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外语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商务外语教育及相关专业建设，根据国家战略布局以及企业用人需求，加大区域国别研究力度，开展小语种教育培训。

3.打造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

国际品牌是一个国家职业教育在国际上树立的旗帜，不仅具有提升本国职业教育知名度的作用，也有利于形成职业教育的品牌效应。第一，加强职业院校留学生教育与境外合作办学。依托专业优势，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在海外建设职业院校分校、鲁班工坊机构等，传播优秀职业技术技能和工匠精神，加强知华友华教育，建设我国特色的国际职业教育办学品牌。第二，推动职业教育科研的国际化，进行有关国际化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领域的研究，围绕促进国际合作和“走出去”的发展问题，加强应用对策研究，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第三，继续推进“中国制造”，形成中国品牌效应。支持“走出去”企业的投资与并购，构建中国制造的国际产业链，发挥海外企业的职能，建立实训基地以提供培训机会和岗位，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国际融合。

4.进行多元主体的跨文化教育

首先，从理念层面开始，加强跨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包括对跨文化教育的精准定位，对相关制度、政策环境的完善与创新，以及政策与资金保障[10]。有关部门也应当加强跨文化教育宣传，打造跨文化氛围，强化跨文化的观念认同[11]。其次，搭建跨文化教育平台，如职业院校与海外企业合作建立海外分校，助力海外企业的转型升级；与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建设职业教育文化融合交流中心，提升跨文化的服务能力。最后，应当优化跨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分工协作，联合开展文化与技能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提升学生的跨文化发展能力。职业学校教师也要关注对各种文化与价值观的批判学习，丰富课堂内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