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百工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摘要：墨子百工教育体现了人文性、专业性、实践性和平民性的鲜明特征，注重学生的知识水平、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人格境界的提升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其教育内容、理论、方法与实践是我国古代早期职业教育教学的成功范例，对于当今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等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

关键词：墨子；百工；职业教育；技术传承；阶层流动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3）09-0092-05

古代百工教育是工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源头。对古代百工教育进行历史性的梳理、考察与研究，是中国古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传承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墨子是我国进行百工教育理论总结与实践并取得突破性发展的第一人，其教育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对墨子百工教育的缘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墨子百工教育的历史价值，拟总结墨子百工教育的人文性、专业性、平民性与实践性等特点，并探究墨子百工教育理论与实践对当今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一、墨子百工教育形成的缘起

“百工”一词最早出现于商代的甲骨文（见《小屯南地甲骨》卷上第2525片）中，但是“百工”的释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根据商周时期史料和职官制度可知，商周时期“百工”是指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一类官员，也指冶金工、陶工、木工、皮革工、织工等手工业者群体；到春秋后期，“百工”直接作为官职名使用的情况已不常见于史料著述[1]。

先秦百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地位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自西周时期开始规定不允许工匠任意迁业，其组织相对封闭。如《国语·齐语》：“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2]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私人手工业者之后，百工对技术的传承和培养形成了父传子继的血缘世袭、民间的师徒传承与官营艺徒传习三种较为稳定的模式[3]。无论哪种模式，都是以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授受为主。关于授受的内容，从我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周礼·考工记》所记述的车舆、宫室、兵器、礼乐制器等官营手工业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可窥知一二。此时的百工教育没有相应的学派和完备的教学制度，主要是通过无组织的、零碎的、家庭的或社会的不同教育形式来实现，远没有像古代经学教育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4]。

墨子出身于平民，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墨子的许多社会思想与其作为工匠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学说主张，均源自于其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5]。墨子生活于战国初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时新兴奴隶主阶级兴起，与没落奴隶主进行的斗争日益频繁。旧的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过着骄奢贪腐的生活，无心于治理国家；新兴贵族阶层利用阶级矛盾不断挑起战争，拉拢人才，扩大自己的权势[6]。“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社会乱象成了这个时期的常态。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实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互助兼爱的社会，墨子认为教育是能够解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等问题的重要手段，并提出了要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兼士”或“贤士”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墨子尤为“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以解决当时政治经济状况变迁所带来的流弊[7]。

无论是此前父子血缘世袭、民间师徒传承，还是官营艺徒传习，百工技术传习均具有严格保护技术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在培养“兼士”的目标下，墨子百工教育完全打破了这一限制性的观念。在墨子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注重道德教育的感化引导，以自然科学知识、工种专业技术职能和思辨技能培养为主要教育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实行“强力、强行、强为”的强力主动说教法和“闻知、说知、亲知”的三知法，以使学徒高效地学习技能[8]。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没有社会阶层取向，追求人人平等的教育观念。相对于当时民间的师徒传承技术的模式来说，墨子百工教育在教育目标、内容、原则、方法上均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对于百工的培养，墨子也期望他们人人能够成为“兼士”或“贤士”，将学派的政治主张进行施展，实现“兼相爱交相利”。

二、墨子百工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墨子逐步建立起以百工教育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实现途径，并在目标、内容、方式、对象、实践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基本特征。墨子的百工教育思想与先秦时期的其他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区别，形成了独特的教育风格特点。

（一）百工教育的人文性

自古以来，人们对教育塑造人格的作用有着高度认同。《吕氏春秋》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墨家向来呈现的是一支经过严格教化的厚德载行、正义勇敢、坚韧不拔、学识渊博的队伍。

墨子对其百工徒属的教育不仅限于专业技术的授受，更着重于促进道德修养的提高、人性境界的提升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厚德载行的教化。墨子十分重视道德的建设，“德”字在《墨子》一书中出现多次，“除了以‘德’指道德品行外，还有‘德音’指天子诏令，‘德庸’指天子功德，‘德威’、‘德明’状‘以德为本’之人的尊严与贤明，‘德义’述美好的德性和符合正义的行为等” [9]。同时，墨子也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墨子·兼爱下》强调了言行的基本准则：“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耕柱》又云：“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10]“德”与“行”的结合，即是对道德品质和行为的重视，由此成为墨子徒属教育的首要标准。二是人性境界提升方面。墨子是一位情系百姓忧乐、心牵苍生疾苦的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的百工教育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最高宗旨，在教学和实践中处处体现了“重利贵用”的价值倾向。《墨子·鲁问》载：“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11]利民是衡量生产技术与产品巧拙的前提条件或重要原则，可谓有利于民的技术或物品就是精巧的，不利于民的就是拙的。再如《墨子》记载，公输般为楚国造攻城的器械云梯，造成之后，将用来攻打宋国。墨子曰：“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12]墨子批判公输般造云梯所造成的杀戮是违背了仁义的行为。三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方面。墨子深刻地指出做事不可投机取巧走捷径，而是要以实干博取声誉。如《墨子·修身》曰：“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13]

（二）百工教育的专业性

在教育方面，墨子注重分科教育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并有一套完善且科学的知识体系。墨子根据弟子的才能天赋与意愿倾向，将弟子分编为三科，即能辩者谈辩、能说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进行分类教学[14]。谭介甫先生将《墨经》内容分为名言类、数学类、力学类、光学类、认识类等十二类。通过分科分类的学习，墨子将为社会培养“兼士”或“贤士”的希望寄托于百工教育，最终实现“贤人政治”[15]。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手工业规模不断扩大，分工也越来越细。百工职业分工专业化趋势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加之交换关系的进步，手工业逐步由分工开始走向专业化[16]。仅就造车技术来看，《考工记》记载：“故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17]。造车也是一项涉及制造材料、技术、造型和装饰等方面技术的技艺，需要力学、数学、几何学、机械学等领域的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这种分科分类教学的趋势也体现在百工教育方面。在《墨子·节用中》一篇中，墨子提出轮、车、糟、匏、陶等百工要有细化的专业分工，每位工匠专攻于能发挥其才能的领域即可。为了更好地施展学徒的才能，墨子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学徒才能、个性的不同施与不同的工种教育，其分工“譬若筑墙焉，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墨子·耕柱》）。墨子认识到弟子资材不同而施以相应之教，也是他长期从事百工教育与研究的结果。

（三）百工教育的实践性

墨家是一个注重实践力行的学派，提出了“以行为本”的主张。墨子及其学徒尤为重视生产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实践中解决并检验，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也为墨子百工教育思想提供了实践方面的依据。吴霓在《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一书中曾评价墨子百工教育的历史价值，认为“对比孔门私学‘形而下之道’的学习，墨家私学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初始创立阶段填补了一个空白”。

墨子及其绝大多数徒属出身于手工业者，精于制造器械，特别是墨子所制造的用于防御战争中的器械，更是影响深远。在长期的手工实践中，墨子及其后学中的工匠理论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诸如在数学领域总结了点、线、面、体的概念，发明了十进制算法；在几何学领域，提出了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相等、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等概念；发现了物理学领域的小孔成像、杠杆原理、光线直射等定理；发明了木鸢、连弩车、赣车、籍车、行栈、长斧、长椎等机械。墨子及其后学的科学技术思想与成果是“实践出真知”的产物，而这些成果又丰富了百工教育的内容，对百工教育的认识更为深化。《墨学趣谈》指出：“墨者把‘摹略万物之然’作为认识的任务。他们从总体上把握‘万物之然’的规律，如对物质、运动、时空、有穷无穷、物质结构、实体和属性、量变和质变、统一和差异、整体和部分等的认识，就构成了墨家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从各种工匠技术经验中‘求故’‘取法’‘明理’，即认识其所以然之原因，概括出一般法则，就构成墨家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经上》和《经说上》说：‘巧传则求其故，法同则观其同’‘法取同，观巧传’。这里‘巧传’即代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故’即探求其所以然的原因，‘取法’就是从这些手工业技巧中抽取一般法则。”[18]

（四）百工教育的平民性

墨子出身于平民，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巨匠。《墨子·鲁问》中公输般与墨子的对话，明确说明了墨子工匠的身份：公输般“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墨子对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19]。由于墨子生活于社会下层，感受百工生活的疾苦，因而墨子常常为“农与工肆之人”的社会地位鸣不平。在墨子看来，百工与官吏没有地位贵贱的不同，并且应该拥有阶层流动的机会。

墨子认为无论哪个阶层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主张“有道相教”“有道者劝以相教”。墨子的施教没有任何物质条件的要求，甚至还不计报酬地送教上门。无论是“王公大人”，还是“匹夫徒步之士”都可成为墨家学派的学徒，其育人对象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春秋时期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但孔子要求学徒“自行束脩以上”（《论语·述而》），也未开设农业、手工业等劳动大众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类课程。可以说，儒家学派培养的是“君子”，重“礼”，育人对象指向的是贵族；而墨子招收平民大众，重“技”，育人对象指向的是平民。在孔墨二人的教育观念上，墨子的百工教育含有人人平等的思想，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20]。墨子所主张的教育公平、教育平等的思想是基于平民阶层的立场，体现了对农民、工匠阶层的关怀。

三、墨子百工教育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墨子百工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涉及了职业技术的各领域，教育方式具有多样性，对我国古代百工人才的培养产生了深刻影响。墨子百工教育理论与实践引入到当代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中，对于当今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课程设置要与社会经济发展、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

对于百工的培养，墨子实行系统、完善的分科分类教育，主要包括“谈辩”“说书”和“从事”的教育科目和内容，具体到百工“从事”专业又分为轮、车、糟、匏、陶、治、梓等不同类型，以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人才为目标。其中，教学的具体内容包括人文素养知识、基础学科知识、技术技能知识和生产实践等，尤为注重德技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学科知识与职业技术知识结合，完全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

墨子百工教育课程设置对于当今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一，开设高职院校人文素养教育课程，摒弃概论式教学模式，应强调文本教学和传统文化实践活动的结合，将人文素养融入学生的内心。其二，开设多元整合课程，将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若干学科综合在一起教学，淡化或打破现有的职业教育基础学科之间的界限，以更好地满足基础与专业、适应性与针对性、理论与实践、当前就业需要与终身学习提升需求等关系，从而提高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