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职业生涯思想述评

摘要：中国近代职业生涯思想非常丰富、各具特色。曾国藩、梁启超、黄炎培、陶行知、邹韬奋、胡适等人阐述其思想时，都在不经意间表达了其职业生涯思想。他们的职业生涯思想大多蕴含于职业教育思想中，其中在注重职业兴趣、个人能力、社会环境和职业选择等很多方面已接近现代职业生涯理论。

关键词：中国近代;职业生涯思想;职业教育思想;现代职业生涯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3-0091-06

鸦片战争后，形形色色的西学逐渐传入中国，与传统思想强烈碰撞结合，职业生涯思想亦是如此，是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有产物。因此，中西学参半、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资本主义杂糅成为该阶段中国思想界最主要的特点，这也是该阶段中国职业生涯思想最主要的特点。近代中国历史舞台风云变幻，各流派思想不断涌现，其景象并不亚于先秦百家争鸣时。

近代中国英才辈出，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他们在阐述其各领域思想时，也在不经意间表达了其职业生涯思想。经过系统梳理，我们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分述于如下：

一、曾国藩的职业生涯思想

曾国藩既是政治家也是道德学家，他虽崇尚儒学但又不拘泥于儒学，其为人处世之道更是被后世推崇，被称为王阳明之后又一“完人”，毛泽东主席也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从早年的不得志到晚年的位极人臣，其职业生涯可堪称完美，但他未因此骄纵，反而更克己自守。曾国藩将儒家修养功夫充分运用在自己的宦海生涯和生活中，由内及外地依次注重修心、修身、修行等“三修”：修心就是磨砺心力智力、培养道德品质、提升思想境界。为此，应做到慎独（“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1]，“慎独则心安”;不忮不求（“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2];仁爱（“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求仁则人悦” [3];敬恕（“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于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则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谨”）[4]，“主敬则身强”;谦逊（“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5];立志（“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6];诚信（“诚者，不欺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7]。修身就是注重强身健体。长期戎马生涯使他深知强健的体魄是事业和人生成功的前提，因而非常注重养生，甚至将养生作为其教子“八本”之一，即“养生以少恼怒为本”[8]。除“少恼怒”即“惩忿”外还要“窒欲”。修行即注重言谈举止和为人处世。“三修”中的修心是其重点。而在职业和人生目标上，曾国藩晚年身居高位，但在内心中却始终保持士心而淡泊名利，这是他历经多年宦海沉浮后的心得和领悟。他说：“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9]

在职业生涯教育思想上，曾国藩认为，家庭教育的地位尤为重要，其《家书》和《家训》等更被后世所传颂。在家庭教育中，曾国藩很注重对子女的生涯教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后总结道，“在继承儒家文化传统又深受近代湖湘文化精华影响的曾国藩眼里，子女职业发展规划与设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有利于让子女更好地了解环境需要和个人的实力，实现社会环境、需求、个人性格、兴趣、能力与职业选择相匹配，有利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培养开发计划，鼓励自我掌控前途和命运，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10]。在职业生涯教育上，曾国藩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后代。自他之后，其家族成为近代中国的名门望族：长子曾纪泽是著名的外交家，因出使沙俄收回伊犁而彪炳史册;次子曾纪鸿是著名的数学家，在近代数学史上与李善兰、黄宗宪等齐名;曾孙辈的曾约农、曾昭权、曾宝荪等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侄曾孙辈的曾昭抡和曾昭燏分别是著名的化学家和考古学家;玄侄孙辈的曾宪植更成为近代中国的女革命家和妇女运动家……从曾氏后人的职业生涯看少有为官者，更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这足以证明曾国藩是“耕读传家”而不是爵位荫庇子孙后代。综上所述，曾国藩可称是近代中国职业生涯教育的开蒙者。

二、洋务派的职业生涯思想

洋务派不仅是政治家更是实业家，在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外还重视实业教育，在他们的实业思想以及实业教育思想中也闪烁着职业生涯思想的火花。洋务派思想的主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期自强，因而在教育上较为注重培养实用人才。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鹊，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11]盛宣怀认为应在科举考试中“宜专设一科，为新学之进阶”（《愚斋存稿（第1卷）》）。他们两人都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在科举考试中增加选拔精通西方科技与工业人才的科目。张之洞则指出中国传统上仅“士有学”，而“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张文襄公全集（第46卷）》），强调培养农、工、商各方面实用人才的重要性。令人钦佩的是，这些洋务派人物自身大多是通过传统科举跻身仕途，但面对民族危亡却提出改革科举、增加西学取士的主张。这在当时的政界和学界都是巨大震动，其在中国人职业生涯思想上也导致了巨变：“读书→做官”是传统中国士子们理想的职业生涯发展线路，而所读之书也仅仅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其余都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歪理邪说或奇淫巧技。洋务派的上述主张则为士子们另辟了通过研习西学走上仕途的职业生涯发展新路径。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士—农—工—商”的职业选择顺序。洋务运动后国人不再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经商、办实业成为国人职业生涯发展的新路径，职业选择也日趋多元化;社会精英也不再全部聚在取士这条窄路上，而是根据各自志趣在工商业等多领域谋求人生发展。洋务派的晚期代表之一，清末状元张謇弃官创办实业之举给当时国人以极大震动，也是这种趋势最典型的表现。

三、梁启超的职业生涯思想

梁启超成名于戊戌变法中，但他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却远非限于此，他在学术和思想上学贯中西，堪称清末民初的大宗师。民国之后，他积极投身于职业教育实践，参与近代中国著名的职业教育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大力倡导职业教育;但其职业教育思想发端更早。概而言之，梁启超的职业生涯思想主要蕴于其职业教育思想中。早在公车上书之时，梁启超在其执笔的《请变通科举折》中就指出：“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12]因此必须改革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开设“兵、农、工、商、内政、外交”等具有实用性的六科。他的这些主张与洋务派上述主张在职业生涯思想上的价值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经过反思，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日趋转向人本化，提出将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和挖掘人的潜能作为要旨，即“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13]。而这些也恰是职业生涯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所要追求的。梁启超还认为职业不分贵贱。“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14]他的这种思想为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扫除了思想和观念上的禁锢。“趣味教育”是梁启超职业教育思想最具特色之处。他认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15]“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16]他还接着对职业与兴趣的关系做了四个层面的解读：“第一，因为凡一件职业，总有许多层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变化进展的状态，最为亲切有味。第二，因为每一职业之成就，离不了奋斗，一步一步地奋斗前去，从刻苦中得快乐，快乐的分量加增。第三，职业的性质常常要和同业的人比较骈进，好像赛球一般，因竞胜而得快乐。第四，专心做一职业时，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省动无限闲烦恼。”[17]梁启超意识到了兴趣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种重要作用，兴趣才成为人们据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曾国藩一样，梁启超也非常注重对子女的职业生涯教育，而这种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兴趣入手的。他善于发现、引导子女们的兴趣。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其九个子女各自成为不同领域的翘楚，演绎了不同但都同样精彩的职业人生：长女梁思顺是中国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参与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系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军官，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专家;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则是社会活动家，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四女梁思宁参加新四军投身中国革命;五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其中，梁思成和梁思永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礼则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可谓“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四、黄炎培的职业生涯思想

黄炎培是著名的职业教育家，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机构即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者和创办者。“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它从1917年5月成立以来，在几十年的实践中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8]职业生涯教育在中国肇始有两大标志：一是1916年清华大学为了指导学生进行职业规划，邀请伍朝枢、王正廷等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并让学生以填写志愿的方式作为分科依据，还设置“生涯规划”等相关辅导课程，首开近代中国职业指导之先河;二是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后于1920年成立职业指导部，在宣传西方国家职业指导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开展本土化的职业生涯教育工作。其中，后者的意义堪比世界职业生涯教育的起点，即1908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教授帕森斯在当地创办职业咨询局，开展职业咨询与指导等工作。黄炎培在近代中国较早地注意到欧美职业生涯和职业指导教育的发展，1919年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刊《教育与职业》第15期上特辟“职业指导”专号，亲自撰文从目的、内容、意义、作用和方法等方面全方位地介绍职业指导;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职业指导部和职业指导委员会后，在全国大中学校中倡导“一周职业指导运动”以帮助学生择业和就业;1927年，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近代中国首个为社会服务的职业指导机构即上海职业指导所，汇聚了邹韬奋、王志萃、秦翰才、黄竹铭等众多职业指导专家为民众提供职业指导服务。概而言之，近代中国早期的职业生涯教育活动几乎都与黄炎培不无关系。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其中也包括了职业生涯教育思想。在职业生涯教育上，他不仅是实践行动上的先行者，同时也是理论上的播火者。总体而言，黄炎培的职业生涯教育思想蕴于其“生计教育”思想中。他针对当时中国最亟待解决的民众生计问题，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19]，以实现“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20]。他认为职业教育要“为大多数劳苦民众服务”，“要推广平民教育，主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因此我们称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为“生计教育”思想。这既是职业教育的目的，也是职业生涯教育的目的;他将“谋个性之发展”置于职业教育目的之首，这既是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的原点，也是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贯彻全教育过程和全部职业生涯，以形成“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补习和再补习”的系统体系。他所说的“职业陶冶”其实就是包括职业兴趣培养等在内的职业生涯教育过程，而从其排序上看这个过程也是进行“职业指导”的必备前置环节。就此而言，他较早地意识到职业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间的前后次序关系。“人职匹配”是现代职业生涯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和观点，黄炎培也较早地意识到这点。他指出：“一个人职业和才能相当与不相当，相差很大。用经济眼光看起来：要是相当，不晓得增加多少效能;要是不相当，不晓得埋没多少人才。就个人论起来，相当，不晓得有多少快乐;不相当，不晓得有多少怨苦。” [21] 以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以上贡献，其堪称“近代中国职业生涯教育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