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职业道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在陆费逵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中，强调职业道德的必要性，即职业道德系业之成败、职业道德系国之兴衰;并指出职业道德思想的主要观点，即实业学生必以德为先、各行各业须以德为基。文章通过分析其历史继承性、行业差异性、社会功能性的职业道德思想，为职业教育的德育建设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道德;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7-0092-05

陆费逵（1886—1941），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教育家，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及《教育杂志》主编，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新论，对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出了诸多建议。尤其在职业教育方面，陆费逵主张民国教育方针应采取实利主义与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的原则，并阐述了工商界的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以及职业道德等教育思想。多数学者大多是在以上几方面对陆费逵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但对他的职业道德思想的挖掘还不够深入。职业道德是各行各业必备的基本素养，陆费逵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工作体会，将实践因素、理论因素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发表了大量关于职业道德的文章，对职业道德有着独特的见解，对当代职业教育具有借鉴作用。

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努力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的高度融合。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道德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培养高质量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以及大国工匠精神的建设。职教学生作为时代新人，只有厉行职业道德，将职业道德升华为职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之大任。因此，本文将以陆费逵的职业道德思想为分析主体，深入探索其职业道德深意，挖掘其中的当代职业道德教育价值。

一、陆费逵职业道德思想的根源

（一）时代背景的趋势所向

陆费逵生活在清朝末年与民国时期，在这个更朝迭代的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极为复杂，影响他职业道德思想的时代因素很多。

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晴时期，洋务运动倡导者兴办外语类、军事类和技术实业类的洋务学堂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同时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旨在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工程技术等多方面的实用技术专门人才，由此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战时期，帝国主义侵略者忙于一战，无暇顾及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引发了社会对工人的需求并促进了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进而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之一。面对这样的社会发展情形，社会迫切需要用职业道德来约束各行各业的行为，以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

二是职业教育自身的弊端。职业教育出现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后引入中国。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我国被迫打开国门，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社会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但由于儒家思想和经济发展落后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职业教育在我国呈现“水土不服”的状态。职业学校毕业生素质与社会所需人才素质之间存在差距，导致职业学校毕业生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当时颁布的民国教育方针，指出应该注重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育等。因此，职业教育的自身弊端使得陆费逵关注职业教育，同时也促使了其职业道德思想的形成。

（二）个人成长的实践经历

陆费逵在5岁之前跟随母亲吴氏学习，其母为李鸿章的侄女，以传统国学文化为主教导陆费逵，奠定了他的道德品行基础[1]。5岁到13岁，陆费逵阅读了四书五经、《左传》、《唐诗三百首》等传统文化的相关书籍，且到了14岁开始自学阅读古籍[2]。因此，陆费逵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熏陶，在他对职业道德的论述中，体现着对孔孟之学、黄老之道等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陆费逵17岁开始步入社会，曾办学、卖书、主笔报纸，后因经历“《楚报》案”逃往上海，在21岁时跻身书业成为出版家，上海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上海，他编写教科书、修身书等，主编《教育杂志》，发表职业教育的相关文章，逐渐在教育界享有声望，并结交了蔡元培、张元济、张謇等知名人士，影响着他对职业教育的探索。另外，他致力于探索教育、经济、文化的关系，指出出版业追求经济利益时要考虑市场价值，强调“出版家应具有社会责任，讲职业道德”[3]。他还针对各行各业的不道德现象，发表了多篇关于不同群体的职业道德的文章。

总之，无论是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需求还是陆费逵的人生实践经历，都促使陆费逵对职业道德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二、陆费逵职业道德思想的内容

（一）陆费逵论职业道德的必要性

职业道德是由修养所决定的内部约束，故修养的提升对个人的职业道德有着重要作用。陆费逵十分重视人的修养，在《修养论》一文中根据孟子的仁义论提出了修养之道，即“由义以达仁”，则通往“正路”与“安宅”[4]。他认为有修养的人能够忍耐困苦且不为外物所诱，不说空话，落于行[5]。他认为职业道德修养关系到一个人职业的成功与失败，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与衰。

1.职业道德系业之成败

在《实业家之修养》一文中，陆费逵指出，有志实业家摩肩接踵，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失败者不胜枚举，其缘故在于无实业家之修养也。他在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实业家应具备的十大素质，即勤俭、正直、和易、安分、进取、常识、技术、经验、节嗜欲、培精力[6]。这些素质关系到实业家事业的成与败，对当时人们的职业实践有着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陆费逵毕生在出版界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新论，尤其是关于出版界的职业道德方面。他在《书业商之修养》中强调了书业商的良心，用佛家“因果”举例两个做坏书的人，昧着良心赚钱，最后一个终身为残，另一个患上不治之症，二人之业必败[7]。因此，职业道德是一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自身的深诣学识与高尚思想避免一念之差误入歧途、损人利己。

2.职业道德系国之兴衰

陆费逵尤为关注著作家的职业道德修养，著作家所信行的职业道德即其秉承的宗旨。在《著作家之宗旨》中，陆费逵强调了著作家的言论举足轻重，认为著作家应秉承正确的宗旨，即“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8]。此外，他还从教育与著作的关系出发，说明了宗旨的重要性及成为合格著作家的前提条件，“教育著作无宗旨，则涣散离奇，则国民随之以弊。有宗旨而无良教育良著作家有之矣，未有无宗旨而有良教育良著作者[9]。他认为著作家关系到“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所以“我著作家之责任，顾不重欤”[10]。

综上所述，陆费逵认为高尚的职业道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与国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能提升个体本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个人修养，还能使其在择业、就业、创业中审时度势、事业有成。另一方面，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也可以救国安邦，立国兴民。

（二）陆费逵职业道德的主要观点

1.实业学生必以德为先

陆费逵主张民国教育方针当采用实利主义。他认为实利主义教育包含一切“为人之德义”，实利主义并不仅仅是指实业、手工业等，这些只是实利主义的形式而已，实利主义的精神所在是勤俭、耐劳、自立自营，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些，“则民智民德进而社会国家亦进步矣”[11]。

关于中等学生的职业道德，陆费逵认为中等学生是国家社会之中坚，其中包含了实业学生，实业学生学习一门专门技术从事实业工作，“小之为养家糊口，大之殖国家之富力”[12]。对于中等实业学生的培养，一方面，他强调德胜于智，认为道德沦丧的人，“即使学贯天人，亦毫无价值”，而“道德高尚，心身泰然，可以立身，可以求学，可以康强，可以长寿”[13]。另一方面，他提倡学生应该加深阅历，拓宽视野，增长经验，增进常识，提高涵养。

2.各行各业须以德为基

关于实业家的职业道德。“实业家果需何种素质？”陆费逵认为，“勤俭也，正直也，和易也，安分也，进取也，常识也，技术也，经验也，节嗜欲也，培精力也，殆无一可以或缺”[14]。这十大素质是他在自己的躬亲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而其中的勤俭、正直和易、安分进取不仅是陆费逵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也是他对实业家提出的职业道德层面的要求。第一，勤俭。陆费逵认为“事业成于勤劳，而毁于怠惰。生计裕于节俭，而窘于奢侈”[15]，并通过对比与举正例的方式论证了勤俭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首先，他将甲乙两人进行对比，即“甲异常勤劳，主人青睐有加”，“甲性复节俭，储蓄岁入之办以作资本”;而“乙则随队操作，监督偶疏，则偷闲而嬉”，“遂致辞退”[16]。其次，他列举了美国银行大王摩尔根等人成功的正例，即他们之所以成功，“其原因虽不一，然勤俭二字固其主因也”[17]。第二，正直和易。陆费逵认为正直和易是“立身处世之要件”。首先，他通过举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正例和我国棉丝出品的反例论证了正直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即林肯曾跋涉数里将多收妇人的钱归还，故林肯信用日增，店业大昌;相反，民国时期，我国棉丝出品加水增重失信于别国，使得“意日之丝，美印之棉”，夺走我国市场[18]。其次，他又通过对比甲乙二店的待客方式说明了和易对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即“甲店和气迎人，无论购物多少”，“接待周到”;而乙店“顾客稍事挑选，即怒形于色”，“试问购物者愿往何店乎？”[19]第三，安分进取。陆费逵认为安分与进取并不冲突，安分是进取的基础，他批评了“多目安分为无用，不尽其职而望上进，不求诸己而怨人之不我重视”的世人态度，并提出了安分之道与进取之道[20]。首先，安分之道有三点：尽职、忠诚、忍耐[21]。所谓尽职是“己所当为之事，竭尽心力为之”;所谓忠诚是“主人之事，犹如己事，不敢漫视。主人之物，犹如己物，不敢漫耗”;所谓忍耐是“艰苦安之，责难受之，待遇虽薄，冀其徐厚，事计万全，不轻进退”[22]。他认为只有安分守己，保住现有地位，才能通过努力进取大有发展。其次，进取之道亦有三点：勇气、坚忍、准备[23]。他认为只要具备“一跃而起”“一刀立断”“风雪无阻”的勇气，“寒风砭骨，不肯半途而止”的坚忍以及胜任职务的充足准备，方可成功[24]。

关于书业商的职业道德。陆费逵认为，“书业是士、工、商之结合物”[25]，书业商的人格可以最高尚最宝贵，也可以最卑鄙最龌龊。有的人可以倾尽心血做一本好书奉献于社会，惠及无数人;而有的人为了获利让诲淫诲盗的恶书残害于世。因此，他提出书业商应该具有高尚的思想和纯洁的心灵。

关于商业人才的职业道德。陆费逵认为商业人才应该具备五大资格，即“明、决、敏、平、任”[26]，并分别对其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第一，所谓“明”为明白事理，通过考察与研究明白世界之大势，本业之情形。第二，所谓“决”为看准事理，当机立断;优柔寡断则一事无成。第三，所谓“敏”为既决断矣，分清事情轻重缓急，当办之事，不可懈怠须全力以赴。第四，所谓“平”为心欲平、气欲平、生活欲平、举动欲平，不可存在侥幸心理，不可鲁莽急躁，不可奢侈，不可炫耀。第五，所谓“任”为有责任心，人人都知道要负责任，“但如或作或辍与不负责任等，其弊更为甚焉”，所以应该时时刻刻负责任[27]。因此，他认为商业者如果能做到这五点，即使不能成为大人才，但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工商界的职业道德。陆费逵是用甲乙丙三个条件来说明的，分别为基本条件、本业条件、特别条件。第一，基本条件有十点，包括有恒心、有责任心、忠实、正直、仪容整洁、有礼貌、勤、俭、互助、卫生。第二，本业条件有两点，包括胜任自己的职务、明了一切事情。第三，特别条件有五点，包括创造力、计划、判断力、思想力、指挥能力[28]。

关于店员的职业道德。陆费逵对于店员进行了定义，认为店员包括经理、职员、学徒等，他们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地位，并且要做到三点：使顾客满意;不倦且合同的工作;节俭储蓄[29]。